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句教

四句教，指明代著名哲学家 王阳明（ 王守仁）用来表述自己思想精华的四句话，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是王阳明全部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他明确指出：心的本体晶莹纯洁、无善无恶；但意念一经产生，善恶也随之而来；能区分何为善、何为恶这种能力，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而儒学理论的重点之一---格物，在这里就是“为善去恶”。真是画龙点睛，简易直接，不偏有，不着空，直趋中道。

阳明在流放地---贵州 龙场悟道，深刻明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阳 明三十八岁在贵阳首倡“ 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等于不知，行而不知是为盲行。以对治”讲习讨论以求知，俟知得真时方去行，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的弊病。

阳明五十岁以后专弘“ 致良知”一说，他慨叹道：”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生中得来。“”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足矣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

阳明五十六岁时将自己的思想归纳为四句，被称为”四句教“，因此可以说四句教准确地代表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

若将四句教加以扩展，那就要读王阳明的《 大学问》。

嘉靖六年(1527)王守仁奉命将出征广西，他的学生钱德洪与 王畿对理解王守仁这四句话，发生了分歧。钱德洪认为这是教人的定本，王畿则认为这只是权宜之法，若心是无善无恶的心，那么意、知与物也皆是无善无恶的了。两人在天泉桥问王守仁，王守仁解释说，他的教法，本来有两种：“四无说”一悟本体，即是功夫，是为上根人立教，但世间上根人不易得，若轻易用此教法，恐只养成一个虚寂；“四有说”则为中根以下人立教，因这类人有习心在,故要求在意念上用为善去恶的功夫,如果都用“四有说”，则上根人兼修中下，自无流弊。这次谈话，又被称为“天泉证道”。没有直接参与这次谈话的邹守益也有类似的记载,但其中“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却记为“至善无恶者心”。他们当时认为，用“无善无恶”与“至善至恶”来描述心之作，意义是一致的。

万历二十年(1592)，周汝登在南京的讲学会上提出四句教来讨论。许孚远写了一篇《九谛》，主张性体至善无恶,反对以无善无恶为宗。周汝登写《九解》,发挥了四无说。明末顾宪成直接反对王守仁的“无善无恶心之体”。他说以心之体无善无恶，合下便成一个空。空则一切解脱，无复挂碍，何善非恶？以无善无恶只是心之不着于有，究竟且成一个混。混则一切含糊，无复拣择，何恶非善？这个批抨揭露了王守仁思想的矛盾，通过东林书院的传播而影响很大。明末的 刘宗周明确指出，四句教本身存在矛盾。 王夫之则批评王守仁“天泉付法，止依北秀（指 神秀）南能（指 惠能）一转语作葫芦样”，认为王守仁的说法是模仿 禅宗。以后四句教的论争就逐渐沉寂了。

本人以为，周汝登、顾宪成之所谓对王阳明四句教的批判，是意气之愤，而没有读懂王阳明所说之真意。王阳明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本身就是建立在性善论上的？倘若人本性为恶，以自性而足，会成圣人吗？

而四句教之间的内在关系，被后世这些所谓大儒所肢解，而断章取义。这四句话是连续的四句话，整体的四句话，而不是独立成义的四句话。

以下是本人在我不到23岁时写的观想事物的原则，仔细想来是跟四句教的真意相契合的，虽然那个时候他并未读过王阳明的任何书籍。

就个体而言，其个体与个体之间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是不可比较的，有时候我说一件事情，只是在描述那么一种状态，虽然可能这件事情放到社会角度来讲是不好的，甚至是恶的。在做观想的时候，就应该放弃善恶之争，善恶的不同时状态的不同。

站在道德的角度去思考人和社会的问题，只会让自己离真实的情况越来越远。一个人做一件事或者不做一件事的出发点往往不是道德，而是情绪和感情的支配，或者是权衡利弊的结果。以一种道德的视角去评判分析甚至是教育人，是苍白无力，起不到任何有益作用的。

任何状态的形成都是有原因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观想这些状态形成的原因，找出产生这些状态的真正原因。所以观想的时候是不应该有善恶之分的，否则会被情感、道德左右了理性。

　　任何状态的形成都是有各种原因存在的，我们应该静下心来，看看，到底是那些原因导致了这些状态的产生，然后通过改变其中一个和数个条件，使情况有所改变，这就像自行车链条一样，你把其中一个或两个关键的槽对准了，这链子自然而然就步入正轨了。

前两段观想个体时不应有善恶之分，不就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吗？第三段，观想社会问题时，有善恶的观念，但是要追究导致其结果的原因，而不只是一味纠结结果善恶的判断或批判，这不就是“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吗？第四段，自行车链条的比喻，不就是“为善去恶是格物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