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善培

原籍浙江诸暨县，随父宦游来川，遂定居。1899年东渡日本，考察学校、警校、实业等，居四月返川。1901年奉命带学生20名赴日本留学，并聘回日本教习来成都开设私立东文学堂。

不久，赴泸州任川南经纬学堂学监。1902年任警察传习所总办。后赴粤，任督署副总文案兼广东将弁学堂监督。锡良任川省总督后回川任警察局总办。先设巡警教练所，仿效外国在城市设警察，维护治安。每省设巡警道一名。四川第一位巡警道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周孝怀。他开办巡警教练所在此，街亦因此得名。周爱题字补壁，杜甫草堂内现存的青花“草堂”影壁的“草堂”二字，就是周题写的。 继在成都建幼孩教育厂、乞丐工厂、老弱废疾院，并力戒鸦片烟，改造监狱，预防火灾，破除封建迷信。

1908年任川省劝业道总办，通令各属普设劝业局，培训劝业员，大力资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任内多次举办展销商品的工商赛会、商业劝工会，还在成都设立能容纳300余家商户的劝业场，这些措施推动了四川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倡导和督促成立川江轮船公司，参与讨袁护国运动。国民政府成立后，潜心治学，不问政事，抗战初期在天津设电台，代表四川省主席刘湘对外联络。解放初任民生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4]。著有《周易杂卦正解》及回忆录《辛亥四川争路记》等。

《孝经》有云:“士有诤友，则身不离於令名。”梁启超身边总有一帮“诤友”，时不时地“泼冷水”。周善培在青年时代和梁启超有过一次同船之谊，当时梁已有盛名，而周仍是无名小卒，梁启超主动表示交好。二人订交从一开始就定下原则“彼此多规过，少奖善”。

周善培多次劝梁启超治学为文不可一味求速。有一次，周对好友说，他的文章能“动人”，却不能像《史记》那样“留人”。“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莫说百读不厌，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1924年9月梁启超在夫人李蕙仙去逝时写下了深情悱恻的《祭梁夫人文》，一反常态地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改了两天才完成，列为“一生好文章之一”。

周善培认为梁启超不是从政的料，预言他与段祺瑞共事的结果是“长叹一声下台”，果然言中。周又问他“你讲了一生政治，有几天是愉快的?”梁无言以对。

对于钦佩的对象，梁启超从不吝啬赞美。“四大导师”中他尤其推崇王国维的“专精绝学”，甘心将王列为四人首席；但对于不是彻底认可的人，特别是后起之秀，心态就未免有些复杂。

胡适少时深受梁启超“新民说”影响，算是梁的弟子辈，留学归来一跃成为新一代学术界“领军人”，风头正健。梁欣赏其才华，却不认同其哲学理论，曾在北大公开演讲发难。1923年，二人同时应邀为青年开出一份《最低限度国学书目》，胡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梁很不满，当即撰文批驳说，自己偏偏就没读过这两本书，“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梁启超显露出的“争胜”的念头，周善培看得很清楚。他说，梁启超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如胡适偶然研究哪怕“极无价值”的东西，他也要跟着研究一番。于是，周劝他:“论你的年辈、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何时才到头呢?”梁启超一再点头，终究还是拴不住自己“竞赛”的心。

周善培为了回报梁启超当初“礼贤下士”的诚意，做了一辈子的“魏征”，梁启超也是他平生“最能受直言”的对象。两人的友谊持续终生，达30余年之久。^[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