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墨关系研究

该书探究了儒墨同为“显学”却一浮一沉以及孔子到孟子之间儒家讨论的主流话语发生了重大转变的原因，还探究了先秦儒墨关系的背后隐藏着的思想史上的秘密。

战国诸子学是中国思想史的显学，大家林立，多有精见。但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还比较少。孔德立专注于研究思想史多年，善于发现问题，并在坚实的基础上提出创新性的认识，《先秦儒墨关系研究》就是他数年钻研的一个成果。在研究子思与孟子之间思想发展脉络时，除了关注儒家思想史自身发展脉络以外，还要注意到其他学派对于儒学发展带来的影响。其中，墨子对儒家的批评影响最大，因此，孔德立以此为研究重点，在书中集中论述了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从墨子批评的儒家有四道“足以丧天下”入手探索了墨子非儒的原委及其对儒家思想演变的影响。

儒墨关系是一个传统话题，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作者善于在细致的史料梳理中发现问题，开出新意。儒墨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激烈的争锋，这是自古以来的事实。问题在于这两个学派如何在对立和争锋中向对方渗透、学习。这个问题前人即使已经意识到了，也始终没有谈透。

该书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第四、第六、第七这三章。作者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分析了儒家和墨家的起源，评论了《汉书·艺文志》等传统史料所谓“诸子起于王官说”的合理和不合理之处。作者认为，以前的解释或偏于从历史上寻找诸子起源，或单纯从现实中去寻找诸子起源，实际上这两种做法都将对方视为水火不容的对立方，都有其偏颇之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既要从历史上寻找诸子产生的文化传统、思想基础，也要从现实中考察它当下的合理性。这个结论很有启发，而且是比较中立的认识。

作者提出，不同学派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经过批驳、批判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较之于此前人们关于儒墨间僵硬对立的刻板印象，这种认识不仅更加深刻，而且更加符合历史的实际。类似的创见，主要体现在作者关于“和”“同”关系的辩驳、神道向人道的演化等观点的论述方面。作者还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专制主义很可能是墨家影响的结果。虽然不知道这个观点是否会引起不同的意见，但至少它为人们提供了理解中国古代政治特质的一种新思路，很有启发意义。^[1]

在全书的不止一个地方，作者提到了“阐释”这个概念，还有一处提到了“视域融合”的概念。在作者关于儒墨关系的解读中，随时能发现一种阐释的思维在发挥作用。作者的研究理路，从总体上来说是符合阐释学原理的。实际上墨子、孟子、荀子相互思想辩论的过程是争取一个话语权的过程。阐释就是争夺话语权，亦即使自己的观点取得公众性、获得大众认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不同学派最终走向分离或者趋于融合。“墨子非儒”与“孟荀辟墨”，其实正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非常有意义，非常鲜活的阐释学经典案例。

随着大量新出文献的涌现，许多先秦史研究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到新出文献的释读和利用上了。其中有一种极端的做法，就是抱着对传世文献高度怀疑的态度，一味信任出土文献，并以此为前提提出“重写古代史”“重写思想史”等口号。学术上的勇于创新精神固然可嘉，但因强调出土文献而导致忽略传世文献价值的做法则是不妥的。在如何处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作者强调，要正确理解儒墨关系，除了关注新出土文献外，更重要还是要回到与传世文献之间关系的梳理上。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先秦史研究中需要倡导的一种严谨风气。正是因为保持了这样一种理性态度，作者便不至于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畸轻畸重，从而使得全书的结论立足稳妥，足以服人。^[1]

学术价值

先秦儒墨关系问题是老问题，以往学术界多关注两家对立的一面，而对于两家相互吸收的一面，特别是从历时的角度讨论思想史的还不多，《先秦儒墨关系研究》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学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