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公问对

　《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李靖问对》，或简称《唐李问对》、《问对》，唐代著名军事家李靖撰，是唐太宗李世民与李靖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此书有人怀疑是北宋阮逸伪作，但未有确证。

　　现存《李卫公问对》共三卷，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一万余字，记录了唐太宗与李靖问答九十八条次。内容丰富，多联系唐以前战例及太宗、李靖本人的亲身经历，参照历代兵家言论，围绕着夺取主动权、奇正、虚实、主客、攻守、形势等问题进行讨论，阐述其军事思想。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亦易主客，于兵家微言，时有所得”。这一概括应该说是简明扼要的。

　　从现存的《李卫公问对》来看，该书主要表现了李靖如下几个方面的军事思想：一、“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李靖说，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已”。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让敌人受制于己方，而不让己方受制于敌方。李靖在书中提出的奇正、虚实、攻守等，都是为了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也可以说，李靖的整套战略战术都是围绕这一中心来设计的。客观地说，这种“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并非李靖的首创，在《孙子兵法》等兵书中都有反映，但都没有李靖强调得这么突出。二、奇正思想。“奇”与“正”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对重要范畴。

　　自从《老子》提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后，《孙子兵法》提出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的观点，其他各兵家都对奇、正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解释。《李卫公问对》对这一问题的贡献和发展表现在：一是进一步充实了奇、正的内容，认为奇、正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例如，它认为，对敌进行政治声讨是正，进行军事打击是奇；公开出兵是正，奇袭是奇；主攻方向或主要防御方向是正，助攻方向或次要防御方向是奇；前进为正，后退为奇等等。二是提出了“正亦胜，奇亦胜”的思想。《孙子兵法》曾提出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而《李卫公问对》则认为，善于用兵的人，无处不是正，无处不是奇。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运用奇、正，只要运用得巧妙，用正兵也能胜，用奇兵也能胜。它说：“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这就对《孙子兵法》中“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不再局限于“以奇胜”了。三是提出了“奇正相变”的思想。在《孙子兵法》中，孙武已经论述到了奇、正之间的相互转化，《李卫公问对》进一步说明了这一问题。它认为，如果把奇、正看成是相互分裂的两个方面，“奇正素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那将是十分错误的，这是不懂得“奇正相变，循环无穷”的道理。所以，作为将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仅有奇或仅有正，都有偏颇，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变化，才是完美的。四是把“示形”与奇正联系起来。所谓“示形”，就是将真实的目的、意图、行为藏而不露，让敌人看到的是假象，以达到欺骗敌人的目的。

　　这一思想最早也是孙子提出来的。《李卫公问对》则把“示形”与奇、正联系起来，认为“示形”，就是用奇兵迷惑敌人，而不是用正兵。它说：“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通过“示形”，也就是把奇兵变为正兵，把正兵变为奇兵，“变化莫测”，使敌人不知虚实，无法了解真实情况。五是把奇正同虚实联系起来。“避实击虚”是《孙子兵法》的一个重要思想。《李卫公问对》也极其重视虚实问题，它说：“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它并且把虚实同奇正联系起来，说：“奇正者，所以致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它还把奇正与分合联系起来，认为在其兵力使用上，不能过分分散，也不可绝对集中，而应“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由上可知，奇正问题虽非李靖首先提出来，但他确实是有发展的。三、攻守一法，因情而动的思想。

　　《李卫公问对》的这种思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攻守“同归于胜”。它说：“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于乎胜而已矣。”这就是说，相对于防御而言，进攻是防御的转机。防御对于进攻来说，是一种手段或策略。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取得胜利，殊途同归，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它认为，在战争中，敌我双方往往是一方处于守势，另一方处于攻势，反之亦然。它说：“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因此，不能把攻守看成是两种相互分割的作战形式，“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其二事，抑又二其官”。这就是说，在作战中，如果进攻时不知防守，防守时不知进攻，这样，不仅会把攻守看成是相互分割的两个方面，而且也会把它们看成具有两种不同的目的。这就违背了“同归于胜”的原则。二是对《孙子兵法》“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思想提出了新的解释。

　　曹操在给《孙子兵法》作注时，把“守则不足，攻则有余”这一思想解释为“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这主要是从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余”来说明攻和守的。《李卫公问对》则认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又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守胜，则攻之耳，非以强弱为辞也。”李靖强调的不是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余”，而是认为攻守与“敌未可胜”和“敌可胜”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敌未可胜”时，即使我力量有余，也不应盲目进攻，而要防守；相反，如“敌可胜”，即使我方力量不足，也要进攻而不应防守。这就把攻守策略的实施取决于己方力量转变为取决于是否有机可乘或成败的概率。同时，《李卫公兵法》强调要因情变化，将帅要根据战场上的情况，使敌“变主为客”，使己“变客为主”。当然，攻守中还要注意“心战”，进攻时，不仅要“攻其城，击其阵”，还要攻敌之心，瓦解士气；守时，不仅要“完其壁，坚其阵”，还要保持旺盛的士气。

　　《李卫公问对》还十分重视军队的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强调将帅要深晓训练方法，提出分三个阶段训练军士，即由单兵到多兵，由分练到合练，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此外，该书对古代阵法布列、军事制度、兵学源流及教阅与实践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它从理论和实践上考辩八阵，认为八阵是古代的一种阵法，由五阵推演而成。其队形又可根据战场地形分布列为方、圆、曲、直、锐五种基本形态。这种考辨也是很有价值的。

　　《李卫公问对》多处对《孙子兵法》的命题进行了阐发，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思想。它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在宋代被列入《武经七书》中，成为武科必读之书。今天仍有研究价值。

1、太宗曰：“高丽数侵新罗，朕遣使谕，不奉诏，将讨之，如何？”

靖曰：“探知盖苏文自恃知兵，谓中国无能讨，故违命。臣请师三万擒之。”

太宗曰：“兵少地遥，何术临之？”

靖曰：“臣以正兵。”

太宗曰：“平突厥时用正兵，今言正兵，何也？”

靖曰：“诸葛亮七擒孟获，无他道，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晋马隆讨凉州，亦是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

靖曰：“臣讨突厥，西行数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远？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束部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所得古法深也！”

2、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锋，义师少却。朕亲以铁骑，自南原驰下，横突之，老生兵断后，大溃，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

靖曰：“陛下天纵圣武，非学而能。臣按兵法，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且霍邑之战，师以义举者，正也建成坠马，右军少却者，奇也。”

太宗曰：“彼时少却，几败大事，曷谓奇邪？”

靖曰：“凡兵以向前为正，后却为奇。且右军不却，则老生安致之来哉？《法》曰：‘利而诱之，乱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进，不意断后，见擒于陛下，此所谓以奇为正也。”

太宗曰：“霍去病暗与孙、吴合，诚有是夫？当右军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奋击，反为我利。孙、吴暗合，卿实知言。”

太宗曰：“凡兵却，皆谓之奇乎？”

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也，非奇也；若旗齐鼓应，号如一，纷纷纭纭，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法》曰‘徉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谓也。”

太宗曰：“霍邑之战，右军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

靖曰：“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故善用兵者，奇正，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

3、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欤，临时制之欤？”

靖曰：“按曹公《新书》曰：‘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此言大略耳。唯孙武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还之无端，孰能穷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习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则必为之二术。教战时，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之变，此教战之术耳。教阅既成，众知吾法，然后如驱群羊，由将所指，孰分奇正之别哉？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是以素分者教阅也，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

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书》所以授诸将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击’，卿谓若何？”

靖曰：“臣按曹公注《孙子》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此说与旁击之说异也。臣愚谓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乌有先后、旁击之拘哉？”

太宗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

靖再拜曰：“陛下神圣，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4、太宗曰：“分合为变者，奇正安在？”

靖曰：“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孙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

太宗曰：“吴术若何？”

靖曰：“臣请略言之。魏武侯问吴起两军相向，起曰：‘使贱而勇者前击，锋始交而北，北而勿罚，观敌进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则敌有谋矣。若悉众追北，行止纵横，此敌人不才，击之勿疑。’臣谓吴术大率类此，非孙武所谓以正合也。”

太宗曰：“卿舅韩擒武尝言，卿可与论孙、吴，亦奇正之谓乎？”

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极，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耳！曾未知奇正相变，循环无穷者也。”

5、太宗曰：“古人临阵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变之法乎？”

靖曰：“前代战斗，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以片善而胜无善，斯安足以论兵法也？若谢玄之破坚，非谢玄之善也，盖坚之不善也。”

太宗顾侍臣检《谢玄传》阅之，曰：“坚甚处是不善？”

靖曰：“臣观《坚载记》曰秦诸军皆溃散，唯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馀骑赴之，垂子宝劝垂杀坚，不果。此有以见秦军之乱，慕容垂独全，盖坚为垂所陷明矣。夫为人所陷而欲胜敌，不亦难乎？臣故曰无术焉，坚之类是也。”

太宗曰：“《孙子》谓多算胜少算，有以知少算胜无算。凡事皆然。”

6、太宗曰：“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或谓为《握机文》，何谓也？”

靖曰：“奇音机，故或传为机，其义则一。考其辞云：‘四为正，四为奇，馀奇为握机。’奇，馀零也。因此音机。臣愚谓兵无不是机，安在乎握而言也？当为馀奇则是。夫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则民服。’此受之于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将所自出者也。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是故握机、握奇本无二法。在学者兼通而已。”

7、太宗曰：“陈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准焉。陈间容陈，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数起于五，而终于八。此何谓也？”

靖曰：“诸葛亮以石纵横布为八行，方陈之法即此图也。臣尝教阅，必先此陈。世所传《握机文》，盖得其粗也。”

8、太宗曰：“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斯八阵，何义也？”

靖曰：“传之者，误也。古人秘藏此法，古诡设八名耳。八阵，本一也，分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旛名；龙、虎、鸟、蛇，本乎队伍之别。后世误传，诡设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9、太宗曰：“数起于五，而终于八，则非设象，实古阵也。卿试陈之。”

靖曰：“臣按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陈法，四为闲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则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混混沌沌，形圆而势不散。此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黄帝之制兵也！后世虽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阃阈。降此孰有继之者乎？”

靖曰：“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亩；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以立军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众。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

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乐，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时，王不能用，故假齐兴师尔。”

靖再拜曰：“陛下神圣，知人如此，老臣虽死，无愧昔贤也。臣请言管仲制齐之法：三分齐国，以为三军；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五乡一师，故万人为军。亦由《司马法》一师五旅、一旅五卒之义焉。其实皆得太公之遗法。”

10、太宗曰：“《司马法》，人皆言穰苴所述，是欤，否也？”

靖曰：“按《史记.穰苴传》，齐景公时，穰苴善用兵，败燕、晋之师，景公尊为司马之官，由是称司马穰苴，子孙号司马氏。至齐威王，追论古司马法，又述穰苴所学，遂有《司马穰苴书》数十篇，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

太宗曰：“‘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传，何也？”

靖曰：“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然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

太宗曰：“何谓‘三门’？”

靖曰：“臣按《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

太宗曰：“何谓‘四种’？”

靖曰：“汉任宏所论是也。凡兵家流，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

11、太宗曰：“《司马法》首序蒐狩，何也？”

靖曰：“顺其时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礼最为大政：成有歧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此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实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会，因之以巡游，训之以甲兵，言无事兵不妄举，必于农隙，不忘武备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12、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广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此亦得周制欤？”

靖曰：“按左氏说，楚子乘广三十乘，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军行右辕，以辕为法，故挟辕而战，皆周制也。臣谓百人曰卒，五十人曰两，此是每车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泽之国，车少而人多。分为三队，则与周制同矣。”

13、太宗曰：“春秋荀吴伐狄，毁车为行，亦正兵欤，奇兵欤？”

靖曰：“荀吴用车法耳，虽舍车而法在其中焉。一为左角，一为右角，一为前拒，分为三队，此一乘法也，千万乘皆然。臣按曹公《新书》云：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兴兵十万，用车千乘，轻重二千，此大率荀吴之旧法也。又观汉魏之间军制：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师，率长一人；凡车千乘，将吏二人。多多仿此。臣以今法参用之：则跳荡，骑兵也；战锋队，步、骑相半也；驻队，兼车乘而出也。臣西讨突厥，越险数千里，此制未尝敢易。盖古法节制，信可重也。”

14、太宗幸灵州回，召靖赐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杜尔等讨薛延陀，而铁勒诸部乞置汉官，朕皆从其请。延陀西走，恐为后患，故遣李勣讨之。今北荒悉平，然诸部番汉杂处，以何道经久，使得两全安之？”

靖曰：“陛下敕自突厥至回纥部落，犯置驿六十六处，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谓，汉戍宜自为一法，番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则密敕主讲，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

太宗曰：“何道也？”

靖曰：“此所谓‘多方以误之’之术也。番而示之汉，汉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汉之别，则莫能测我攻守之计矣。善用兵者，先为不测，则敌‘乖其所之’也。”

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边将。只以此番、汉，便见奇正之法矣。”

靖曰：“圣虑天纵，闻一知十，臣安能极其说哉！”

15、太宗曰：“诸葛亮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朕疑此谈非极致之论。”

靖曰：“武侯有所激云耳。臣按《孙子》有曰：‘教习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自古乱军引胜，不可胜纪。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阅无古法也；吏卒无常者，言将臣权任无久职也；乱军引胜者，言己自溃败，非敌胜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虽庸将未败若兵卒自乱，虽贤将危之。’又何疑焉？”

太宗曰：“教阅之法，信不可忽。”

靖曰：“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臣所以区区古制、皆纂以图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

太宗曰：“卿为我择古陈法，悉图以上。”

16、太宗曰：“番兵唯劲马奔冲，此奇兵欤？汉兵为弩、犄角，此正兵欤？”

靖曰：“按《孙子》云：‘善用兵者，求之以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夫所谓择人者，各随番汉所长而战也。番长于马，马利乎速斗；汉长于弩，弩利乎缓战。此自然各任其势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汉必变号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

太宗曰：“卿更细言其术”

靖曰：“先形之，使敌从之，是其术也。”

17、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内属，置松漠、饶乐二都督，统于安北都护。朕用薛万彻，如何？”

靖曰：“万彻不如阿史那社尔及执失思力、契必何力，此皆番臣之知兵者也。臣尝与之言松漠、饶乐山川道路，番情逆顺，远至于西域部落十数种，历历可信。臣教之以阵法，无不点头服义。望陛下任之勿疑，若万彻，则勇而无谋，难以独任。”

太宗曰：“番人皆为卿役使！古人云，‘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势也。’卿得之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