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族文化

畲族文化门第观念是土族制度的产物。唐末士族退出历史舞台，但士族重门第的观念却顽固的保存下来，长期支配着人们的思想，特别是支配着官宦士大夫阶层的思想。^[1]

在客家先民中，这部分人有文化，有社会地位，他们的思想观念很自然地成为客家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观念，以此之故，门第观念在客家社会特别盛行，主要表现在以郡望自矜和攀附官宦权贵为祖宗两个方面。以生氏源流而论，本来每一个姓氏都有多种来源，像刘氏，有彭城刘、中山刘，还有虏姓的洛阳刘;像谢氏，有陈郡谢、会稽谢，还有西南蛮姓之谢;李氏则有陇西李和赵郡李两大系，还有虏姓契丹之李;其他各姓率多如此。但出现在客家族谱和堂号上的，却几乎一律是著名望族之陇西李、范阳卢、太原王、陈郡谢、荣阳郑、颖川陈、彭城刘、天水赵、江夏黄，如此等等。^[1]

土著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与汉族不同，本来并没有类似于汉族的门第观念，特别不会有汉族的郡望和汉族的官职。但与客家人错居杂处久了，受到客家门第观念的熏染，竟然视自己不是出自显贵郡望、祖上没有任过汉族官职为丢脸，甚至以自己的土著出身为羞，也想方设法伪造族谱，把自己粉饰为汉族名门之后.但是既然是伪造，就不可能天衣无缝，总要露出作架的痕迹。例如梅县《松口钟氏谱抄》，称“唐高祖之时，寇如蜂发，公(指钟宝)收拾金铜宝图，避兵江南”，(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这一段话，就很耐人玩味。第一，说唐高祖时寇如蜂发，倒不算错，但其时之“寇”有不少就在江淮以南，如李子通、林士弘、沈法兴、萧铣、杜伏威、辅公等，所以钟宝为了避兵而从颖川迁居江南金陵之说不能成立;第二，所谓“金铜宝图”其“宝图”应该就是畲族视为传家宝的祖图。畲族及其先民视祖图为宗族荣誉所在，又是本族互相识别和认同的标志，不可须臾脱离，迁徒时当然要收拾好带着同行。所以，钟氏一族唐高祖时自颖川迁居金陵是假，但其族大概在唐初曾携带祖图迁徒是真。观此，可知此族钟氏就是金族，其与颖川钟氏挂搭不上。显然，钟氏等土著民族之所以要编造族谱攀附汉族名门，是受客家门第观念影响所致，也是迫于社会风尚为了减少民族歧视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1]

客家社会流行的另一种风尚是中原正统观念，以来自中原为荣，以南蛮出身和中原之外其他地区出身为耻。这也是官宦士大夫阶层因长期受封建正统教育而产生的观念，又由士大夫阶层影响至一般平民百姓，进而影响至土著民族。客家各家族都自认中原郡望(非常广义的中原概念，把范阳、陇西、江夏、彭城等都包括在内)，就是中原正统观念的产物。同样的，土著民族编造的族谱，也总要认同于某一中原郡望，还要将先世的迁徒路线说得曲曲折折，无论从哪儿来到哪里去都经过了宁化县。例如前引《松口钟氏谱抄》，除了附会上颖川郡望外，还要牵强地叙上一笔“后流在福建宁化县白虎村，安家乐业。”以此证明自己祖宗乃中原望族。于此也可见中原正统观念与门第观念关系密切，这两种观念可说是互为表里的。3、封建礼教观念

土著民族刚刚跨过氏族部落制的社会发展阶段，本没受到封建礼教的浸染，在人际关系上没有汉族三纲五常那一套，男女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开放自由。后来由于客家先民中官宦士大夫阶层之社会意识的影响，也由于一些地方官的整治，不少土著民也接受了汉族的封建伦常思想，并且表现在实践上。例如宋代的韶州，据《庆源王氏源流及分迁录》所载:“五十三世益，字舜良，宋仁宗时，登进士第……出知韶州。岭南习于蛮恶，男女无别。益首严治之，未几，男女之行者别途。”习于“蛮恶”的粤北土著居民，经过重视封建礼教的州官治理，能做到“男女之行别途”，的确有点彬彬乎君子国之气象了.这是土著民族受客家封建礼教观念影响收效显著的一例。^[1]

总之，客家文化和畲族文化的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同化，都是广泛而深刻的。不过，客家文化对于畲族文化的影响比较明显，人们容易认识和接受;畲族文化对于客家文化的影响已消失在历史的过程中，比较难于觉察。更有一些人存在大汉族主的思想.故意抹杀畲族文化对客家文化的影响和贡献，这是不正确、不应该的。客家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的活力，就在于它的开放、兼容，在自己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畲族和其他民族、民系文化的有益养分。我们要弘扬客家文化，首先必须认识这个道理。^[1]

前面提到的“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是畲族人民惯用的一种生产技术，叫做“种畲”或“畲田”.其起源非常古老，唐代诗人刘禹锡一系列歌咏湖南和广东连山地区“莫摇”、“蛮撩”的诗歌中多有描述，如《畲田行》写道:“何处好畲田?团团缉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下种暖灰中，乘阳拆芽萦。苍苍一雨后，若颖如云发。巴人拱手吟，耕褥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金。”这正是畲民利用地力，烧山种畲，地力一衰，即行弃去，故尔迁徒不定的典型生产和生活方式.又如《连州竹枝词》九首之九写道:“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这是专写当地土著妇女种畲的篇什，突出了山间环境、装束打扮和使用的工具。所有这些，都与今日畲族的种畲方式相同，而在客家山民的生活中也可见到类似的情形，特别是明清以声有一种称为“棚民”的客家山民，其烧畲、种着，与畲民已无二致。于此可见畲族生产、生活方式对客家人民影响之深。^[1]

另外，狩猎也是客家人民从畲民或畲族先民那里学来的一种特殊技能。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和江淮，其地多平原而少山岭，狩猎在他们的生活中本来并不占突出的地位。但是自从迁来赣闽粤边大山区以后，与畲民长期相处，耳濡目染，加之环境有了狩猎的可能和需要，遂使客家人民学会并精于狩猎，耕猎结合成为不少地区客家经济的基本结构。^[1]

在风俗习惯方面，客家受畲族影响的事例也很多，这里仅举婚俗、葬俗和妇女不缠足的习惯为例以见其概。

婚俗.曾有学者报道说，“过去的客家女子大多数夜晚出嫁，男家点蒸子或松明火把迎亲，女子婚后第三天即回娘家谓之‘转门’”。(王增能《客家与畲族的关系》)此类做法也颇似畲民。大概畲族先民即所谓“蛮撩”保留着抢亲的原始婚俗残余，客家先民与蛮撩错居杂处时，所处环境也不安全，遂把作为古代抢亲残余形式的夜晚嫁女做法借用过来了。

葬俗。客家人有所谓“检骨葬”的风俗，其俗在汀州、梅州、赣南，以及与客家相邻的闽南地区都很盛行，其要点是“每至大寒前后，携锄执篓，齐诣坟头，自行开视，如骨少好，则仍安原所，否则检骨瓦婴，挑往他处。明岁此时，又再开看.，’(明、黎愧曾《托素斋文集》)因为重在检骨再葬，所以“有数十年不葬者”。“始葬者不必择地，侯五、六年或七、八年后，乃发扩启棺，检取骸骨贮之罐中而改葬焉。”(((嘉应州志》卷1、卷63)因其葬至少二次，又名“二此葬”;检骨改葬之时必须用于布把骨殖擦干净，称为洗骸，故又称“洗骨葬”。

此俗的来源，以前论者多归之于客家人浓厚的敬祖观念和多次迁徒的历史原因，或归之于争风水。其实这种风俗也是古代荆楚蛮、五溪蛮和百越民族的旧俗，晋张华《博物志》、《南昌史·顾宪之传》、《隋书·地理志下》、宋朝朱辅《溪蛮丛笑》等书都有相关记载。中原汉人素主入土为安，《周礼》有“禁迁葬者与嫁疡者”之制，客家此俗源于蛮俗和古越俗，是客家先民与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古代湘赣闽粤土著互相融合和同化的产物，可以无疑。

妇女不缠足的习俗。过去论者常把客家妇女不缠足归因于客家先民常处在辗转迁徒中，不能没一双大脚。其实客家妇女不缠足实系受蛮撩风俗影响所致，与之相联系的是客家妇女承担大部分生产事务，或所谓客家人“女劳男逸”的问题。清朝屈大均《广东新语》、昊震方《岭南杂志》以及乾隆((大埔县志‘风俗篇》、《清稗类抄·风俗类.大埔妇女之勤劳》等论都记载客家妇女内主家事，外承劳务之风俗。此俗成因为何?根据我们的考察，它很可能是百越民族母系社会的遗存。昊永章、刘佐泉教授对此都有所论述。可见无论粤东粤北，客家妇女之勤劳能干，都是历史上受僚蛮风俗影响所致。闽西、赣南也有相似情况，其原因亦复相似。既然客家妇女承担着这么繁重的生产和生活事务，当然不能作小脚女人，只能作大脚“蛮婆”。^[1]

现在的畲民，除了分布在广东罗浮山区的少数人外，基本上操客家方言，或者说操与客家方言十分相近的畲族语言。这固然反映出客家先民语言对当时土著民语言的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土著民的语言也影响了客家先民的语言。例如在词汇方面，据语言学者研究，客家话中表示女性长辈称谓的词尾“娓”等十四个土俗字，在汉文辞书中查不到这样的词，或虽有其字而词义不同，它们倒与侗—泰语族语言的读音和词义相近。因此这些词都有可能是客家向土著借用的。在语法方面，客家话中的语序与普通话颠倒，又有“来F7K去”并用只表“去”的意思，这些都与一般汉语不同，而与泰语、苗语等某些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相近。这些现象，都可断定为受百越语影响所致。换句话说，就是客家先民的语言受土著语言的影响，融汇而成为客家话。^[1]

以上所述，是畲族文化影响客家文化的大致情形。至于客家文化对畲族文化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事。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和江淮，在经济和文化上比土著居民(包括金族先民)先进，他们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久后都为畲民所接受，他们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宗族组织、宗法制度等等，都给予畲族巨大的、多方面的、强烈的、深刻的影响。如宗教信仰，客家先民入居赣闽粤交界区域之后，他们带来的佛教、道教，对土著民的民间信仰即所谓“土神”、“淫祀”进行了斗争，结果是佛教、道教获得广泛的传播，连土著民也有不少接受了佛教、道教，但佛教、道教本身也改变了原来固有的面貌，掺进了不少巫术的因素，变成一种适应当地固有文化的民俗佛教、民俗道教。如民俗佛教的定光佛，民俗道教的涂、赖二公，就是客家先民带来的宗教在同化与被同化的过程中被土著民族接受的二则典型事例。^[1]

畲歌的一般格式是：七言为一句，四句为一“条”（首），每条成一个乐段，亦即一个叶韵单位。这一格式至今仍被“潮州歌册”采用。

根据调查资料，在非常古老的时候，畲族就有规模盛大的“盘诗会”风俗。盘诗会在固定的节日举行，以《高皇歌》和《麟豹王歌》为核心内容。就唱歌形式而言，则有“小说歌”、“杂歌”和“斗歌”。《高皇歌》和《麟豹王歌》都是反映盘瓠王英雄事迹的史诗。如《高皇歌》开篇即曰：“当初出朝高辛皇，出来游戏看田场。皇后耳痛三年在，挖出金虫三寸长。挖出金虫三寸长，便置金盘拿来养。一日三时望长大，变成龙期丈二长。变成龙期丈二长，五彩斑斓尽成行。无色斑斓生得好，龙眼变作荔枝样。……”龙期又被描写成“半如麒麟半如豹”的神奇动物，故而盘瓠王歌又称《麟豹王歌》。《高皇歌》在各地有许多不同的版本，这正好说明畲歌历史的悠久。

古代畲民还立有招兵节。相传盘瓠王在“茅山”学法后，统率各路兵马，扶正祛邪。潮汕畲民遂用招兵节来纪念这位祖先。招兵节一般每隔五年举行一次，在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前择吉日举行。其仪式：在公厅上搭一高台，台上设神坛，以米斗作香炉，由法师做法、烧香、磕头、抛“杯”。若“杯”片一阴一阳，便是“胜杯”，表示盘瓠王率各路兵马已到。众人于是敲锣打鼓吹牛角，并推选几个壮士，各领令旗一枚，到公厅祭祖。其景象十分热闹壮观。招兵节习俗今天已经流行不广，但潮剧武戏中仍常用“招兵”程式，表明这一畲俗曾经影响过潮汕文化。

客家饮食文化所受畲族文化的影响也很广泛而深刻。先从饮食的原料说起，客家人很重视的棱米，就是从畲族学来的。杨澜《临汀汇考》卷4((物产考》载:“汀人……又有棱米，又名畲米。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分粘木粘二种，四月种，九月收。”说明棱米本为畲民特产，后来却成为汀州客家人的重要粮食作物之一。在饮食习惯方面，客家人喜食和善食薯芋，又盛行“绿荷包饭”、“竹筒饭”，也应是从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土著民那儿学来的。例如，唐代柳宗元《柳州炯氓》诗写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著裹盐归炯客，绿荷包饭趁虚人。”说明“绿荷包饭”是古代百越民族的重要风俗，是客家“绿荷包饭”源于畲族或畲族先民之一证。^[1]

名闻中外的客家风味小吃“汀州八干”，有的也与畲族先民的习俗有关。例如宁化老鼠千，把面目狰狞的老鼠制成美味佳肴，在中原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渊源亦来自古代岭南蛮撩。唐代张文成《朝野金载》记载:“岭南撩民好为蜜卿，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饲之以蜜，钉之筵上，慑慑而行，以著夹取吱之，卿卿作声，故曰蜜卿。”原来唐代岭南的“镣民”早就喜食而且善食老鼠，“蜜卿”就是生吞尚未开眼而喂饱了蜜的小老鼠，这是被文献记载下来的古代蛮撩吃老鼠的方法之一。^[1]

“岭南撩民”是广大岭南地区的少数族土著居民。在张文成的时代，福建属于岭南道，“岭南撩民”自然包括福建的土著民族在内。而当时宁化一带，正是“撩民”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既然包括宁化在内的岭南土著自古就有吃老鼠的习惯.现代老鼠干的产地又正在宁化，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想，宁化制作和食用老鼠干的方法，应是客家人民从“蛮撩”—即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古代闽粤赣边的土著人民那儿学来的。当然这种学习是一种借鉴和改造，“蛮撩”吃“蜜哪”是生吃，茹毛饮血;客家人的老鼠干是精心制作的美食，包含着丰富的烹饪学、营养学、药用食物学的知识。^[1]

畲人喜刺绣，尤其喜欢在衣服、围巾等物品上刺上各式图案与花纹。这种喜尚可以追溯到畲人的图腾崇拜：他们在衣物上的刺绣乃是出于模仿“龙狗”的心理（畲族以龙犬盘瓠为始祖。对盘瓠的图腾崇拜在畲民的各种生活习惯上均有表现。例如将龙犬讳称为“龙期”，畲族妇女的头冠呈现龙期的头身尾三个部位等等）。但畲绣却引起了潮绣的发展。潮汕农村盛行刺绣之俗，如在衣领上绣上各式花卉，在围巾上绣上大朵云头纹，在“眠床眉”上绣上“百年好合”、“五世其昌”等图案。这种风俗是由于多种原因形成的，但畲绣不失为它的一支远源。

畲人的工艺品主要是竹篾编制物和草编制物。在今天的潮汕土产市场上，畲人所制的斗笠、竹席、草帽、草席和潮绣一样享有盛誉。唐代刘禹锡有诗云：“长刀短笠去烧畲。”所谓“长刀”和“短笠”，即是直到现在潮汕人还在使用的镰刀和斗笠。潮汕人把斗笠叫做“尖仔笠”，以竹编制之。此物尖头圆沿，轻便灵巧，十分实用，故有“短笠”之称。

潮汕畲人日用品中还有“瓠靴”和木屐。瓠靴半圆形，木制（今已有塑料制的），用于舀水，舀水时恰好与锅鼎的下部吻合。木屐则如同日本所传之制（有史学家考证，魏晋时中国也有木屐，甚至认为日本木屐乃仿自中国）。这两种制品均仍在潮汕市场上行销。

畲族每一家族均有一根祖杖，杖首雕为龙头，故称“龙头杖”，又称“师爷杖”。过去每年正月请祖，都要请出供奉在祠堂里的龙头杖，并跳龙头舞。其时且唱“高辛皇帝赐龙杖，掏起龙杖舞一场”，“谁人那犯族规事，掏起龙杖打大细”云云。可见这是畲族的图腾之物，其源极古。龙头杖代表了畲族社会的一种民主形式：酋长在决定族内大事时如果徇私，畲民可用龙头杖打他。这一习俗后来也见于汉俗，如老太君的龙头杖可有“上打昏君，下打贼臣”的特权，等等。潮剧老旦洪妙演《杨令婆辩本》，唱道：“老君手持龙头杖，定打昏君不留情。”此即是移用畲人的龙头杖，拟为杨令婆打宋仁宗的戏剧情节。

畲族文化对潮剧的影响，以上已经言及“假声”和“龙头杖”二例。此外，在创作手法和表演形式方面，畲族文化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其一，“畲人以言语代歌唱”，这一点影响了潮剧的歌唱形式和作曲形式。张世珍《荥阳杂俎》书中云：“李调元在《南越笔记》中谓‘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是为潮州戏’，其所谓‘土音’，乃指关戏童所唱之畲话也；畲话之调性，具备五音十二律，哼之如歌，是谓畲人以言语代歌唱也。”今天潮剧的清唱、拉腔和后台帮声，都明显模仿了畲歌的“单条落”（独唱）和“双条落”（带有轮唱性质的二声部）。其二，畲人的水上生活，成为潮剧创作的素材。畲人的划船动作，被吸取为潮剧中进三步退两步的一种表演程式。其三，潮剧音乐源于土著畲歌。泰国华侨萧遥天说：“潮州的土著，陆为畲民，水为蛋民。畲歌本是潮音的老调，而蛋歌却是最原始与它有影响的东西。畲歌、蛋歌是最纯粹的地方性的潮歌，也是潮歌的主流。今日的潮州民谣，犹有概称作畲歌的。当外来各种戏剧未入潮境之前，关童所唱的尽是畲歌和蛋歌。当诸戏接踵而至，潮音戏萌蘗之际，所唱的戏曲，仍多为畲歌。周硕勋辑《潮州府志》和陈坤的《岭南杂事诗抄》都有记载。今日潮音戏尚有畲歌的成分存在，如《桃花搭渡》（或称《桃花过渡》）的桃花姊和渡伯斗畲歌全段，以及喜剧中穿插的丑角打诨那种‘扣子’调，都是畲歌的形式。”

畲族文化对潮汕文化的影响是隐而深广的。倘若作深入发掘，必定还会有大批精彩的发现。譬如畲人的科学技术——楼居和版筑、刀耕和火耨等等，应当是推动潮汕文明发展的因素。又如潮汕方言中的许多词语——“妈汶笑”、“蛮汶笑”（意为微笑）、“浪裂”（意为非常）、“有盘”、“有盘口”（意为有办法）、“天普雾普雾”（意为天亮前后）等俗语以及大量无字可书但却说起来十分形象生动、明白贴切的词语，其中当有很多畲语的遗迹。这些事例说明，畲族文化早已渗入潮汕文化之中，其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客家山歌是中国民歌体裁中山歌类的一种，源于畲族山歌，自唐代始，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用客家方言演唱，故称"客家山歌"。客家山歌主要流行于广东的梅州、福建西部的上杭、广西的博白、江西南部的兴国等地。

客家山歌的内容广泛，语言朴素生动。歌词善用比兴，韵脚齐整。歌词句式为7字4句，每句为"2、2、3"的组合。词曲不固定，一般都是即兴编唱。可以一曲多词，反复演唱。

客家山歌是客家 民歌中影响最大也最为重要的一种，它用客家方言吟唱，继承了了南方少数民族民歌的优秀成分，自成体系，风格卓特。从题材内容看，包括了劳动歌、劝世歌、行业歌、耍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儿歌和猜调、小调、竹板歌等等。曲调丰富，主要有号子山歌和正板山歌、四句八节山歌、快板山歌、叠板山歌、五句板山歌等，旋律非常优美。各种歌词的结构大体相同，每首4句，每句7字，逢一、二、四句多押平声韵;善用比兴手法，尤以双关见长，语言生动通俗，押韵上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