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1875年6月6日出生于德国北部港市吕贝克，他的父亲是经营谷物的巨商，母亲出生于巴西，有葡萄牙血统。托马斯.曼是五个孩子中的老二，长他四岁的亨利希·曼后来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作为成功的商人，托马斯.曼的父亲作风实际，在吕贝克很有影响；而他从母亲那里则得到音乐、文学和艺术的熏陶。父亲的实用主义与母亲的艺术气质所代表的二元性，成为托马斯·曼后来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

青少年时代的托马斯·曼并非是一个缺乏天赋的孩子，但他对于学校的课程表现地毫无兴趣。他更愿意致力于发展其由来已久的对于写作的爱好，并以散文随笔和作文的形式参与其与他人共同编辑出版的杂志《春天风暴》。在一封保存下来的1889年的信中，当时只有14岁的托马斯·曼在信的末尾属名“托马斯·曼，抒情戏剧诗人”。这反映了托马斯·曼对于自己将来当作家这件事是很认真的。

托马斯·曼的父亲于1891年在41岁的年龄上早逝后，孩子们被指定了一位监护人。这位监护人认为，托马斯·曼离开学校后应该选择一个正当的职业。托马斯·曼顺从了这一意愿，并且在此之后任职于一家火灾保险公司。在办公桌前的工作对于托马斯·曼来说极其无聊和不具挑战。

1892年，托马斯·曼的母亲迁往慕尼黑。托马斯.曼则留在吕贝克完成大学预科学校的学业。他把大部分精力转向了文学，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毕业时只得到了一个中等文凭。

1893年，托马斯·曼离开吕贝克前往慕尼黑。1895年，托马斯·曼放弃了在火灾保险公司的工作。

1894-1896年间，他参加了慕尼黑技术大学的历史、艺术和文学课程。最初，他心里想着的是选择从事记者这一职业。中学时期的毫无目标，依然在他大学学习期间延续。

当1896年托马斯·曼年满21岁时成年时，他有资格从父亲所遗留下来的财产中获得每个月160到180马克的零花钱。这样，他就有了足够的收入。托马斯·曼决定从那些被动的教学活动中把自己解脱出来，成为一名自由作家。

1897年，托马斯·曼开始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布等勃洛克一家》的创作。1901年这本小说发表并立即获得巨大成功，从此奠定了托马斯·曼在德国的文学地位。 

1905年，托马斯·曼同卡蒂娅普林斯·海姆结婚。尽管曼对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不是一无所知，但他选择了压抑克制。他们生了六个孩子，三儿三女。除了长子克劳斯.曼，长女艾丽卡·曼也是一位作家、演员和社会活动家。克劳斯·曼和艾莉卡·曼都是公开的同性恋者 。

托马斯·曼1912年写成中篇小说《在威尼斯之死》搬上银幕之后，引起了国际上的注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托马斯·曼深受叔本华、尼采和瓦格纳影响，充满浪漫的民族主义思想，把战争看成是某种精神的净化、解放和希望，认为战争可以保卫德意志的民族精神。而当时斯蒂芬·茨威格、赫尔曼·黑塞、施尼茨勒和罗曼·罗兰都是反战的。托马斯·曼的哥哥也反战，为此两兄弟几乎绝交了。战争的失败使托马斯·曼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 此时他认为，“民主与人文主义是统一的，如果人们要遵循人文主义，就要学会人与人之间民主地相处。对于自己过去的反理性主义，他感到一生的“罪过、负债与责任”。

1919年，托马斯·曼被授予波恩大学哲学系的名誉博士。

托马斯·曼从一个不问政治的艺术个人主义者转向社会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者。1922年，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年轻民族主义分子杀害，这个事件使他站出来公开表态支持共和与民主，并发表演讲谴责“感伤蒙昧主义从事的恐怖活动”，指出“未来的思想是人性、博爱”， 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可能的。他称自己的政治活动是想要把青年人“争取到共和国，争取到被称之为民主，以及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一边来。”对此，那些“无知和没有教养”的青年公开对他表示不满，极端民族主义者甚至骂他背叛了德意志。

在一次演讲中，托马斯·曼曾抨击了“种族优越”，为此惹怒了在场的纳粹党徒，迫于他们的淫威，托马斯·曼不得不从后门离开大厅。1923年，托马斯·曼开始了流亡生活。起初，他在瑞士生活了五年，以后又移居美国。在美国期间，托马斯·曼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另外一种德国的面貌，在那里他发挥着比在国内更大的作用。他曾是罗斯福总统的座上客，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1929年，托马斯·曼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930年大选，纳粹一跃成为得票率奇高的党派。托马斯·曼一直不赞同这种煽动性的政治势力，于1930年10月17日在柏林贝多芬厅发表了被称为“德意志致词”的讲话，他质问是否“纳粹理想所要求的那种低级的，纯种的，思想单纯的，脚后跟行军中啪啪作响的，幼稚听话的，激情荡漾的真诚；这种高度的全民族的单一化在一个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文化民族里，如德意志民族，真的可以实现。”除了托马斯·曼自己的作品不合纳粹的胃口之外，他哥哥亨利希·曼的进步言论，他妻子的犹太血统以及他子女公开的同性恋身份都足以令纳粹咬牙切齿。目睹理性知识分子日益受到排挤、迫害，目睹曾受良好教育的德国青年在大街上跟随纳粹焚烧书籍，作为德国贵族礼仪的典范，托马斯·曼开始采用了谩骂的形式。在他的私人书信中，开始频繁出现“白痴”、“流氓”、“令人厌恶的小丑”、“悲惨的可怜人”、“蒙昧主义的痴呆”、“奴隶的劣根性”这些词，他用足了全部带有侮辱性的字眼，对纳粹德国及其人民“开骂”了。他在通信中写道：“德国人民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因为他们并不热爱自由，相反认为自由是一种可以完全忽视的形式。尽管遇到残酷的幻灭，在新的恐怖的制约下，他们甚至会比在共和国的环境中，还要感觉良好和幸福。”他把这种只有国家概念，没有人的概念的现象看做是一个民族智性和道德的衰败。他甚至认为野蛮的德国已经不配称作“国家”，而应当称为“白痴野战营地”。

1935年，他与爱因斯坦一起获得了哈佛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的头衔。

1936年，托马斯·曼终于从私人书信转向公开表达：“对人类、道德及审美的无数观察让我确信，现在的德国政权对德国和世界都不会有什么好处。”同年，他被剥夺了德国国籍。同时，纳粹还剥夺了托马斯·曼于1919年被波恩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称谓。 他声明不承认那个“占据在德国土地上的灭绝人性的统治政权”，当时的德国“没有思想，却又反对思想，反对所有高尚的、美好的、正派的东西，反对自由、真理和正义”。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撰文谴责法西斯对德国文化的歪曲和破坏，发表《理查德·瓦格纳的苦难与伟大》的著名演讲，而被迫流亡国外，于1938年移居美国，1941年托马斯·曼举家迁往PacificPalisades（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附近）。加入美国国籍一事一拖再拖，直到1944年，托马斯·曼才取得了美国国籍。

虽然他的著作在德国被查禁，他的国籍和波恩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被剥夺，但他并没有屈服，而是以著名的公开信表明了反法西斯的严正。流亡期间，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并坚持创作，发表了长篇巨著《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的前三部以及《绿蒂在魏玛》（1939）等 。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流亡：“这令人难以忍受。不过这更容易使我认识到在德国弥漫着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为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

战后德国几家报纸推荐托马斯·曼当任第一位联邦德国的总统，他拒绝了。战后，托马斯·曼始终不肯返回德国。多年之后，托马斯·曼才愿意跟他的德国同胞重新和好 。

五十年代，迈卡锡主义开始在美国肆虐。而二战后的德国分裂为东西两个。托马斯·曼最终选择于1952年返回瑞士定居 。他一直在瑞士客居，但经常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访问，在那里朗读他的作品。这期间，他的作品范围更进一步扩大。 1955年7月20日托马斯．曼被确诊患了血栓。治疗没能启到效果。托马斯．曼于8月12日由于动脉硬化症在苏黎世的医院逝世，享年80岁。

《佛罗伦萨》（Fiorenza）

从长篇小说处女作，到中篇佳作《死于威尼斯》，直至后期集大成之作《魔山》、《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以及《浮士德博士》，死亡和疾病都是托马斯·曼小说经常出现的主题。托马斯·曼对于此类结局的倾向性，除了世纪之交的颓废派文学的时代大背景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其深受叔本华以批判理性、宣扬悲观主义的特点的哲学体系影响。曼曾把叔本华与尼采和瓦格纳一并比喻为照亮自己思想的三颗明星，在其随笔《叔本华》中，托马斯·曼也坦言 ：“初读叔本华作品，那醍醐灌顶的兴奋只有少年时初识爱情、初尝性爱的快感能比较”。叔本华作为唯意志主义哲学的始祖，把康德哲学体系中的物自体阐释为“意志”，而意志“本质上没有一切目的，一切止境，它是一个无尽的追求”，意志的本质就是不可抑制的冲动和盲目的欲望，因此也是人生一切痛苦的根源。叔本华认为只有在死亡中才存在对意志的否定，或者当完全沉浸在艺术欣赏、艺术陶醉中，可以得到短暂的平静和解脱。因此，托马斯·曼笔下的疗养院，作为生命意志和意志否定，即生命和疾病（半死亡）之间的灰色混沌地带 ；同时也常常蔓延着艺术的氛围，遁入其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如进入黑洞般无法再返回曾经的世界。

从创作倾向上看，早年《布登勃洛克一家》无疑属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家自己也说过：“英国、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杰出的小说家、瓦格纳史诗式的舞台歌剧、福楼拜以及龚果尔兄弟的卓越技巧，对他的创作有积极的影响。托马斯·曼谦逊地把自己的成功归之于他的时代。

托马斯·曼以后接续写成的几部小说，进一步巩固了作者的国际声望。特别是《魔山》一书，曾被许多人赞誉为杰作。它是托马斯·曼在完成《布登勃洛克一家》二十五年后写成的。他在《魔山》一书里大量的人物对话中，运用了他所积累的丰富知识。通过这种方式，作家生动地刻画出二十世纪人们思想意识上的紧张对立状态。文学评论家马赛尔·莱西·拉尼茨基对此书作了这样的评价：“《魔山》一书应归于德国精神和德国艺术那些为数不多的高峰的行列，这种说法曾经盛传全世界。是的，在经历了种种的曲径旁途之后，这种认识最终总算也来到了作者的故乡。”这些“迂回曲折”是当时统抬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所造成的。 《魔山》嘲笑了当时一般民主主义者的高谈阔论，讽刺了马志尼门徒空泛的政治诡辩。凭着艺术家的敏感，作家对日趋猖撅的法西斯主义作了公开揭露。 结果德国禁止出版托马斯·曼的书籍，威胁作家的安全，因为他在许多演讲和文章中，表现出一定的政治倾向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是托马斯·曼创作的丰收期。作家的晚年可以说是幸福的。他一直保有清晰的头脑、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对语言的敏感和观察生活的睿智。这期间，托马斯·曼写了关于老年歌德的小说《绿蒂在魏玛》从这部诗趣盎然的小说中，读者重新认识了“有时是伟大的，有时是渺小的”歌德。托马斯·曼以十年时间，完成了四部曲《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这部宏篇巨著取材于《旧约》关于约瑟夫的传说。小说借用希伯来传说痛挞了法西斯主义。1947年，托马斯·曼完成了他的后期杰作《浮士德博士》，这部饶富哲理的小说，对资产阶级文化作了全面的分析与批判。

托马斯·曼是一个魔术师—一位运用语言的艺术家。正如作家瓦尔特·延斯所说，这位语言艺术家最为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样一句话：“对于一位天才作家来说，即使是最复杂的事物，也能运用语言的手段，几乎毫不费力地加以文学再现。”托马斯·曼常使用一些冷漠的、经过推敲的、表达填密的、不带感情色彩的语句，这些语句还蕴含一种使人难以觉察的略寓讽刺的意味。托马斯·曼把这样一种讽刺的手法运用到现代小说中来，这对于那些至今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小说作者来说，也不窗是一种典范。这种讽刺手法的运用，在托马斯·曼的最后一部著作《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中，尤为鲜明易见;同样，在他的借喻性小说《约瑟和他的兄弟们》一书中，也是如此。托马斯·曼曾用这样一句话，对他作品中讽刺手法的运用作过解释:“发自内心深处的笑，是世上最美的享受。”作家弗里德利希·托尔贝克因此认为，托马斯·曼亦是德国文学所造就出的最伟大的幽默作家之一。

至于托马斯·曼小说中的各种人物形象，《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那些不寻常的，令人起敬的市民，《魔山》中的那些博学多识、侃侃而谈的疗养院住客，四卷长篇小说《约瑟和他的兄弟们》中的那个神秘的预言者与顽童；《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中的那个幼稚狂妄的流浪汉；《浮士德博士》中的那位浮士德式的多情善感的作曲家阿德里安·莱弗金，他们之所以如此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迄今仍为世界文学宝库的一部分，这不能不归功于托马斯·曼的准确而又精细的观察能力。这期间，托马斯·曼笔下所塑造的那些人物，已为四十个国家的读者所熟悉。托马斯·曼1912年写成的中篇小说《在威尼斯之死》搬上银幕之后，也引起了国际上的注视。

《布登勃洛克一家》又译作《布登勃洛克家族》。1901年，托马斯·曼的第一部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出版了。小说一经发行马上就在读者和文学评论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和共鸣。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是托马斯·曼创作的有极大影响的作品之一。28年后，就是由于这本书的创作，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了托马斯·曼诺贝尔文学奖。

托马斯·曼为人争取和平与民主的事集献出了自已光辉的一生。他以六十多年如一日的勤劳创作，丰富了德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宝库。他不但是卓越的天才作家，而且是和一切黑暗势力作不倦争斗的人道主义者和百折不撩的和平战士。

1975年，德国某电台访问多位作家，征询他们对托马斯·曼的意见，回复多数是否定性的。一位女作家说，托马斯·曼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等重大事件，但他将这些经历干干净净地排除在了作品之外。这种说法，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诚然，托马斯·曼的小说作品没直接写到世界大战，但是——不知道这位女作家是无知还是无视——你能说《马里奥和魔术师》、《绿蒂在魏玛》不是对大战期间德国社会政治领域云谲波诡的反映吗？小说之外，托马斯·曼的文论作品对法西斯主义的直接批判还少吗？莫非这些作品，就不算作品？此一问题，美国批评家雷纳·韦勒克有一个不错的总结：“托马斯·曼可以充当反映文学批评与政治动乱互为依存现象的一位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