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龙

1925年春，张锡龙考进宜宾叙联中学。五卅惨案后，在共产党员赵一曼、郑佑之等人的指引下，他参加共青团宜宾特支领导的“反仇油”，抵制日货，痛击英轮“老蜀通”号等爱国斗争，被学校开除。受过革命思想影响的张锡龙，回家后看到家庭的贫困，农村的黑暗，农民的苦难挣扎，深感“不打倒黑暗的统治，穷苦百姓是翻不了身”，他决心投奔革命。

1930年9月，张锡龙被派回中央苏区工作，在中央苏区任红军训练主任，为红军培训了大批优秀军事干部。

1932年2月至1933年6月，张锡龙先后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参谋长、第三军团第七军军长，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等职，与彭雪枫并肩作战。

1933年7月初，东方军向福建进军，到达泉上。泉上位于宁化县东北，与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建宁数县毗邻，是宁化与归化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7月4日，彭德怀、滕代远根据“围点打援”战术，除令红五师包围泉上，努力进行坑道作业准备爆破外，即令张锡龙率红四师到距泉上15公里的延祥设伏，准备歼灭援敌。

1933年9月，蒋介石继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又调集50余万人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围剿”。团村战斗中，红军优秀将领、张锡龙师长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7岁。^[1]

1933年9月，蒋介石继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又调集50余万人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围剿”。9月28日，北路军周浑元率3个师由江西省南城向黎川进攻。黎川，地处中央根据地东北，有“根据地国门”之称，又是闽赣省省会所在地，国民党军以此为进攻重点。当时黎川城内只有省军区司令部一支70多人的教导队和部分游击队，敌我兵力悬殊太大，为免遭敌军包围主动撤出县城，国民党军遂进占了黎川城。

为了保黎川这个“国门”，东方军奉命撤出福建，快速回师黎川抗击敌军，在洵口与国民党军遭遇。这天太阳被灰白色的浓雾遮盖了，东方军在浓雾中穿行，战士们一路笑谈入闽作战的胜利，热烈讨论着消灭周浑元的战斗任务。中午，前哨部队进至洵口东的飞鸢，突然听到一阵激烈枪声，原来国民党军已发起向飞鸢红七军团阵地的进攻。枪声就是命令，战士们立即抢占高地，向敌人侧翼运动。不久，主力部队赶到，几十挺机枪扫向敌群，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战斗至黄昏，敌军丢下几百具尸体，窜进密林逃向洵口地区。

决不能让这股敌人逃脱!彭、滕发出《东方军攻击洵口之命令》：张锡龙、彭雪枫担任右翼指挥，率第四师、第二十师自北向南攻击，并阻击硝石、资福增援之敌。红五军团为左翼纵队、第十五师为中央纵队，第六师与红七军团第十九师为总预备队。7日晨发起总攻击，红军指战员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至下午1时左右，红军全歼了敌第十八旅第三十一、第三十四两个团，活捉了敌旅长葛钟山，敌五师第二十七团也被歼一部。周浑元急忙从黎川、硝石调出增援部队3个团，也被左、右纵队击溃，其中一部被歼。至此，红军歼灭国民党军1200多人。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仗，红军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围剿”的嚣张气焰。

12月上中旬，国民党军集中了6个师，由陈诚率领向黎川南部地区发起猛烈进攻，企图进占黎川南部的东山、德胜关。12日晨，国民党第八纵队主力部队开始向团村推进。在国民党军向团村推进之前，红三军团与红五军团一部早已埋伏在团村周围各主要山头，红三军团指挥所设在华盖峰，彭德怀军团长带病指挥。接近中午时分，敌军各部进入团村抢修工事，我军预先布置1个师正面分组向敌佯动，引敌注意，钳制敌人，另以3个师隐蔽在敌之第二梯队左侧约五六里处，敌未发觉。

当敌一梯队展开一半兵力，第二梯队正筹划做碉堡时，张锡龙率红四师同红五师、红十五师指战员用步枪、机枪、手榴弹从各山头向敌军猛烈攻击，敌人梯队大乱，波及第二梯队两个师亦乱，正面佯攻的红军乘机出击，敌遂大混乱。

这次战斗，红军以12万人击溃1万余敌，击毙敌军千余人，俘敌300多，余敌逃回黎川城，算是打了一个胜利的击溃仗。彭德怀后来在回忆中评说此战：“如果当时我一军团在，一、三军团靠拢作战，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洵口歼灭之三个团，就是十八个团，再寻机歼敌二十个团左右，敌军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二万五千里长征了。”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把红一、红三军团分开作战，红军不能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大量消灭敌人，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团村战斗中，红军优秀将领、张锡龙师长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7岁。^[1]

伍修权回忆张锡龙时还伤感地说：“他的牺牲，使我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对他的牺牲，我们至今感到悲伤。”王平怀着十分痛惜的情怀追叙了张锡龙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艰苦朴素，对部队的训练和管理要求严格，又很关心爱护干部战士，他为人很有气量，善于团结同志，是个优秀的指挥员和领导干部。他的牺牲是红军的一个很大损失，使人十分痛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