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罗宾·克鲁格曼

保罗·罗宾·克鲁格曼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后于1977年获得博士学位。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后，为他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

1998年，获得柏林自由大学经济学博士荣誉学位。

2013年，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授予的法学博士荣誉学位。

2016年，获得英国牛津大学授予的文学博士荣誉学位。

他先后在耶鲁、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任教。

1982年，赴华盛顿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

1991年，获得被视为诺贝尔奖重要指针的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

2000年，任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事务和国际事务学院经济学教授。^[1]保罗·罗宾·克鲁格曼

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

亚洲金融风暴使全世界面临经济全面衰退的危机，但对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来说，这场灾难却使他的学术名望达到了巅峰。1994年，在亚洲经济一片看好声中，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语出惊人，他在权威学术杂志《外交事务》双月刊上发表专文，批评亚洲模式侧重于数量扩张，轻技术创新，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

在亚洲经济玫瑰满途的日子，克鲁格曼教授的论断犹如乐章中的不和谐音，尖锐刺耳，举世为之哗然。3年后的金融风暴印证了他的独具慧眼，也奠定了他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克鲁格曼教授以其先知先觉的预见性而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现在，当这位年仅45岁、名声如日中天的经济学家开口说话的时候，似乎“风雨飘摇”中的世界都会凝神倾听他的声音。作为才华横溢的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克鲁格曼教授善于将复杂沉闷的经济课题，用深入浅出、风趣犀利的文字向公众表达。

他能从不同的角度，把握问题的本质所在，超越传统理论的迷思，使学生深刻理解现实的经济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他总是超前别人两步”，《财星》杂志对他的创造力充满敬仰。

保罗·罗宾·克鲁格曼(3)

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中的贸易格局与经济活动区位一直都是经济争论中的焦点。自由贸易与全球化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全球城市化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保罗·克鲁格曼阐述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来回答这些问题。他因此还将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中之前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综合在了一起。克鲁格曼的研究方式是基于大量的商品和服务都可以长期连续、并以一种更为廉价的方式生产出来这一前提基础之上的，这种理念通常都被称作规模经济效益（economiesofscale）。在此同时，消费者要求获得各种各样的货源，这就使得世界市场的大规模生产取代了地方市场原来的小规模生产。在世界市场的大规模生产过程中，同一行业公司生产出来的类似的产品间就形成了激烈的竞争。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由于各个国家的不同，导致了部分国家出口农业产品，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出口工业产品。新的理论则澄清了，为什么全球贸易事实上被那些不仅有着类似条件、同时还贸易类此产品的国家所主宰。举例说，瑞典就是一个大量出口、同时又大量进口汽车的国家。这种贸易就使得大量专门化、大规模化的产品出现，从而导致了商品的低价及商品的多样化。

规模经济效益与运输成本的降低同时也帮助我们进行解释，为什么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当中，以及为什么类似的经济活动都集中在同一个地方。低运输成本可以引发一种自我强化进程，同时城市化人口的增长也促使了大规模成产的增加、更高的实际收入,以及更为多样化的商品来源。这样的结果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向城市的移民行为。克鲁格曼的理论显示出了，这些进程成果能够很好的帮助全球地区划分为高技术城市化核心地区和不太发达的周边地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成功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当时，他提出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具体指，亚洲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已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将在一定时间内进入大规模调整。1997年该预言的成功验证，奠定了克鲁格曼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而在此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克鲁格曼三年内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克鲁格曼荣膺诺奖经济危机预言屡屡应验，颇具戏剧色彩的是，克鲁格曼的获奖源于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方面的成就，而这位《纽约时报》知名专栏作家更为人所知的却是其措辞严厉的“倒布”言论。在他的专栏和讲话中，克鲁格曼不止一次抨击了布什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在克鲁格曼看来，布什政府在前几年实行的过于宽松和松散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加速了这一轮金融泡沫的破灭。保罗·罗宾·克鲁格曼(3)

“这太令人意外了。”在得知自己获奖后的第一时间，克鲁格曼激动地说。尽管世界经济可能步入衰退早就为外界看好是诺奖的热门人选，但幸运女神却迟迟未能降临到克鲁格曼的头上。“（在得知消息后）我马上冲去洗了个澡，准备参加随后的新闻发布会。然后又忙着打电话给太太、父母和朋友们报喜，忙得连喝杯咖啡都没来得及。”在随后通过电话进行的记者会上，克鲁格曼难以掩饰自己的喜悦和兴奋。不过，这并未妨碍他作为一名知名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清醒判断。在克鲁格曼看来，“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和上世纪90年亚洲金融风暴同样严重的危机。这次危机在某些方面可与大萧条时期相提并论。”克鲁格曼在业界被人称道的还有他对一些重大金融灾难的成功预测。

1994年，在亚洲经济被广为看好的背景下，克鲁格曼就在《外交》上撰文批评亚洲模式，认为仅靠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就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迟早要进入大规模调整。

1996年克鲁格曼在他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干脆直接预言亚洲金融危机即将爆发。

1997年，危机爆发了。2000年，克鲁格曼又在“能源危机重现”的文章中指出，新一轮国际油价上涨周期已经到来

2001年，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中，克鲁格曼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果然，2001年以后，国际油价急剧上涨。2006年8月，克鲁格曼撰文说，由于美国楼市近年来价格暴涨，在很多地区房价开始下降，投机需求出现逆转，导致目前市场上充斥着未出售的房产。而且，由于近三年来楼市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楼市的逆转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衰退。目前美国房价已经出现全面下调地趋势。登上《新闻周刊》封面人物

克鲁格曼特别称赞了上周末在华盛顿聚会的全球各国财金首脑们的大胆救市举措，他笑称，与当天获知得奖后的感受相比，他在上周五受到的震动似乎更大一些。在10日的西方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各国一致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旨在稳定全球金融形势，恢复市场信心，支持经济增长。G7表示，当前的形势需要“紧急和非同寻常的”行动，该集团成员国将继续共同努力，稳定金融市场和恢复信贷流动，从而支持全球经济增长。根据这项计划，该集团将采取决定性行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支持那些对金融系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金融机构，防止它们倒闭。该集团还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解冻信贷和货币市场，确保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有获得流动性和资金的广泛途径。

召开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特别会议也传递了类似信息。会议强调，20国集团将团结一致，深化合作，“将采取一切经济和金融手段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和良好运转”。此后两天各国的具体行动也体现了救市的决心。美联储联合四大央行13日宣布，将史无前例地向金融体系提供“无上限”注资，以缓解短期美元融资市场的压力。而欧元区15国上周末也通过了一致的金融救援计划，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都相继推出了总额超过数千亿欧元的金融业援救方案。

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全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始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等待其他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他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而他在1994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更使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

他于1991年获得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该奖是美国经济学会专为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一个奖项，旨在奖掖他们对“经济思想和知识”做出的杰出贡献。

1978年，他去探访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的作者），多恩布什的鼓励使他找回了自信，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打开成功之门的关键。他开始写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当年7月，他把这篇论文提交到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他开始宣读论文时，人们没有加以注意，都在相互交谈。渐渐地，大厅安静了下来，人们停止交谈，专心地倾听克鲁格曼的演讲。克鲁格曼一夜成名了！克鲁格曼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接下来的日子里，荣誉和金钱接踵而未，克鲁格曼开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发表演说，参加研讨会，会见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忙碌的应酬之余，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

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厌倦，不过，在华盛顿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

在华盛顿的一年使克鲁格曼身心俱疲。很长一段时间，他既不做学问，也不问政治。不过在外人看来，他混得很不错：年纪轻轻就成为终身教授，拿着丰厚的薪酬、常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参加各种会议，甚至还写出了几篇挺好的论文。不过，克鲁格曼的内心极为失落，他说：“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987年，克鲁格曼开始重新恢复了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这些文章获得的好评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他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198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各大公司的总裁在看到他所著的书之后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作商业咨询。为此，克鲁格曼专门雇了一名经纪人，不是为了拉更多的客户，而是为了提高价格，使商人们望而却步。这段时期克鲁格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课题——经济地理学。他雄心勃勃地想把这个课题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在这个领域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92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启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1996年克鲁格曼又一次令世人大吃一惊，他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克鲁格曼三年内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