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百川

1928年 加入国立山东大学筹委会。

1929年4月12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与行政院长谭延闿任命为山东省教育厅科长，见照片。

1934年3月10日出任江苏省昆山县县长。

1937年抗战爆发后，昆山沦陷，撤离县城。

1937年- 1945年 随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教育部任职。

1945年-1949年 随政府返回南京生活，作为中央大学教授，兼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中校长。

1949年 解放后，作为原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教授接受改造学习。

1953年 病故

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报告，下令在省立山东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山东大学。并由何思源、魏宗晋、陈雪南、赵畸、王近信、彭百川、杨亮功、杨振声、杜光埙、傅斯年、孙学悟等11人组成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备工作。在筹备过程中，蔡元培先生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设在青岛，取得教育部长蒋梦麟的同意。1929年6月， 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奉令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省立山东大学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收用，筹备国立青岛大学。1930年4月，国民党政府任命杨振声为校长，9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

1932年行政院议决，将国立青岛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任命赵太侔（赵畸）接任校长。^[1]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夹攻之中。喊了多年的教育救国，并没有收到什么明显的效果。相反，东三省被日侵占，大好河山支离破碎。“复兴农村”、“建设农村”、“乡村教育”这些口号，就全国来说，也没有起到实质性的进展。1932年夏天，全国各地乡村教育工作者鉴于乡村教育困难重重，前途日益黑暗，为了更好地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打开乡村教育被动局面，共同发起组织中华乡村教育社。发起人有：王引民、涂闻政、古楳、邹秉文、江恒源、孙枋、任孟闲、唐昌言、叶汤铭、陈昌嵩、滕嵩石、冷御秋、冯策、韩文庆、汪懋祖、黄质夫、顾琨、金海观、陆殿扬、顾克彬、相菊潭、彭百川等。除外省及江苏各乡村师范校长外，中大教育学院院长程其保、无锡教育学院院长高践四、江苏实业厅厅长何玉书、中华职业教育社杨卫玉等一批教育名流，也先后加入发起人行列。1932年10月5日，各地乡村教育工作者从四面八方齐聚栖霞乡村师范，举行了发起人会议，一致推举彭百川、黄质夫、孙仲威、唐启宇等为筹备委员。并设立筹备处，一方面向社会征求更多的社员，一方面完善章程等，并拟呈请立案手续。

中华乡村教育社筹备处征求社员启事如下：

吾国乡教运动，肇端于民八，植基于民十二，而大盛于今日。屈指计之，忽忽已十有三年矣。在以往十三年中，乡村教育者，对于乡运之推进，与夫乡教之探讨，不可谓不力，而卒以所循之途径，未尽妥善，所取之方法，未尽精当，收效未能如吾人之始愿于万一。今也民智之闭塞如故，民群之散漫如故，民体之羸弱如故，而民生之调敝，且更甚于昔。国难日亟，国之无日，吾人果将何以挽此颓运乎？同人深信非扩大乡教运动，无以裕民生；非扩大乡教运动；无以开民智；非扩大乡教运动；无以强民体；非扩大乡教运动；无以救民散。同人深信扩大乡教运动为今日救国之唯一途径；扩大乡教运动为中国今后唯一出路。惟乡教运动之前途，问题复杂，障魔丛脞，欲谋扩大，决非少数人之力量所能用任。同人有鉴于此，爰不揣狂愚，毅然有全国乡村教育社之发起，以期集中全国人才，整齐步伐，共谋乡运之开展，刻正广征社员，着手筹备，以期早观厥成。久仰先生对于乡村教育，钩探精深，乡运前途，端赖指引，倘蒙惠然加入，幸甚，幸甚！

1933年6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批准立案，教育部备案。与此同时，筹委会各项工作也开展的井井有条。获得合法手续后，筹备委员又在1933年11月，吸纳江问渔、何玉书、陈剑修、章之汶、相菊潭、赵鸿谦等新的筹备员。万事俱备，12月2日，全体筹备委员在南京召开了最后一次筹备会。经过讨论，会议决定：1934年1月27日在栖霞乡村师范学校内召开中华乡村教育社成立大会。

1934年1月27日，令众人期盼的这一天终于来临。虽然一月底是南京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但对中华乡村教育社会员来说，却有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温暖。在这山明水秀的栖霞，在这环境优美的乡师中，中华乡村教育社在众人的欢呼与热烈的期望中诞生了。截止到27日这一天，中华乡村教育社有个人社员400多名，团体社员20多个，涉及全国15省份。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会议选举第一届理事和候补理事，分别是：何玉书、古梅、吴研因、程其保、黄质夫、彭百川、章之汶、相菊潭、梁漱溟、江恒源、赵德柔、陈剑修、仝菊圃、胡宏模等，何玉书任主席。

1934年3月10日出任江苏省昆山县县长。在彭百川就任之后的1934年4月份，昆山县被从二等县降为三等县。面对困境，他积极开展工作，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文化建设项目。第一，兴建了一些大型公共建筑。例如，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耗资两万三千元修建了总面积达八百平方的中山纪念堂，这是昆山当时最大的公共建筑。1937年1月，马鞍山顶建成了二等气象测候所。第二，倡导并重建了一批景点。1935年6月，为了修建文笔峰、凌霄塔、玉峰亭等处景点，彭百川会同国民党元老柏文蔚、曹亚伯发起各机关团体及士绅等募集资金。次年一月，昆山县开工建设上述景点；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昆山县各界捐款重新修建归震川祠堂的大门及两侧院墙。次年，在原址重建了东斋。《昆山景物志略》主要通过向民众宣传昆山先贤的事迹，激励昆山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从而通过文化来引领社会发展。正如彭百川在《昆山景物志略》序言中所说：“则是编也，实为发扬教化之嚆矢，将以开后学而励来者，不仅泛作游观已也。”编辑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发扬教化，鼓励后学，并不是仅仅为了游玩观赏。

附1936年3月出版的《昆山景物志略》之序，作者彭百川。

窃尝谓历来世运之隆替，莫无系乎教化之盛衰。教化者，一二贤士夫提倡于上，众人自趋向于下，所谓风行草偃，理固如斯也。昆邑素为人文渊籔，俗尚敦厚，盖乡先贤之流风遗泽，犹有存者，顷徐君剑萍以所著《玉山景物志略》一编见示，并嘱为之序，余观其所述胜迹人物诸端，于名贤事迹，记载特祥。使后之览者，油然而起爱敬向往之心。则是编也，实为发扬教化之嚆矢，将以开后学而励来者，不仅泛作游观已也。爱不揣固陋而为之序。

--民国二十五年宁冈彭百川

据时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祝文白描述：“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南宁沦陷，宜山警报，朝夕不绝；浙大又被迫北迁。翌年二月，校本部移驻贵州遵义。遵义为贵州第二大城市，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黔省北方重镇。浙大在老城新城，共租赁十八处房屋并新建一所规模宏伟，跨越城墙之工场实验室。为久居计，尚嫌局促，不敷展布；遂一面恢复上课，一面往湄潭经营新校址。同时在贵州青岩，暂设一年级分校，以彭百川先生为主任。我抵青岩不久即衔命，于六月、九月间，两度往贵阳，查看文澜阁四库全书，及竣事回青岩，又准备迁移分校于永兴场”^[2]

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战火逼近南京，中央大学连续四次遭敌机轰炸，学校损失惨重。为此，中大决定西迁重庆，附属实验学校迁安徽屯溪。同年12月1日，中大在重庆沙坪坝新址开学。此时，教育学院设有教育学系、心理学系、体育科、卫生教育科、艺术科。

1938年8月，奉教育部令，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附属学校由安徽屯溪迁至贵阳。至1941年8月师范学院接受重庆青木关第十四中学为中大附中，原附属实验学校归贵阳。

1939年5月，教育部长陈立夫视察中大，提出要师范学院筹建童子军专修科。

1945年9月，中央大学成立复员计划委员会。吴有训校长为主任委员。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任江良规、教育系教授胡家健为副主任委员。经过几个月的筹划，于1946年5月，全校师生分八批，分乘水陆空各种运输工具，返回南京。最后一批于7月底到达。图书仪器设备等在10月中旬陆续返回。10月，原附属实验学校由贵阳迁回南京三牌楼，为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中，由教育系彭百川教授出任校长。附属小学由师范学院副教授雷震清兼任校长。丁家桥附属小学校长为周仰堂。

1938年后任教育部秘书长（部长为陈立夫，1938-1944）。参与推行贷金制度。该制度主要用以对青年的救济和训练，这个办法来资助那些来自战区的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据统计，战时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全部靠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大约有12万多人，包括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顺利地念完西南联大，皆得益于贷金制度，这项制度，为中国培养出大批的优秀高级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教育部与中央大学附中工作期间，多次保护进步学生与共产党员，资助多位青年赴延安参加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