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论

夫一人之身，功罪异焉；一朝行事，得失殊焉。乡人生犊，谁知祸福之应；北叟失马，莫测倚伏之机。毫厘千里之别，当辨于微；涓涓江河之兆，必慎其始。盖有谤议在当时，而收功在后世者矣；有炫耀于一旦，而贻祸于万世者矣。

汉武嗣兴，天下殷富。承二代节俭之后，据四海全盛之势。将欲制匈奴之横恣，奋中国之积弱，摅祖宗之宿愤，恢孙子之远图。以为伏猛兽者，先去爪牙；仆大树者，先芟枝叶。于是攘漠北，收河西，降其二王，遂开四郡。燕支既夺，虏廷之妇女无颜；金人祭天，阙下之名王稽颡。塞缮蒙恬，城平赵信。姑衍既禅，天威赫然。且又大略雄才，高掌远跖。艾朝鲜之旃，徙瓯闽之众，赐西夷之印，悬南粤之头。凡今滇黔闽粤之疆，朝鲜顺化之壤，所由光华文治，黼黻皇风，半皆帝之开辟蚕丛，创通蛮服。昔也鳞介，今也衣裳。美哉禹功，明德远矣。

此文出自于《皮锡瑞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湖南善化人，光绪壬午科举人，四次会试落第后，绝意功名仕进，以讲学、著述终老，最终成为晚清经学大师、教育名家。他精治《尚书》，兼攻郑学，晚年融贯群经，创发大义，是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之一。他一生穷经究史，通达古今之变，在戊戌维新时提出“不引经书，专讲史事”，以使变法跳出“康学窠臼”，又在晚清新政中倡导“善变而取法于古”，反对“全盘西化”，力图从旧学中开启新知。皮锡瑞从经世救时走向维新变法、由“穷愁著书”转而“通经致用”的经历、言行与思想，可谓晚清数十年间社会政治和学术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