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星

由于“鸟星”在先秦研究中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自古以来学者涉及之深，研究之多屡见不鲜。

在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这项研究也在其中。国内研究中，以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为早，就其内容来看，由“鸟星”研究，学者们认为《尧典》所记“鸟星”应是商末周初的记录。这样子的论据，为《尧典》的文化内涵、形成年代都有了很好的诠释，也为先秦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明显的时代标尺。

甲骨文中的“鸟星”文化(3)对于甲骨文中的“鸟星”透过大甲骨，我们有了一些直观的认识。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甲骨的中“鸟星”与殷商时期的祭祀“乌”神和气象现象甚至于天象的“鸟星”都有一定的相关联。

这里其中的“星”，我们可看看记载：《说文》有“星，万物之精，上列列星，从晶生声”的记者。著名学者杨树达先生也曾就甲骨的“星”的理解问题上，在其著《积微居甲文说.释星》做了阐述。杨树达先生认为该“星”字应理解为见星，即郑玄在《诗经.定之方中》“星言夙驾”作笺注所说的“星，雨止星见”。同时杨先生进一步认为“星”应与“夕生”同，《说文七篇下夕部》云：“夕生，雨而夜除星见也，从夕，生声”。此后，李学勤先生也认同“星”与“晴”的关系，也即有“星见而晴”的认识。这一点，对于作为农业文明发展起来的中国，相关性的农业谚语都很好予以证实了。

祭鸟是殷商族人的一种对祖先认识的崇拜；

当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卯鸟”事实上与“卯鸟星”存在一致性，需要对《合》11497中的“卯鸟星”有比较深刻的释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