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金石略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顺天大兴（今属北京市）。乾隆十七年（1752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累迁至内阁学士。先后主持江西、湖北、顺天等地乡试，任广东、江西、山东等省学政。翁氏博学洽闻，精研学术，长于考证、金石之学，为有清一代著名学者之一。阮元《广东通志·宦迹》说他“素喜金石碑刻，纂《两汉金石记》，为世所称。”《清史稿》也说他“尤精金石之学，所着《两汉金石记》，剖析毫芒，参以《说文》、《正义》，考证至精。”

《粤东金石略》共录金石刻画文字562种，首一卷，附录二卷。卷前有翁氏自序，卷首为康熙、乾隆御笔28种;卷一，广州府金石67种;卷二，广州南海神庙金石67种;卷三，广州清远禺　峡山诸刻39种;第四、五，韶州府金石48种;卷六，韶州碧落洞诸刻24种;南山诸刻27种;泐溪　石室48种;卷七，连州金石44种;卷八，肇庆府七星岩诸刻62种、三洲岩诸刻15种、阳春岩2　种;卷九，肇庆府金石10种、惠州府13种、潮洲府33种、嘉应州2种、高州府3种、廉州府1种、雷州府5种、琼州府13种。附录二卷，广州九曜石生28种。书中记载金石名称、地点、年代及　撰书人名字、行数、字径、题跋等，按当时粤东名地区分类。后来阮元编纂《广东通志·金石略》，多采用此书材料，及近年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之石刻著录，也多赖此书。^[1]

所录石刻资料数量多、地域广，可以概见广东当时所有石刻的情况。在翁氏之前，也有　著录广东石刻的著作如黄佐《广东通志》、汪永瑞《广州府志》、郭尔启《南海县志》、孔庆连《番禺县志》及一些学术笔记等，但都不成规模，如黄佐《广东通志·金石志》所辑石刻仅一百七十　余种，简直不能比拟于《粤东金石略》，而其他如《广州府志》等，皆一时一地之录，亦难以望《粤东金石略》之项背。　^[2]

取材精良，详略得当。该书收录虽然丰富，但并非所有石刻都收录不遗，而是有所辨析取舍，重点集于广州府及石刻资料较集中、较重要的地区，如与中外交通最为密切，碑刻最为丰富，有“南方碑林”之誉的南海神庙即单独为卷，收录了自唐至清代碑刻85种，然事隔200多年后的今天，由于屡经劫乱，损毁散失等诸多原因，所剩仅50多条，已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二了。又　如肇庆七星岩李邕《端州石室记》石刻，原文381字，翁方纲视学广东时，“可辨者三百四十八”，如今只可见264字，200余年间侵蚀损毁达84字之多。金石家陆增祥有言:“金有时毁，石有　时泐，赖墨本以传之。墨本聚散何常，存亡赖著录以传之。”以是观之，良有以也。^[3]

收录碑刻名篇不少，凡清中期粤中之名刻，大抵均能见诸该书。如《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铭碑》，建于汉灵帝熹平三年（174）被称为“粤东石刻之最古者。”它记载了汉桂阳太守周　憬开凿粤北泷水河道便利交通的功绩。碑文已载入宋人洪适《隶释》中，欧阳修《集古录》、曾巩《南丰类稿》、赵明诚《金石录》、刘昌诗《芦浦笔记》、赵一清《水经注释》等20余种著作，对此碑　皆有论述。碑文隶书，文长八百余言，历代金石学者每用为考研古今文字的碑例。《端州石室记》出自唐著名书法家李邕手笔，刻于开元十五年（727），为岭南现存最早的唐碑，是肇庆七星　岩摩崖石刻中年代最古，历史、艺术价值最高的一例，且为李邕所留唯一之正书碑，弥足珍贵。再如《南海神广利王庙碑》，为广州现存最古的唐碑，由唐大文学家韩愈撰文，循州刺史陈谏书丹，在岭南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广州五仙观《古仙诗碑》为广州现存较早的宋碑，由宋岭南学者古成之手书。六榕寺补榕亭畔中的《证道歌碑》，碑文相传为释玄觉所撰，苏轼手书，刻于　北宋绍圣三年，在考证广东佛教史上颇有意义。其他如《大宋新修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记》、《六侯之记》、《重修天庆观记》等名碑及重要摩崖石刻如罗定《龙龛道场铭并序》（镌刻于唐圣历二年，被称为“岭南第一唐刻”）、肇庆鼎湖山唐刻偈语“涅盘妙正，法眼心藏”、英德南山唐《浈　阳果业寺开东岭洞谷铭》、唐《南岩亭记》、唐《众乐亭记》、罗浮山南汉《镇象塔记》、英德碧落洞　南汉《盘龙御室记》、潮洲葫芦山南汉《拓路题记》，英德南山宋《广东路新开峡山栈路记》、宋《英德南山圣寿禅寺水车记》、苏轼《碧落洞》、苏缄《碧落洞诗》、潮洲葫芦山宋《金城山记》、宋《筑城记》、阳山贤令山宋《皇宋圣德颂》等等均为翁氏《粤东金石记》辑录整理。至于广州宋刻　最集中最重要的药洲九曜石，则专着《九曜石考》二卷，是为目前对药洲研究最有参考价值的著述。^[4]

《粤东金石略》对广东金石并未限于一般性的资料搜求、整理和辑录，而是　作者倾其心力，一丝不苟地做了大量精细详明的考证工作，探颐索微，补缺钩沉，言必有据，见解独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九曜石上有题:“士宏子高昌衡平甫元规正叔安道子适丙午仲春　十五日题”，这行文字不加标点，颇费思量。经翁方纲考证:士宏，字子高，姓卢，新郑人，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做广州知府。一年，有安南船只百艘出现于北部湾，有人说是来犯海疆的。卢　士宏亲往瞭解，开诚诏谕，得以保境安民，这正是丙午即治平三年的事。这种考证，使我们后人知道广州宋代还有一位这样的知府，也知得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时有海盗出没。又如屈大均《广东新语》说连江楞伽峡丁兰石“旁多篆刻，苔蚀不可读”，翁方纲泊舟丁兰石下，用水洗去苔藓，发现石上的字体并非篆刻，字迹虽漫漶不清，但查考连州志所载，证明那是记载宋嘉泰二年疏导　因山崩阻塞航运的一段文字。又如翁方纲到峡山寺，僧人告诉他飞泉亭后的石壁有苏轼手迹，他第二次来游，剔去苔藓，发现却是明末朱学熙所书“坡仙游寓”四字。又如肇庆七星岩石室洞　内有正书“景福”二在字，粤中民多取其“福”字拓片张挂室内，而莫知其书者，经翁方纲考证，“景福”二字乃唐大书法家李邕所书，年代为开元十五年（727），其考证为后人普遍认可，遂成定　论。这些都说明翁方纲的精细和认真。 翁方纲在粤8年中，为官之暇，为搜求广东摩崖碑碣不遗余力，足迹几遍广东各地。他曾七　历寒暑访寻《重刻张九龄神道碑》;五到清远峡趁枯水时拓得“东坡钓矶”四字;费时四年搜寻米　题“药洲”石;宋代名相张浚贬连州时，常登列秀亭（故址在今连州公园内）眺览风物，留有题列　秀亭石刻，翁方纲找寻了七年才获睹这块碑刻，并因张浚书迹重出而兴奋作诗:“我求此石今七年，荒亭败瓦空苍烟，斋厨垣倾讲肆侧，几载土复枯缠……”。足见这位学者的辛勤与执着。正如本文开篇所述，翁方纲的来粤及其学术活动始开广东金石学之端，其后金石学者渐出，金石著作渐富，举其要者，有南海吴荣光《筠清馆金石文字》五卷，梁廷楠《金石称例》四卷、《续金石称例》一卷、《藤花亭镜谱》八卷、《碑文摘奇》一卷，吴兰修《南汉金石志》二卷，彭泰来《高　要金石略》四卷，黄培芳《端州金石略》二卷，汪兆镛《番禺县续志·金石略》七卷以及各地方志　所辑集的金石文字等等。时人黄佛颐评价:“服岭以南，士夫鲜治金石学者。乾嘉而降，风气稍　开……若梁章冉、吴石华荷屋，则足与中原诸子抗席矣。”翁方纲诚开粤中金石学风气之先，遗风流绪，至近现代而不衰。^[5]

翁方纲在粤中的题记，除药洲十四处除，南海神庙内还有两处:一在宋开宝碑阴，刻“乾隆丙　戌九月大兴翁方纲谒祠观碑辛卯三月大风雨中复来题记”;一在浴日亭陈献章诗碑，刻“乾隆辛卯三月大兴翁方纲风雨中来摩挲碑刻赋诗而去”。冥冥之中，仿佛看到这位学者在风雨中摩挲，题咏，跋涉的情景。^[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