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比昂

英国旧时的名称，罗马共和国时期凯撒大帝为了扩大罗马共和国的疆界，同时又为了让元老院为他举行庆功仪式而两次征战不列颠；到了罗马帝国时期，为了防止蛮族入侵而在不列颠与苏格兰之间修建了一条防御性工事——哈德良长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蛮族在原西罗马帝国的疆界上建立了许多封建制国家（例如法兰克、英格兰和意大利），但是这些新兴国家的情形与之前的西罗马帝国相比并没有好到哪里去，相反的贫困率、死亡率以及犯罪率却一日比一日的提高，和平更是不要谈了；英格兰国王长腿爱德华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而举兵进攻北边的苏格兰，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英军的进攻下，装备差，训练差的苏格兰军队根本不堪一击；但是苏格兰人民并没有屈服于英格兰的统治，在威廉·华勒斯（威廉·华莱士）的领导下起义军迅速攻占了英格兰军营、打败了前来增援的英军、解放了好几座苏格兰城镇，后来由于苏格兰贵族的卖国求荣，再加上英军在数量上多于苏格兰，起义军伤亡惨重；最后威廉·华勒斯被苏格兰贵族出卖，死于断头台上；殖民时期时，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当时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西班牙进行了一场海战，最终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告终；之后英国迅速占领了世界三分之二的领土，并自称为日不落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被占领国纷纷独立，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97和1999年，香港、澳门先后回归；昔日的日不落帝国如今已变成的太阳西下的日落帝国。

世界各地区和各国的历史发展，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规律，也有互不相同的各自的特点。拿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来说，就是如此。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西欧和东欧各国走过了显然不同的道路。在西欧各国，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封建农奴制走向解体；农奴逐步获得人身解放和自由。然而在易北河以东的东欧各国，在相应的历史阶段，农奴制非但未解体，反而更加强固了。在英国，当封建制度末期，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1649年资产阶级革命达到高峰；这年５月19日，议会通过一个决议，其中规定：英国将建成一个“共和国和自由邦”。它将由这个民族的最高权力，即议会中的人民代表和他们所任命的、为人民谋福利的官员所统治，而不需要任何国王和贵族院，”然而就在这一年，俄国的农奴制在法律上正式形成，广大的农奴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以后，俄国的农奴状况不断恶化，到了18世纪末，已经和奴隶无多大差别。^[1]

英国的历史发展，不但和东欧的俄国等国有显著差别，而且和欧洲大陆的西欧诸国也不完全相同。自从17世纪革命以后，英国进入近代历史时期，它不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迅速走到欧洲以及世界各国的前面。

本来在古代时期，英国这个大西洋中的蕞尔小岛，未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古代人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上，英国被置于地球边缘的天涯海角。当时，欧洲大陆的人，隔着英吉利海峡，只隐隐约约见到不列颠岛岸边雾茫茫中的灰白色山崖，故称之为“阿尔比昂”。直到中世纪时，欧洲大陆的一些人还以鄙夷的眼光来看待它。1414年在黑海岸边康斯坦察召开的一次天主教国际会议上，法、德、西班牙等国的代表认为，英国不过是像丹麦、葡萄牙一样的小国家，它的代表不能与其他大国代表平起平坐；不应享有表决权。

但是到了近代，英国一跃而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强国。靠了日益富强的国力和强大的海军，它先后在16、17、18世纪击败了西班牙、荷兰、法国，成为所向无敌的海上霸主。以后，它又将殖民主义的触角，伸向全世界各个角落，逐步建立起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日不落”殖民帝国；凡阳光一天24小时照耀之处，都可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旗帜在飘扬。这时，英国近代历史成了整个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世界上别的国家、民族一样，英国历史也具有其独特的特征。特征之一是它的长期而持久的议会传统。早在中世纪，英国议会就已存在。到了19世纪，议会作为领导革命的核心力量，发动了推翻君主专制的斗争；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建立了没有国王、上议院的共和国。这次革命是在欧洲封建制度发生危机的坏境下产生的，它又反过来，对整个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后来斯图亚特王朝又复辟了，但王党分子企图将历史车轮扭转到革命前的企图遭到了失败。经过二、三十年的反复斗争，斯图亚特王朝再度被推翻；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和议会制建立并逐渐巩固了起来。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体制；比起欧洲大陆和东方各国的君主专制来，具有巨大的进步性。在君主专制的国度里，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社会各阶层人民都在专制君主的枷锁下，忍受熬煎。法国的路易十四，自称“朕即国家”，把国家和他个人等同起来。那些匍伏于他足下的臣僚，阿谀地称他为“太阳王”；“太阳王”在他的凡尔赛宫，“把每个人都压制到卑屈服从的地位；他鄙视每个到他宫廷的人。那些公务人员，都不敢以他稍有异议。他还使用心计，使每个贵族都唯唯诺诺，不敢表露个性，而只厮混于奴颜卑膝的众人之中。”在豪华奢糜的凡尔赛宫的阴影之下，有多少人在专制暴政的重轭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那个著名的巴士底狱“铁面人”的事迹，只是由于伏尔泰的揭露才为世人所知，实际上远比这一事件更为凄惨的事又有多少！在沙皇专制农奴制“黑暗王国”的历代沙皇统治下，俄国千千万万农奴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叶卡特琳娜二世曾先后把约80万农民赏赐给她的宠臣作农奴。农奴主可以任意对这些农奴加以虐待、买卖。在当时俄国的两家报纸《莫斯科新闻》和《圣彼得堡新闻》上经常登载着把农奴和跑马、猎犬一起出售的广告。在这些暴君的严密控制之下，人们在公开场合，只能听到对“太阳王”和“仁慈沙皇”的歌功颂德，但实际上，受迫害的千万人民，却对残害人民的独夫、民贼怀着刻骨仇恨。拉季舍夫在1990年出版的书中揭露，在俄国，农民过的是“带枷的罪犯的命运，被囚于地牢的囚徒的命运；是轭下牛马的命运。”他认为沙皇是“一切凶手中最凶残的凶手；一切罪犯中最严重的罪犯。”一死还不足以偿其辜，他应该“死一百次”。

和上述这些国家比较起来，英国在近代时期，具有较大的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和宽松的社会坏境。19世纪革命时，摆脱了专制桎梏的人民，意气风发，发挥出巨大的创造性。弥尔顿形容当时人民热情蓬勃的精神说：“我好像看到一个高傲强大的民族，像是从沉睡中醒来的巨人，摇撼着他那沉重的枷锁，奋然站立了起来！”在言论自由的坏境下，人们的创造性充分发挥了出来；纷纷著书立说，发表自己的各种见解。各种出版物和小册子像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仅164５年一年，英国就出版了722种出版物。后来，在复辟王朝被推翻之后，169５年，英国正式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学术界和文学艺术界人士，得以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一批批自然科学家、哲学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像璀璨的群星一般，出现在知识领域，光耀夺目。

英国在政治上的相对民主、自由，不但为本国人民发挥其创造性，提供了条件，而且也为在专制暴政迫害下的进步人士提供了避难所。当法国掀起宗教迫害的浪潮时，数万名胡格诺教徒逃亡到英国。后来，在流亡到英国的大批人中，包括马克思、赫尔岑、奥加辽夫等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他重要著作，都是在英国出版的，赫尔岑在英国创办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出版了“北极星”、“钟声”杂志，发表革命民主主义的文章，揭露和批判俄国的专制、农奴制。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也是在伦敦成立的。

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和议会制，成了封建专制国家先进人士向往的榜样，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者孟德斯鸠等人，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备加称道；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兴起的时候，维新派人士把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和议会制作为效法的榜样。

英国历史发展中的另一个特点是，从中世纪以来，它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就比较薄弱。19世纪初，英国全国领薪金的专职官员不过二、三个人；其中还有许多是国王的家仆。也没有专职的警察；只有临时的民警；他们由普通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任期一年；地方长官则由士绅轮流担任。内战前，英国没有常备军，甚至国王本人都没有固定的卫队；遇到紧急状况时，国王临时能够召集起来的武装人员，不过几十人；反对外国入侵和镇压国内叛乱的任务，主要由民兵担任；他们由本地的士绅召集和领导。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仍是世界上军事官僚国家机器最薄弱的国家之一。马克思曾根据这一点，认为英国有可能通过实行普选权，以和平的方式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英国的社会阶级结构不严格，阶级之间没有严格固定的界限，阶级之间的流动性较大，这也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个特点。近代早期，人们在讲到英国社会分为哪些阶级时，都没有一个清楚的界定；而且人各异词；说法不同。16世纪末，威廉·哈里逊把英国社会的人分为四等，但上等人之间的界限却不清楚。例如关于“绅士”，他说“绅士”是那些“因其出身和血统，或至少因其美德而变得高贵知名的人。”这样，就使人觉得，绅士的地位可因其出身和美德而获得。另外，托马斯·威尔逊在1600年左右的著作中，又将英国的社会等级划分为五等。但五等之间的界限也含混不清。他说：“许多骑士和最好的男爵一样富有，而且并不比许多伯爵差多少，”这样的划分标准更是模糊不清。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英国社会现实中，阶级本来就没有严格的界限。由于阶级界限不严，阶级之间的流动性就较大；从一个阶级改变为另一个阶级并不困难。一个人只要经过一定努力，就可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上述这些特点，使英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具有相对的弹性、灵活性；在英国近代历史上，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往往通过小的变动即可调整，不致蓄积起来，爆发为大规模的暴力冲突。除了17世纪革命时期的内战之外，在近代英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暴力斗争事件。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思想界和政党政治中，主张和平渐进，反对暴力革命的理论和政治纲领、政治势力，也特别强大。

长期安定的社会环境、稳定的政治局势；阶级关系的流动性、灵活性较大；学术思想的自由；对科学技术发明的鼓励，加上其他自然条件等因素，使英国在世界上首先发生了工业革命。当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进行的时候，在欧洲大陆上，法国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人们的注意力都被法国大革命血与火的暴力场面所吸引，没有太注意在英国发生的不大喧嚣的经济技术变革进程。但一个世纪以后，工业革命的深远后果却日益显现了出来。它不但在经济上和生产技术上引起巨大变革，而且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在生产技术上，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是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增长。生产率也一日千里。1812年，一个使用机器的纺纱工所生产的棉纱，相当于工业革命前200个纺纱工在同一时间里生产的棉纱，工业革命也大大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工业革命前的千万年时间里，由于生产力低下，在无法克服的自然界威力面前，人只能以依赖和屈从的态度去取得与自然的协调。虽然终生辛劳，竭尽全力，仍然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经常陷入饥寒交迫之中。直到中世纪，在欧洲的农村中，仍有40—60％的人，经常难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即使在城市里，劳动者也常常是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工业革命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渐得到改善。英国在19世纪的100年中，人口增加了３倍，但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收入仍增加了4倍。有人说，英国工业革命是一个成功的例证；因为它的结果是，“在人口增加的同时，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在增长。”工业革命在交通运输方面所造成的技术发展，在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业革命前，各地区之间交通不便；山川阻隔，往往成为不可克服的障碍。19世纪中叶，世界上最快的帆船英国的“短衫号”（Cutty Sark），从中国航行到英国需时4个多月。各地区、各国人民之间分离隔绝，互不来往，是造成彼此隔阂、猜忌以致互相争战的客观因素。工业革命后，交通工具，日新月异，全世界各地区都由统一的经济链条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地人民交往便利而频繁，各国、各地区人民互相了解和对利害一致性的认识也日益增强。

不过，我们说，近代英国的政治比较民主、自由，只是与欧洲大陆及东方各君主专制国家相对而言。实际上，在英国，主权在民的民主进程始终未能贯彻到底。英国的书报检查制度虽然在19世纪末即已废除，并且在以后也未再恢复，但是揭露和批判现实政治的作家，仍不断遭到迫害。18世纪末，英国国内激进民主主义兴起时，英国政府颁布法令，暂停“人身保护法”生效，同时还制订了“判逆行为法”和“叛乱集会法”，限制人民的言论、集会自由。违者将严惩，直至判处死刑。法庭以“散播不满和叛乱种籽”的罪名，将激进民主人士托玛斯·缪尔和帕尔玛流放到澳大利亚。

阿尔比昂（英国近代史）(5)当英国作为国外先进人士避难所的同时，它的统治者却在对外关系上执行着镇压革命和殖民侵略政策。法国革命开始后，英国统治者成了反对法国革命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英国殖民主义者也在世界各地进行疯狂殖民掠夺。早在17世纪英军征讨爱尔兰时，在特罗伊达等城市，大肆烧杀，连老弱妇孺都不能幸免。结果，爱尔兰的1／３人口在战争中死亡；瘟疫和饥饿遍及整个爱尔兰，有些地方，“人们走过二、三英里方圆的地方，都看不到一个活的生物；无论是人、牲畜和禽鸟。”一个英国军官在说到英国殖民者在西印度群岛的血腥掠夺时也说：“我们将使我们的形象变成一群残忍、血腥和丧失人性的民族。”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由英国殖民主义者挟其坚船利炮，用血与火的手段，通过鸦片战争强加到我国人民头上的。

英国的工业革命，虽然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它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消极影响。工业革命后，资产阶级的财富飞速增长，但劳动群众反而日益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对工人阶级来说，新建立起来的工厂，不过是“昏暗、肮脏的牢房”。它们并不是“文明的庇护所，而不过是工业的兵营”。工业革命后迅速兴建起来的大城市中，秩序混乱，环境污秽，工人们麇集在嘈声震耳的厂房中，无日无夜地辛苦劳动。这些大城市成了“荒凉不毛之地，没有色彩、歌曲和笑声，只有男、女、老、幼在里面劳动、吃饭、和睡觉……新式的纺织厂或炼铁厂就好像金字塔一样，把它长长的阴影投射在这个以它们为自豪的社会之上”。在社会上，“迈达斯的祸害”到处弥漫；就好像古希腊寓言中的国王迈达斯一样，人们贪婪地企图把一切都变成黄金；在闪闪发光的金钱面前，花朵、诗歌、友谊、爱情，一切都黯然失色了。金钱至上，物欲横流。汤因比指出，“工业革命证明了，自由竞争可以创造财富，但不能创造幸福。”

我国对英国历史的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中叶。在此之前，中、英两国相隔万水千山，互不相知。苏伊士运河开辟前，中、英交往，须绕道非洲好望角，经过漫长的海上颠簸。鸦片战争时，英国殖民主义者，用炮舰轰开了中国锁国闭关的大门。中国的先进人士，在民族存亡危如累卵的环境下，深感知己知彼才能有备无患。于是着手研究英国等西方列强及其历史。他们发现，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不但是由于武器装备不如人，而且在政治上也落后了。曾经到过英国的王韬就指出，英国之所以富强，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它的“火器之精良，铁甲战舰之所向无敌”，而是在于它的政治上的“君民共治”的立宪君主制和“巴力门”即议会制；国家大事都要经过议会两院讨论，“必众论佥同，然后实行。”从19世纪末维新运动，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介绍英国及西方各国的书籍越来越多。1919年到1949年间，出版了以英国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书籍约有五、六十种。

1949年后，英国史的研究也像其它学术部门一样，取得巨大成绩，有很大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左倾教条主义一度很严重；在历史著作中，一味歌颂暴力和斗争，对英国和其他国家历史上一切和平渐进的历史现象和主张和平、改良的人物、政党和理论，盲目加以批判和否定。同时，个人崇拜之风甚炽，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不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而是只能凭摘引经典作家或个别政治领导人的片言只语作为标准。对外学术交流，几乎完全断绝。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极左的恐怖路线得到纠正。科学文化从备受摧残中渐渐复苏，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势头。对英国近代历史的研究也开始走上健康道路。

百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我国人民在社会实践上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也遭遇过惨痛的教训，我们以这样的实践为基础，再去观察英国近代历史，就得到了一些新的、更深一层的认识；特别是深切感到，过去极左路线时的许多错误观念必须纠正。英国在近代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成果，在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中，也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和犯过不少错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去加以研究、总结，以供我们建设我国美好未来之用。

关于英国现代化动力来源问题，学界有内源和外源两种观点。内源观认为现代化的发生源于英国内部的原因，诸如国民精神、文化传统、群众运动等。而外源观则认为现代化的动力来自于英国外部，比如战争、国家竞争、国际干涉等。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动力的外因-内因辩证法——即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的理论可知，单纯强调英国现代化动力的内源和外源都是不对的，没有英国的传统，就理解不了英国在外部原因作用下走向现代化的根本，而没有考察驱动英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就理解不了英国现代化的直接原因。但是，作为根本的内源动力，则需要从更长时段的历史去理解，而且根据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哲学观点，这还需要从更宏观的历史去理解。本文旨在探讨英国政治现代化的直接原因，因此只截取英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外部联系进行考察。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的发展具有漫长、渐变的特点，这也是导致其工业化道路及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出现上文所述特征的直接原因。　　

㈠英法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与资本主义政治的发生　　

西方学者把都铎王朝的建立作为近代英国的开端，也是英国历史上一个分水岭，“都铎王朝最大的功绩就是它组建并巩固了民族国家，从而把英国推进到可以发动现代化的起点上”。但是，都铎王朝就是在近150年的英法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的废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以说这场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构成了英国近代化的直接动力，是我们探讨英国资本主义政治发展以及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力的源头。　　

早在1066年诺曼征服时期，英法两国就存在敌对关系，两国间的领土之争频繁。13世纪末，英法之间封建政治的对抗更多地转变为具有近代意义的经济竞争。双方争夺的焦点是需要从英国进口羊毛原料的、毛织业发达而的佛兰德和葡萄酒贸易发达的加斯科尼，另一争夺的焦点则是中世纪剩下的最大捕鲸基地——地比斯开湾的捕渔业以及北海、英吉利海峡。战争结束后，英国的战败的又直接导致了国内约克公爵集团与兰开斯特集团三十年的内战——红白玫瑰战争。两次战争给英法两国尤其是法国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明显的，但从宏观历史看，英国从中受益匪浅，它推动了十四、十五世纪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的最初发展。　　

百年战争是英格兰资本主义政治发生的催化剂。它首先是改变了十四、十五世纪英国的阶级格局，使那些在战争中勇于承担起民族责任、倾向于工商业利益的新贵族站起来了。在战争中，在英国资本主义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新贵族踏上了历史舞台。百年战争后，“对于英国，幸而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红白玫瑰战争中自相残杀殆尽”。“旧的封建诸侯”就是指以红玫瑰为族徽的兰开斯特家族和以白玫瑰为族徽的约克家族，两大家族是当时王国两股实力最强大的封建诸侯。两个家族的阶级社会基础不一样，前者是落后、野蛮的西南地区和北方的人民，而后者是经济实力较为发达的东南地区人民。具体而言，前者是在西欧中世纪封建经济下生存的封建主和农奴，后者对土地的利用具有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中小乡绅以及获得自由的农奴。那些对土地的利用具有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中小乡绅，就是所谓的“进步贵族”，也即新贵族的最初形态。两个封建贵族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残杀，结果是双方都大伤元气，导致旧贵族作为一个阶级在英国政治上的衰落，为英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具有资产阶级色彩、能够与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政治发展中结盟的新贵族走上政治舞台。兰开斯特家族的旁系亨利.都铎在获得了东南地区追求统一的新贵族的拥护下，坐收渔翁之利，开辟了英国的近代史—都铎王朝。兴起的新贵族和没落的旧贵族，虽然都是封建贵族，但是前者经济经营上具有资本主义色彩，政治上拥护强大统一的王权。在后来的演变中，新贵族中的很多成员开始圈地、经商和进行海盗活动，进行资本主义经营，从而演变为都铎时期兴起的商业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资产阶级，以至于“他们的习惯和倾向，与其说是封建的，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在百年战争中，新贵族得以走到历史前台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率先解放并依靠农奴，这也是都铎家族得以崛起的重要原因。战争迫使西欧封建王权打破农奴制度，解放了农奴，一方面为资本主义政治的发展积聚了群众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为乡村手工业提供了自由的劳动力。然而，农奴制度的打破不是统治者们自发进行的，而是在外国竞争者和本国农民起义下逼迫就范的。玫瑰战争末，1381年5月底埃塞克斯郡的福宾村镇就爆发了反对征集第三次因战争引发的人头税，这次起义虽被无情镇压了，但是1381年后的十年间，小规模的农奴起义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农奴联盟——“大会社”还在经济上施压政府要求提高工资和劳役折价，这沉重打击了落后的封建王权，加速了农奴制和封建经济的解体，以至于百年战争后农奴大部分都获得了自由。因此可以说，新贵族的产生和农奴的解放即所谓“自由农人或工资劳动者”的出现是百年战争所导致的英国阶级格局出现变化的两个方面。

作为工业化“领头羊”，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工业革命完成社会转型的国家，以劳工和资本家为主体的劳资关系也首先在英国出现。近代西方尤其是英国的劳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最近，刘金源教授等所著的《英国近代劳资关系研究》问世，该书从历史学视角出发，运用翔实的史料、缜密的论证、跨学科的方法，将近代英国四百余年间的劳资关系放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该书在理论方法、研究内容、思想观点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并成为国内学界系统梳理近代英国劳资关系发展脉络的开创之作。

从基本框架看，这部四十余万字的论著共分为七章，除导论部分外，作者依据时间顺序，将英国近代劳资关系的发展演变划分为六个阶段：前工业化时期（1485-1760年）、工业化兴起时期（1760-1800年）、《反结社法》时期（1800-1825年）、工业化高潮时期（1825-1850年）、强盛巅峰时期（1850-1900年）、盛极而衰时期（1880-1900年）。在此基础上，作者分别考察了各阶段劳资关系的基本特征、历史趋势，对不同时期英国政府的劳资政策和国家干预力度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劳资冲突和劳资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劳资关系演进的内在规律，探寻劳资冲突化解机制的基本原则。

劳资关系是工业化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解读劳资关系时，大多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强调劳资关系的阶级属性以及劳资双方的对立，认为劳资冲突难以调和，劳资对抗是主流，因而对英国劳资关系史上的工联主义持批判态度。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劳资关系的认识，是基于特定历史时段所做出的判断，如果以此推而广之来解读近代几百年间的英国劳资关系，则难免陷入僵化或困境。对劳资关系及其本质的认识是展开研究的起点，刘金源教授等从历史学视角出发，认为劳资关系是“人类历史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出现的一种新型社会关系，它既包括劳方和资方之间的对抗和合作，又包括政府为化解劳资冲突所做的政策和努力”。当劳资双方的利益一致性占主导地位时，形成合作型劳资关系；当利益对立性占主导地位时，则形成对抗型劳资关系。具体到近代英国来说，作者在从宏观上考察了英国几百年间的劳资冲突后指出，在整个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劳资关系随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劳资之间的对抗和合作轮流交替，劳资关系的发展呈现出波浪形特征，即基本沿着“合作→对抗→合作→对抗……”的模式演进。这一观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劳资关系是劳方、资方、政府这三方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已经是当今学界的共识，但从学界已有的相关著述来看，多数学者只关注其中的一方，尤其是劳工一方。但仅从劳方切入的单一视角来研究劳资关系，得出的结论难免会有偏颇。钱乘旦教授的《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是从劳方切入来研究近代英国劳资关系的开创之作，该书主要探讨1790-1850年间英国手工工人地位的没落以及工人激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对于资方及政府在此间的角色变化却没有深入探讨。刘金源教授等则基于劳资关系是三方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考察了工人运动对劳资关系的形塑作用，也充分关注到资方及政府对于劳资关系建构的影响。作者认为，作为资方的雇主，其主体构成、对工会的态度以及化解冲突的手段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对于工会的态度上，资方则经历了一个从敌视到默认再到承认的过程，这显然有利于劳资双方以平等协商方式来化解冲突。政府在劳资冲突中的角色，也先后经历了到偏袒资方到相对中立的转变，这成为19世纪后半叶劳资关系相对缓和的主要因素。作者所进行的全面而深入的分析，避免了研究中的片面性或单一性，从而让读者对于近代英国劳资关系有一个客观而全面的认识。

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在探索化解劳资冲突、构建良性劳资关系的道路上一步步走来，“摸着石头过河”，它所留下的经验教训，无疑值得现代化的后来者去借鉴。当下中国也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劳资关系越来越复杂，劳资冲突也呈加剧之势。如何妥善处理劳资矛盾、构建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已成为现阶段中国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近代劳资关系研究》一书的出版，为转型时期的中国化解劳资矛盾、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