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

产生的背景-全球视野的生态思潮

首先，它是社会文明转型在译学研究方面的一种反映。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逐步开始了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型。1972年，联合国发布了著名的《 人类环境宣言》，将保护自然环境提到全人类关注的高度。中国也随之开始重视生态环境问题，此后接连提出可持续发展方针与科学发展观。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维度进入包括翻译学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就是时代发展的自然体现。

其次，它又是现代哲学思想转型的必然结果。20世纪以来，在思想界与哲学领域发生了由主客二分到主体间性、由中心到整体观念的转型。60年代，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提出了“中心”既可在结构之内又可在结构之外、这样“中心也就并非中心”的重要观点(Derrida 1967)。70年代，挪威生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了“深层次生态学”(Deep Ecology)的理论，将生态学引入哲学与伦理学领域，并提出生态自我、生态平等与生态共生等重要生态哲学理念(Naess 1973)，此后又有美国生态哲学家戴维·格里芬等人的发展。这一过程显示，当代哲学所面对的，是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由人类中心观到生态整体观的转向。正是这样的哲学转向，打开了翻译研究从“翻译生态”视角综观翻译活动的视野和思路，形成了生态翻译学研究路径。

生态翻译学的发生和发展，既有全球因素，又有中国因素；既有外部因素，又有内部因素；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人为因素；生态翻译学在新世纪之初应运而生，既有其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

生态翻译学的三个立论基础是其客观性、存在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前提和理据。其中的逻辑理路是：如果没有“关联序链”的启示和指向，那么，就不可能思考翻译活动(翻译生态)与自然界(自然生态)关联和共通问题；如果没有翻译活动(翻译生态)与自然界(自然生态)类似性和同构性问题的进一步研究，那么，就不可能将适用于自然界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到翻译学的研究中去；如果没有将“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学研究，那么，就不可能构建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理论体系；如果没有以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理论体系为基础，那么，就不可能进一步开发和拓展宏观生态理念、中观本体理论、微观文本操作的生态翻译学的“三层次”研究；最后，如果没有生态翻译学的“三层次”研究，那么，相对完整的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就难以实现了。这是一个由较小到较大、由局部到整体、由不太系统到比较系统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生态翻译是从原文内在的生态结构出发来对翻译作品进行选择，并且在翻译的过程中循环原作固有的生态结构来在另一种语言中进行再现，它不片面强调翻译过程，所以，生态翻译首先注定要带有特色。

生态翻译作为一个跨学性的途径，是运用生态理性、生态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