奥马尔·托里霍斯

在萨尔瓦多军校学习时的奥马尔·托里霍斯奥马尔·埃弗拉·托里霍斯·埃雷拉，1929年2月13日出生于巴拿马共和国贝拉瓜斯省圣地亚哥的一个农村教师家庭。托里霍斯是这个家庭12个子女中的第八个。清贫的家庭生活，乡间小镇劳动阶层朴实民风的熏陶，使他自幼对自己的人民有深刻的了解。1946年托里霍斯中学毕业后考入萨尔瓦多共和国国民军事学校，军校毕业后于1952年以少尉军衔加入巴拿马国民警卫队，1955年晋升为中尉，1956年晋升为上尉，^[1]1959年被任命为贝拉瓜斯省国民警卫队队长，奉命镇压贝拉瓜斯省的武装叛乱，托里霍斯在战斗中负了伤。但是托里霍斯在读了游击队的宣言和同起义青年谈话之后，托里霍斯感到这些青年的事业是正义的。“假如我不是身着军装的话，也会投身到他们的行列中同他们共同战斗”。他说，那次同游击队的战斗，他是受伤最重的一个也是思想感情上震动最大的一个。从那以后，他开始认识到“过去的政府是军队、寡头和坏神甫结成的联姻。寡头利用某些军人的虚荣心和名利观念把他们拉入自己的社会集团，甚至拉他们参加自己的企业；军人提供枪杆子来压制人民的声音，不让统治者受到‘暴徒’的冒犯；而神甫则为这种联姻祈福，以至被奉为座上宾，分享政权的好处”。托里霍斯说，他在那次战斗以后就下了决心：“假如有一天我能支配我国武装部队的命运，我将打破这种军队－寡头－神甫的联姻，并让军队在第二次婚礼中同祖国的最高利益结合起来”。1960年被派往美国陆军加勒比海训练中心（后更名美洲学校）学习，1965年回国，1966年晋升为中校，1968年晋升为上校。^[1]

巴拿马自独立以来，名义上是宪政民主，而实际上是寡头政治，权力掌握在少数权贵阶层手中。由于当时的新就职的总统阿努尔福·阿里亚斯·马德里宣布对国民警卫队领导层进行改组。1968年10月11日，托里霍斯率领青年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刚刚就职总统10天的阿努尔福·阿里亚斯·马德里，政变发生后，巴拿马城和其他地区一度爆发了示威或骚乱，但国民警卫队很快控制了局势。临时军政府解散了立法机构，取缔了所有政党，关闭巴拿马大学，逮捕反动政客、教师和学生，将媒体置于严密控制之下，实施严格的新闻审查。政变成功后，他被晋升为准将，任国民警卫队司令。和参谋长鲍里斯·马丁内斯掌握了实权。这次政变在巴拿马被称作“十月革命”，托里霍斯被推崇为“十月革命”的最高领袖。^[1]

托里霍斯视察国民警卫队政变成功后，托里霍斯将自己晋升为准将，任国民警卫队总司令。1969年3月，他又发动了一场政变中的政变，罢黜了鲍里斯·马丁内斯，并从此掌握了全部权力。但已身为准将的托里霍斯在巩固权力的斗争中仍面临着挑战。1969年12月，当托里霍斯在墨西哥访问时，三名上校发动政变宣布推翻了托里霍斯。托里霍斯迅速赶回国内，成功地发起了一场反政变，并就此任命文人为“临时总统”，取代了临时军政府。^[2]

为了巩固权力，托里霍斯规定自己是国民警卫队里唯一的将军，并通过高度集中的管理结构和直接、紧密的上下级关系控制着国民警卫队所有连队和军官任命。在托里霍斯将军的掌控下，国民警卫队的地位和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规模也逐步扩大并与社会中下层联系紧密，对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托里霍斯掌权后，通过民族主义诉求和民众主义方式积极争取中下层民众对军人政权的支持。工人、小农、学生，甚至共产党人都成为托里霍斯政权的权力基础。1969年底，在托里霍斯将军的支持下，“新巴拿马运动”成立。该运动试图模仿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模式，将农民、工人和其他社会阶层组织起来。但这一运动的组织结构最终并未建立起来。直到70年代末，政府才又以“民主革命党”的名义组织了自己的政党。^[2]

托里霍斯将军和普通民众从70年代初期开始，在托里霍斯将军的主持下，巴拿马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托里霍斯将军非常欣赏这一时期秘鲁和玻利维亚军政府实施的激进改革政策，并且与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了友好关系。但托里霍斯却避免与巴拿马国内的左翼政治力量建立密切关系，而是更愿意将自己视为“民众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曾经宣称，自清除了寡头之后，巴拿马人的自身价值就不再系于其出身、家族或出生地了。托里霍斯将军建立了一个由国民警卫队与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寡头政治下的弱势群体）结合的广泛联盟，形成了政府的民意基础。工人、学生以及共产党也是托里霍斯政治联盟的组成部分。其中，共产党在其他政党还处于非法状态时就以对托里霍斯的支持获得了合法地位。而学生与国民警卫队长期以来处于对立状态，这时也通过联盟联合了起来。传统上，巴拿马政治生活历来集中于城市，除西部香蕉产区农业工人外，农民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托里霍斯动员农民参与政治可以说是巴拿马政坛的一个创举。由于就业机会的扩大，中产阶级也支持托里霍斯的政治联盟。^[2]

奥马尔·埃弗拉·托里霍斯·埃雷拉1968年军事政变发生后，一些宪法条款如言论、出版、旅行自由权利被暂时中止实行，自1970年4月开始，巴拿马采取了间接选举制度，其基本原则是层层议会选举，首先由最基层的社区会议选出城市选举委员会，然后再由这个委员会在候选人中选出市长、官员和市政会议。1972年，在巴拿马城召开了由505名城市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即国会，在托里霍斯和军方的指导下，会议确认托里霍斯将军的政府首脑地位并通过一部新的宪法。新宪法扩大了政府的权力，同时赋予国家“监督土地合理分配”，以及调控经济活动的权力，规定向任何外国割让领土均属非法，给予国民警卫队特殊的政治地位，称其是主权的保证。在宪法第277条规定，托里霍斯将军为“巴拿马革命最高领袖”，并赋予托里霍斯为期6年的特别权力，包括任命政府官员和制定对外政策等等。^[2]

奥马尔·埃弗拉·托里霍斯·埃雷拉托里霍斯将军掌权之后，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大幅度提高。托里霍斯试图推行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60年代末期，巴拿马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巴拿马省和科隆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特别是制造业、建筑业、贸易、运输和通讯都集中在这一地区。政府的经济政策旨在保持这些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然后再将增长成果和资源向较为贫困的地区和阶层转移，逐步整合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托里霍斯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社会项目，20世纪70年代，政府增加了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的支出，建筑业有了较快的增长。80年代初，跨地峡输油管道和水力发电厂及相关水坝的建设也促进了建筑业的发展。同时颁布银行法，逐步建立起了巴拿马的金融体系。^[3]

托里霍斯将军视察农村托里霍斯上台之后，开始实行土地改革政策，计划在几年内向61300户家庭分配70万公顷土地，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改善农业状况。通过国营公司向农民提供援助，并组织农民进行集体生产，鼓励农民合伙经营土地或进行合作生产。政府向组织起来的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包括农业贷款、机械、种子以及技术援助等。合作农户的产量有所提高，但付出的成本过高，且农户收人未见明显增加。70年代中期以后，托里霍斯的政策从重视合作、平等转而强调效率和生产力的提高。虽然农业改革的经济效果不明显，但农民的社会状况却得到了改善。70年代巴拿马农村居民的卫生用水、排水系统、医疗条件和教育水平等都有较大改善。^[3]

70年代由于与联合果品公司在出口税问题上发生分歧，以及香蕉出口国之间的矛盾，爆发了著名的“香蕉战”。巴拿马政府威胁没收联合果品公司的种植园。1976年，美巴双方就税收和香蕉生产用地问题达成了协议。托里霍斯政府成立了管理香蕉种植园的公司，以经营土改后重新归巴拿马人控制的土地。^[3]

纪念托里霍斯将军的邮票托里霍斯掌权期间，还进行了医疗、教育改革，并实施了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计划。政府推行了一项范围广泛的医疗计划，凡就业时间达到某一标准的任何人的家庭均可享用，其中医疗服务不仅涵盖工人的配偶和子女，而且包括其父母和其他亲属。托里霍斯还在几个省城建立了医院，改变了过去仅巴拿马城才有医疗设施的历史。乡村建立了大量诊所，医学院毕业生至少要有两年时间在乡村服务。托里霍斯还注重职业和技术教育，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刻意模仿古巴的乡村教育模式，在农村地区建立了大量新的学校，学生们的课程近半是关于农业技术的，而且这些农业和其他实用技术在城市学校也要教授，甚至在私立学校也成为必修课。托里霍斯在乡村实施了大规模的道路、桥梁建设计划，在巴拿马实施了住房、办公楼建设计划。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的增加以及税制的改进为这些计划提供了部分资金。^[3]

奥马尔·埃弗拉·托里霍斯·埃雷拉1972年，巴拿马还出台了一部新的劳工法，该法的规定涉及了强制性的集体协议、工会会费的削减、劳工法庭的设立、工会范围的扩大等问题。巴拿马政府试图将全国三大工会组织纳入到一个由政府领导的统一框架之下，遭到了抵制。1976年修改了劳工法，冻结了集体谈判和增加工资条款，解除了政府定价政策。^[3]

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更为积极并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社会项目，公共部门急剧扩张，财政支出和公共债务也在迅速扩大。这一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年平均为8%，就业增长年均为3.5%。^[3]

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托里霍斯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和不限制资本汇出等政策吸引外资，特别是鼓动国际金融业在巴拿马的发展，是巴拿马成为一个地区性金融中心。巴拿马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后。通过建设新机场、会议中心、饭店及旅游胜地，旅游业也开始发展。科隆自由贸易区也逐步扩建，运输、仓储进一步改善。托里霍斯在实业生产部门也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政策。在农业部门，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合作经营措施。在工业部门，国有企业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制糖、水泥、电力等行业。托里霍斯还制定了工资和物价政策，并推行了新的劳工法。托里霍斯的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不平等状况，这一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年平均为8%，就业增长年均为3.5%。^[3]

经过两年的巩固权力的斗争，托里霍斯将军已基本控制了巴拿马局势。1971年，就运河问题谈判新约再次成为巴拿马政府议事日程上的首要问题。^[4]

托里霍斯将军在巴拿马运河区1971年6月，美巴两国就签署新的运河条约重开谈判，但近两年的时间里，谈判并未取得进展。1973年3月，在巴拿马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在巴拿马城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试图通过一项要求美国与巴拿马订立“公平合理”条约的决议，但美国以云和问题为双边问题为由行使了否决权。但巴拿马却通过此举营造了声势并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1973年年底，美国向巴拿马派出了特使，表达了促进谈判的愿望。次年年初，美国国务卿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与巴拿马外长胡安·安东尼奥·塔克达成协议，拟定了指导谈判的8项原则，以缔结一项“彻底清除两国间冲突根源的公平合理的条约”。这些原则包括承认巴拿马对运河区的主权；扩大巴拿马的经济利益；确定美国对运河控制的截止期；扩大巴拿马对运河运营和防御的参与；以及美国继续参与保卫运河的问题等。^[4]

由于水门事件发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政府无暇认真处理巴拿马运河新条约的谈判问题。1975年，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政府加快了谈判进程，但却由于无法解决谈判中的4个主要问题使谈判陷入僵局。同年9月，基辛格宣称美国必须保持在无限期的未来保卫巴拿马运河的、单方面的权利。这一讲话激起了新一轮的愤怒浪潮，数百名学生用石块袭击了美国大使馆。^[4]

1977年1月，詹姆斯·厄尔·卡特入主白宫。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从公然要求美国在运河区“持续的军事存在”，调整为“确保运河的开放和中立”来维护美国的利益。与此同时，美国还表示愿意向巴拿马提供“双边开发援助”。美国态度的变化加快了两国谈判新的运河条约的进程，1977年8月10日，双方宣布关于运河的新条约已达成一致的意见。9月7日，托里霍斯赴美国华盛顿，与卡特共同签署了巴拿马运河条约。^[4]

1977年签署的巴拿马运河条约承认了巴拿马共和国的领土主权，废除了1903年条约以及两国间所有有关运河的条约、公约、协定。新的条约将于互换批准书后6个月生效，有效期至1999年12月31日正午。根据条约规定，巴拿马以国土主人的资格与美国在条约有效期间管理运河交通以及经营、维护、改建和保卫运河的必要权利。美国将通过新成立的政府机构——巴拿马运河委员会履行其职责，巴拿马运河公司和运河区当局停止运作，巴拿马运河委员会由一个9人组成的委员会领导，其中5人为美国公民，4人为巴拿马公民。美国公民担任委员会主任，巴拿马公民担任副主任；但自1990年1月1日起，巴拿马人担任主人，美国人担任副主任。条约第5条规定，委员会的美国籍人员及其随从人员以及委员会所联系的美国承包商不得在巴拿马参与政治活动，不得干涉巴拿马内政。^[4]

美巴新条约还就过渡期和财产的移交做出了规定。巴拿马将于条约生效之日对原运河区实行全部管辖权，但美国将在为期30个月的过渡期内保留对美国公民实行美国法律的权力。在条约有效期满时，运河应在完好的状态下移交巴拿马，美国应无偿移交它对不动产的权利、产权和利益，巴拿马届时将全面负责运河的管理、运营和维护。关于运河区的保护和防卫，条约规定，美巴两国在这方面都负有责任，但在条约有效期间，美国对保护和防卫运河负首要责任。在关于条约的执行规定中，规定了美国在巴拿马驻扎、训练和调动军队的权利。为此，两国将建立一个双方人数相等的军事联合委员会，就有关问题进行协商和合作，并为采取共同措施提出政策建议。^[4]

吉米·卡特和托里霍斯巴拿马和美国还同时签订了关于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运营条约及其协议书。根据这一条约，巴拿马宣布运河作为国际通航水道保持永久中立，以保证运河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的安全，保证一律平等的向各国和平通过的船只开放。条约协定书欢迎全世界所有国家附署，以便所有签字国同意条约目标并尊重运河的中立制度。但由于条约没有关于有效期限的规定，它也成为日后争论的一个根源。^[4]

在华盛顿的签字仪式上，两国代表还签署了一系列关于条约的执行协定，包括根据条约有关条款进一步细化的运河经营和管理以及保护和防卫方面的具体规定。根据粗略的估算，原运河区领土的三分之二将于1979年回归巴拿马政府管辖，剩余的领土将作为“运河运营区域”和军事设施所在地分别由巴拿马运河委员会和美国控制，直到2000年。在签字仪式上，卡特和托里霍斯分别发表了讲话。但两人对新条约的态度有所不同。卡特总统宣布毫无保留的支持新约的签订，而托里霍斯却表示，新约的签署是巴拿马爱国者几代人长期奋斗的结果，但条约中仍有一些内容是巴拿马人民所不满意的，特别是中立条约受到许多巴拿马人的批评。^[4]

美国总统卡特和托里霍斯1977年10月，在托里霍斯的要求下，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一份谅解声明，其中大部分内容被纳入条约批准文件和中立条约的修正案中。这份谅解声明宣称，美国为保卫运河所采行动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也不能解释为美国干预巴拿马内部事务的权利。虽然这份文件对于美国的一些权利做出了澄清，但在随后巴拿马举行的公民投票中,赞成新约的只有三分之二，大大低于政府所希望的支持率。美国参议院经过长期、激烈的辩论，在附加了若干修正案、条件和保留意见以后，分别于1978年3月和4月批准了中立条约和运河条约。美国参议院对中立条约的修正包括将美巴两国舰只战时不受限制通过运河的权利解释为“优先通过”，并且附加了一项重要条件：假如运河关闭或其运营受到阻碍，美巴两国均有权利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在巴拿马共和国使用军事力量以重开运河或恢复运河经营。^[4]

美国参议院的修正案和附加条件在巴拿马激起了新一轮的民众抗议浪潮，学生屡次前往美国使馆举行示威活动。托里霍斯致信卡特总统以及115个国家的领导人表达自己的关切。但是，虽然对美国在2000年以后运河安全方面的作用抱有深深的疑虑，托里霍斯也意识到美国参议院不可能对巴拿马做出新的让步。1978年，美巴两国领导人卡特和托里霍斯在巴拿马城签署了运河条约和中立条约的批准书。托里霍斯在巴拿马的批准文件上加上了如下声明：巴拿马共和国将坚决拒绝任何国家干预其内部或外部事务的企图。批准文件于1979年6月1日生效，运河条约和中立条约于1979年10月1日生效。^[4]

托里霍斯将军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在国际上，托里霍斯积极争取国家主权的完整和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包括古巴在内的许多国家发展关系，甚至加入了不结盟运动，托里霍斯也成为少数几个见过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拉美领导人之一。托里霍斯为了在同美国的新约谈判中获取支持，积极发展与中美洲国家的关系。在尼加拉瓜革命中，托里霍斯将军曾向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提供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5]

托里霍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的这种感情也影响着周围的人。尽管他在世时囿于内外条件的限制没有来得及解决两国的邦交问题，但他一直在为发展中巴友好关系作着努力。这种努力恰如唐诗中颂扬滋润大地的春雨一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他的外交部长胡安·安东尼奥·塔克曾经说过，托里霍斯将军认为同台湾而不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外交关系是巴拿马的耻辱，一定要尽快解决同中国建交的问题。塔克说，巴拿马外交上的当务之急是确保顺利达成新运河条约，为了防止节外生枝，同中国的关系问题只能稍后考虑。托里霍斯的表兄佩雷斯博士多次表示，表达了托里霍斯本人对发展同中国关系的想法。翻翻二十几年前的笔记本，有不少这方面的的记录：^[5]

“1974年9月6日，拜访佩雷斯博士，他说，托里霍斯命令写信感谢中国购买巴拿马香蕉，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给予宝贵支持”；

“1974年11月11日，佩雷斯博士告：托里霍斯将军决定邀请中国在巴拿马举行经济贸易展览会，并下令即发邀请电”；

托里霍斯将军和卡斯特罗“1976年7月29日，佩雷斯博士说，在中苏两个未建交大国中，托里霍斯指示首先考虑同中国的问题，但是美国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巴拿马维持同中国关系的现状”。

还有，其他一些人士也先后透露了托里霍斯对中国的深情。他的哥哥、当时在外交部任职的马登告诉说，托里霍斯对中国非常好感，他已下定决心先于苏联同中国建交。托里霍斯去世后成为实权人物的诺列加――就是后来被美国抓走的那个诺列加――有个哥哥，叫路易斯，当时担任全国选举法庭首席法官。一次，路易斯透露，拉卡斯总统访问台湾的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好了，但在启程前被托里霍斯制止。托里霍斯认为，即使暂时不能同中国建交，也不能再加深同台湾的关系了。

托里霍斯本人亲自参加和直接过问的几件事，更表明他对中国一往情深。1975年4月，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巴拿马举行。4月4日举行开幕式，托里霍斯出人意料地来到展馆。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每一个展台，对一些大型机械设备更是仔细观看，并不时询问中国的经济建设情况。他在参观结束时说，“我对中国非常尊重，非常亲切，对毛主席这样的领导人非常钦佩。”他希望得到一张毛主席亲笔签名的照片留作纪念。他还对展团团长说，中国一向支持巴拿马的事业，而巴拿马至今没有同中国建交，“我感到很难为情”。1976年10月，中国杂技团在巴拿马举行首场演出，托里霍斯送了一个特大的花篮摆在舞台前面，十分引人注目，大大地提高了这次文艺活动的意义。巴拿马人说，托里霍斯参观外国展览会和给文艺演出送花篮，都是前所未见的。^[5]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的消息传到巴拿马城。当天下午，托里霍斯的新闻秘书维拉尔德立即转达了托里霍斯对毛主席逝世的哀悼，并拿出一分唁电说，“这是将军亲自口述的文本，要求念给新华社记者听，并记者们提出修改意见。他还嘱告，这分唁电一定要首先由新华社播出。”托里霍斯在唁电中说，“我一直深切地希望有幸认识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他知道如何使自己的人民享有尊严和免于饥饿。中国向人类贡献了她的一位伟人。他的遗训将与世长存。”佩雷斯博士等人不止一次说过，有朝一日访问中国是托里霍斯将军的一个美好的心愿。^[5]

20世纪70年代后期，托里霍斯将军政策的经济代价开始呈现：通货膨胀上升，就业状况恶化。同时，美巴新条约谈判一波三折。托里霍斯将军的威望开始受到影响。1977年，美巴运河新条约签署，巴拿马将于2000年收回运河主权。1977年10月，在托里霍斯将军的努力下，条约获巴拿马全民公决通过。但是，由于条约允许美国在巴拿马的继续存在，条约中的某些条款在巴拿马遭到质疑和反对。特别是在全民公决后美国参议院通过的若干修正案在巴拿马更是激起了愤怒的浪潮。为了促使美国参议院能够尽快批准条约，托里霍斯将军承诺将还政于民，军人将回到军营中去。^[6]

托里霍斯将军和巴拿马民众1978年宪法修正案是军人还政于民的第一步，10月，巴拿马政府公布了新的选举法并开放党禁，从而开始了有限的民主化进程，同时托里霍斯允许流亡在外的政治人物回国，并准备于1980年举行立法机构选举。同年，在托里霍斯将军的支持下，支持托里霍斯主义巴拿马民主革命党建立。

自1972年10月以后，托里霍斯一直以政府首脑和“巴拿马革命最高领袖”身份行使权力。1978年10月，托里霍斯辞去了政府首脑职务，但仍以国民警卫队司令的身份在政府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国民大会选举38岁的律师、前教育部长阿里斯蒂德·罗约·桑切斯为巴拿马总统，任期6年。

在1980年的立法选举中，各政党将角逐57个议席中的19席（剩余的议席由任命产生）。结果，民主革命党获得了19席中的12席，反对派联盟获得6席，由巴拿马共产党支持的候选人获得了1席。这次选举是巴拿马重建政治民主的开端。^[6]

1973年，由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国际石油价格上升、通货膨胀的加剧，国际贸易的下降直接影响了巴拿马运河的经营，巴拿马运河业务开始萎缩，农业生产开始下跌，导致巴拿马国民生产总值下降，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上升，外债负担加重，巴拿马国内的私人投资也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而下降。巴拿马社会状况开始恶化，托里霍斯蒋军建立的民众主义政治联盟的基础逐步被削弱。^[6]

托里霍斯将军的塑像面对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失去增长势头以及巴拿马与美国两国政府就巴拿马运河新条约谈判久拖不决的局面，为了鼓励投资者的信心和扩大就业。1975年以后，巴拿马政府调整了政策，实行了鼓励投资措施，修改了劳工法，冻结了集体谈判和增加工资条款，并解除了政府定价政策，同时开展了一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80年代初，政府减少了经济领域中公共部门的活动，开始鼓励外国投资并削减保护性关税。

托里霍斯将军通过调整经济政策后，巴拿马经济增长率开始回升，就业人口开始增加，社会状况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6]

1981年7月31日，托里霍斯将军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消息传来,巴拿马国内外无不为之震惊和痛惜。

托里霍斯将军的陵墓2009年，据一名退役上校出版的一本新书披露，根据美国的命令1981年巴拿马国防军领导人奥马尔·托里霍斯的代理人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准备了一次攻击杀害了托里霍斯，而不是传说的托里霍斯死于一次空难事故。

时任巴拿马国防军司令的托里霍斯将军1977年与美国前总统卡特签署了新的运河条约，规定1999年底美国将运河的主权交还巴拿马。1981年7月31日托里霍斯乘坐的一架飞机坠毁，将军身亡。埃雷拉上校是托里霍斯的堂弟和秘书，他在几天前推出的名为《地下的星星》这本书里说，他们对托里霍斯所做的是在他坐的飞机上放一个爆炸物，然后摇控引爆。托里霍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少数巴拿马人策划的一个阴谋的牺牲品，这些巴拿马人中就有诺列加，那时他刚结束在秘鲁的大使任期回国。埃雷拉要求对托里霍斯将军的死亡进行调查。^[7]

埃雷拉在书中说，华盛顿认为托里霍斯对中美洲的安全和对运河的控制是一个危险的左翼分子，他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关系很好，这与美国前总统里根对古巴的计划相抵触。托里霍斯坚定地相信社会问题应当用开放的政策去处理，容忍意识形态的对话，这胜过传统的对拉美左派的镇压。托里霍斯是1968年通过军事政变掌权的，这对华盛顿和中央情报局是一个障碍，他们要消除障碍。美国情报机构的一名特使访问了托里霍斯，要求他与华盛顿“合作”，这样他和他的孩子们不会有任何经济问题。这遭到托里霍斯将军的拒绝。托里霍斯说，“我什么也不需要，就这样告诉你的人，我是一个有自己原则的人，我不是反对你的国家，但是我不接受强加”。^[7]

埃雷拉说，华盛顿想消灭托里霍斯，因为他不接受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反对桑地诺革命政府。托里霍斯从来没有接受这一点。诺列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服务。托里霍斯死前对埃雷拉说过，他害怕诺列加，经常要求诺列加和他一起飞行，因为“诺列加有一个针对我的圈套”。托里霍斯怀疑诺列加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如果美国知道诺列加与贩毒分子有过交易，为什么奖励他那么多？在托里霍斯将军去世后，巴拿马的政权落入诺列加的手中，后来诺列加对美国人怀有敌意，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推翻了巴拿马政府，将诺列加逮捕押往美国。^[7]

托里霍斯将军的儿子马丁·托里霍斯在2004年~2009年担任巴拿马总统，托里霍斯将军的姨表兄弟佩雷斯·埃雷拉是巴拿马立法委员会委员。

托里霍斯将军和巴拿马儿童托里霍斯将军的形象一般是一身草绿军便服，一顶宽边野战帽，口中一只雪茄，腰间一把水壶，他很少穿西装，将军是中等身材，盛年时头发开始变得花白。面庞少了些许英俊却显得甚是威武。他有时发音吐字不太清楚，个别音节有些含糊，但语气总是十分坚定。他用大量时间巡视全国各地，跑遍每一个城市和村落，同工人、农民、学生广泛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将军”。^[8]

托里霍斯与巴拿马儿童托里霍斯是领袖，是斗士，更是一个普通的巴拿马人。他也常常像普通人一样宣泄自己的喜怒哀乐。他执政以后进行了一些社会经济改革，包括建立民众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土地改革、颁布新的劳工法、改革教育制度等。同时，兴建了一批蔗糖厂、水电站、自来水厂等工程，以摆脱国民经济对运河的过度依赖。对于这些政绩他自己感到很满意。1976年3月由南斯拉夫承建的巴亚诺水电站落成。这一项目对推动国家东部地区发展十分重要。托里霍斯和到访的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元帅前去剪彩。工地上一片喜庆气氛，托里霍斯情绪非常好，同周围的人聊天，而且不时说几句笑话。他亲自关闭了蓄水闸门，只见河水汩汩地翻滚着向上冒，一会儿就形成一个湖泊，而且水位不断上升。大家以为活动结束，便纷纷开始离去，谁也没想到托里霍斯竟然当着铁托元帅和各国使节、记者以及成千上万老百姓的面，脱下皮靴，跳进浑浊的水中，一头扎了进去，悠闲自在地游起泳来。这是他很高兴、得意的一次。^[8]

托里霍斯没有，也不可能使所有的人满意。有一次，一个农民喝醉了酒，跑到托里霍斯家门口骂娘。卫兵想把他赶走，被托里霍斯拦住了：“随他去吧，让他骂够了他就走了”。但是这个醉汉借酒撒疯，竟然骂个没够。结果托里霍斯忍无可忍，跑出去和他对骂起来。还有一次，是在菲利皮略糖厂落成典礼上。托里霍斯在讲话中宣布政府决定提高家庭用天然气价格。全场立即哗然，不少人吵吵嚷嚷表示不满。一个站在台前不远的人竟冲着托里霍斯大声质问：“难道这不是你的过失吗？”托里霍斯当即予以顶回；“住嘴吧，你听我说下去。”接着，他详细解释了提价的原因。讲话就这样有问有答地进行着。台下的没有因为冒犯了最高领导人而感到惴惴不安，台上的也没有因为被平头百姓当众责难而耿耿于怀。场上气氛反倒显得很活跃。^[8]

奥马尔·埃弗拉·托里霍斯·埃雷拉托里霍斯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但他使用的语言是大众化的，就是那些高深复杂的事情，经他用通俗的话一讲，连不识字的农民、工人也完全可以理解。他的许多讲话看似很平淡、浅显，但仔细回味，却富有很深的哲理。^[9]

———结束了寡头政治以后，巴拿马人就有了自己的价值，他的出身如何、他的家乡何处，都不重要。

———请在场的各友好共和国的使节们、各国记者们说吧，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容忍这种侮辱――眼看着自己的心脏上硬嵌进一面外国国旗？美洲哪个国家的人民，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够容忍在自己的领土上有一个外国总督呢？

———我们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是一个殖民地、保护国或联邦州，也决不为美国的国旗上再增添一颗星。

———宁愿献出一代人的生命，也要让子孙后代有一个自由的国家。

———现在不能进入运河，进去的后果只能是美国人留下子弹，我们留下尸体。

———巴拿马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学生要进入运河区，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镇压他们，要么走在他们队伍的前面。我是不会向自己的学生开枪的。现在还没有发明可以消灭人的思想的子弹。

———作为巴拿马的政府首脑我比任何人都想让美国人立即离开，但现实是我们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新条约对我们来说，就像鞋里有一粒砂石，走起路来会很不舒服，但是我们必须带着它走23年.。

———我所追求的是进入运河区，而不是进入历史。

奥马尔·埃弗拉·托里霍斯·埃雷拉(20)———假如我不是身着军装的话，也会投身到他们的行列中同他们共同战斗。

———假如有一天我能支配我国武装部队的命运，我将打破这种军队－寡头－神甫的联姻，并让军队在第二次婚礼中同祖国的最高利益结合起来。

———既不左，也不右，走巴拿马自己的路。

———我们既不在华盛顿下雨时打伞，也不在莫斯科下雪时穿大衣，巴拿马要寻找适合自己的药方，治我们头疼的阿司匹林。

———革命过程就向锯木头一样，有时向前，有时向后，但总地来说，是向深度发展。

———看远处的灯，不迷路；看近处的灯，不跌交。

———车子不能开得太快，太快了就容易翻车。

———我是不会死在床上的。如果有一天我倒下了，你们举起祖国的旗帜，亲吻她，然后高举着她继续前进。^[9]

托里霍斯将军的雕像托里霍斯是一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主义者。他为巴拿马的独立和富强苦苦地寻求探索，他与美国签订的巴拿马运河条约，恢复了巴拿马的民族尊严，也给巴拿马经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他是拉丁美洲新一代政治家的代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