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观汉

        由于多年来的沉思，深悟人道（和衍生的人权、民主等）为人生之本，乃致力于写作，试以爱和科学观念来启扬人道。着有《菜园里的心痕》、《有心的地方》、《菜园拾爱》、《关怀与爱心》、《我看中国女人》等、「有心的地方」等书十三部。均简洁纯朴，思深意切，为国内外人士所喜爱！

孙观汉，浙江省绍兴县人，有「台湾原子科学之父」之称，与作家柏杨为忘年之交。

1936年浙江大学化学工程学系毕业，

1940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是用闪烁计数器测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陨石粒子测出月球自行发光的第一人，第一次测定铀经快中子分裂而产生迟发中子，他在美国拥有四十种以上的专利。

1955年美国西屋公司放射线与核子研究所所长，

1959年接受梅贻琦之邀，任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为台湾装置了第一座原子炉。柏杨因大力水手事件入狱期间，孙观汉曾书函给蒋介石、美国总统卡特、美国参议员，大力营救，柏杨出狱後，两人成为忘年之交。

1986年荣获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颁发中山技术发明奖。

2005年10月14日晚上11点10分因吸入性肺炎感染脑膜炎於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享年92岁。孙教授以关怀社会的爱心，针砭时弊，陆续发表大量的文章，鼓励大众“从小事做起”。

      孙观汉曾荣获美国陶瓷学会梅耶奖、美国的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工程奖。他是用闪光数计器（scintillation counter）测定中子、测定铀经快中子分裂而产生迟发中子的第一人。

孙观汉1959年应新竹清华大学之聘担任客座教授，并兼任原子科学研究所所长。他曾多次担任台湾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代表团的顾问，并担任台湾出席在澳洲举行的联合国国际教科文组织（UNESCO）代表团的顾问。

孙观汉在50岁以前鲜少执笔撰写科学论文以外的文章，但在1979年至1988年间出版散文集12册，其中不少是关怀祖国、发挥爱心、针砭时弊、作诚恳的谏言。他曾为作家柏杨的冤狱奔走营救10年。柏杨说他是“勇者的画像”、“道德勇气的化身”。

孙观汉的名言是“有心的地方，就有爱。有爱的地方，就有美。”而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即便是他晚年病榻体弱，始终热爱生命，他认为人生的最大目的是快乐，他是“爱”与“美”的提倡者，更是“生命的勇者”。

         这个圈子里的朋友们，常常调侃说：“你是我们中间，认识柏杨的时间最短，关系却最特殊、而又最深的一个人。”事实的确如此。过去十年，当柏杨被囚禁绿岛，朋友们不断为他奉走营救的时候，我和他的世界还没有诞生，甚至连边缘都摸不着。可是，一九七七年他被释放回台北，回顾茫然，无枝可栖之下，我们相遇，并结为夫妇。从那一天起，我由一个“外人”，才变成为一个“内人。” 

　　柏杨和我的年龄相差二十岁，但，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每一天都过得坚定而充实。形成我们生活丰富的原因之一，是拥有周围这么多充满了热情、关注，又至情至性的朋友。今年（一九七八）盛夏，远在美国匹兹堡的孙观汉先生，更千里迢迢地专程回国探望柏杨，这是他和柏杨的首次会晤。这次会晤给我们空前的兴奋，无论是柏杨和我，或周围的朋友，大家都激动得难以语言，这是一段泪水和欢笑的日子。 

　　从七月廿三至八月八日，总共十七天，我们天天聚在一起，除了会晤，还是会晤，除了聚谈，还是聚谈。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我们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多话。但，我们确实是谈了，不但白天谈，晚上谈，有时半夜三更还要打电话谈，一清早也谈。如果问我到底谈了些什么，我的答复是：我们无所不谈。最重要的是，我们谈“爱”，我们谈“心”。 

　　“宁愿为爱而失恋，不愿为失恋而不爱。”这是观汉先生说过的一句名言，也是他待人处事的原则。 

　　第一次正式和观汉先生接触，是柏杨和我准备结婚之前，意外地接到由柏杨转给我观汉先生的一封信。在此之前，柏杨已把我这个人向观汉先生报告过了。这封信，观汉先生一开头就幽默地说： 

　　“这是一封私信，可惜没有办法不使柏杨看到，真扫兴……我们（指当时正在美国，而今在德的虞和芳女士，她也是柏杨的患难之交）已自封为你的娘家人，因此，重复地说一句，做娘家人有权告诉新娘，你要好好地爱护柏杨。同时，对柏杨来说，他要小心爱护我们的女儿，否则，我们娘家人要同他算帐……”他也写了一封信给柏杨：“对做朋友，做情人而言，诗、音乐、艺术、哲学、杂文、文学……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在婚姻生活中，那些都是次要的，我们认为主要的是体贴、谅解、容忍、合作、互励。你们如果同意的话，想你们已有这些美德，如果不同意的话，希望你们研究结婚的条件去追求。结婚的目的是不断创造爱情，追求快乐，是吗？成功的结婚是要下苦工夫去追求的。最最主要的是大家要小心翼翼的，是吗？” 

　　婚礼的前一天清晨，电话忽然响了，我拿起听筒，对方一口持重、缓慢的绍兴口音，原来是观汉先生从遥远的匹兹堡打来的。在电话中，仍是一声声的叮咛和无限欢喜的祝福，使我禁不住激动得泪涌。 

　　夏天，我们在台北会面时，漫谈人生、爱情、婚姻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在爱情和婚姻中，错误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可惊而悲惨的。可是，观汉先生说了前面我引述的那句话：“我宁愿为爱而失恋，不愿为失恋而不爱。”让我非常感动。这句话，透露了他对人生、对真理和正义追求的一贯热情。想到正因为观汉先生十年来对柏杨的营救，柏杨和我才能获到的今天遇合，我对我的幸福更加倍地珍惜。 

　　七月末梢的一天晚上，柏杨和我照例送他回下榻的旅社。酒阑兴未尽，我们在旅社中继续欢谈，谈到有些作家的作品和他的做人距离很远，一旦接触，很令人失望，观汉先生说： 

　　“不会的，我就不会失望。即使现在的柏杨，或者以后的柏杨，表现得不如他的文章，我也只是遗憾，绝不是失望。” 

　　“只是遗憾，绝不是失望。”这句简单的话，蕴含着多么丰富的意蕴，它包括了宽宏的友情，及对朋友的信赖和期许。更重要的是，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着一股维护正义、固执人道的热情，和无比坚韧的意志。可是，观汉先生说话的神情是那样的平静、祥和。 

　　这个夜晚，我做了一个见证。我看到了一盏温暖而明亮的火焰，照彻了僵硬、冷酷而无情的长夜。 

　　好几回听到别人形容观汉先生的外貌，朴实得像个庄稼汉。观汉先生离去后，我们把有纪念性的照片，分赠一些好友，都说：“孙先生了不起，不过看来像个农夫。”名记者司马文武笔下称他为“乡巴佬”。有一次观汉先生随我到我任教的学校去参观，时值暑假，整座学校只有一位门房和一位校工。事后那校工问我那天来的人是谁，我向他说明观汉先生的身份，校工吃惊说：“看不出来。人家留洋回来的人都很讲派头，他看来那么朴实，哪里像位归国学人。” 

　　有一次《中国时报》记者陈怡真小姐和主编高信疆先生拜访他。那个下午，他们提出了许多严肃的问题，像“你对中国科学发展有什么展望？”、“你对中国社会风气的改善有什么建议？”、“你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如何？”、“你觉得中国传统哪一项最可贵？”等等，观汉先生总是很诚恳地用一句老话作答： 

　　“这个我不知道。” 

　　或是： 

　　“这个问题你不应该来问我。” 

　　他这种“吾不如老圃”的态度，使我兴起无限敬意。 

　　事实上，像观汉先生这样关心自己的国家，又这样智慧的人，他当然有他深入而锐敏的观察。他推崇中国人勤劳、吃苦的天性，他认为这一点是外人难以比的特长。但他十分忧虑我们的酱气和私心，像路上开车的争先恐后，不守秩序。又像学术机构里的派系之争，垄断分离了团结的力量。他认为廊然大公才能使文化向前推进。 

　　对于一个熟悉的名词“人情味”的看法，观汉先生说，如果“人情味”只是掩饰功利企图的工具，那么当目的达到，或不能达到时，这种“人情味”就很快消失。换句话说，那只不过是一种老于世故的客套，实质上很脆弱而容易变质的，没有什么值得我们自诩。 

　　梁上元家中客厅墙上，悬着一幅梁寒操先生留下的墨迹，上面写着：“以恕己之心恕人，以责人之心责己。”这句话很得观汉先生的喜爱，后来才发现这些字是绣上去的，也因此认识了那位独创梅花绣的才女杨秀治。观汉先生回美的前日，我陪他去参观秀治的绣房。那时，她正在受柏杨之托，在绣观汉先生的像，绣工的精美，令我们赞叹。 

　　观汉先生欣赏到那一片宁静肃雅的天地之后，引用一句诗：“有酒不知欣，但求浊世名”，道出他对自己的感慨。但这句诗用来说一般人很恰当，用来说他自己就太不相称了。他对世人的贡献，使他把浮名早已脱尽，他过的是一种纯净简单的生活。在匹兹堡，他除了实验室的工作之外，有一块种菜的园圃。平日也能喝一点酒，他喜欢金门高梁的浓烈。但来台湾的十七天中，在我们几个女生的管制之下，他有时只好改喝啤酒，以致他笑着说：“在台湾的妈妈真多！” 

　　观汉先生简朴的生活和躬耕园围的田园风味，曾使我想起陶渊明。果然，观汉先生告诉我们说：“今天的人不能再过陶渊明的生活，却可以拥有陶渊明的心。” 

　　有一次他和我谈到他的菜园，他种了韭菜。他怀念地说，他从台湾回去，韭菜都长成杂草一片，而且都开了花。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柏杨和我能一起到观汉先生的家中做客，那么，“夜雨剪春韭”的情味，就不止于是一句诗，而是一幅我们可以亲临其境的图画，那该有多么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