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道德会

清末以降，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时代的演进，新政改革渐次全面实施；与此同时，由新政带来的一些社会弊病，特别是道德问题引起时人的关注与思考。接踵而至的中华民国，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清末以来的社会危机，重塑令人满意的道德模式，反而滋生出新的社会弊病。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巨大震撼，促使人们对以往所走之路和现实追求进行反思。中西文化冲撞融合特别是中西宗教文化间的交融与共识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中国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都奋起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在这种形势下，以救世与救心，实现人类和平、世界大同为主旨的万国道德会应运而生。 ^[2]

万国道德会的发起就是为救人之心、治世之弊，提倡利民生、启民智、敦民德。万国道德会发起人理智地认识到传统与现实之间割舍不断的密切联系，道德者所以维持世界人类共同生存之护符，而为一切宗教、科哲文化之大原则也。在社会转型、各种救国思潮横陈杂出的民国初期，万国道德会重新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固有价值依然为重塑国人道德、弥补其信仰缺失提供了思想基质。 ^[2]

清末民初，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弊病尤其是道德危机是促使万国道德会发起的深层原因。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为免亡国灭种之祸而仓促、急速推行新政改革。在清末新政的深入开展过程中难免附带出现种种弊端，尤其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走向和归宿问题引起时人的焦虑。^[2]

辛亥革命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未能使社会走上理想的正规模式，并引发了彼时社会急剧转型期常见的弊端。由于甩掉一个作为权力中心象征的清朝皇帝，反而造成了公开的军阀割据，内战不已，人民的生命和权利连起码的保障也没有，现实走到原来理想的反面。旧的社会危机尚未根除，新的社会弊病却已滋生，在金钱、强权操纵下，议员成猪仔，议会乃玩物；军阀混战、天灾匪患、民不聊生。道德、人心滑坡问题不但没有随着民国的建立得以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万国道德会的出现就是当时试图重塑国人道德、挽救人心的努力尝试。^[2]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是万国道德会发起的直接诱因。一战带给人们极大的震撼与深刻的思考。战后一些中国思想精英敏锐地察觉到西方文化中的某些缺陷与不足，他们逐渐向传统文化复归，东方文明救世论在中国思想界显露头角。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江希张著息战一书，阐发其消弭战争，维护人类和平安宁的主张，并在书后附有组织万国道德会章程。由此可见，一战爆发后，万国道德会的组建已经提上日程。^[1]

^[1]1918年，江氏父子在济南南关朝山街星宿庙西院设立了万国道德会筹备处，^[1]1920年2月15日，道德会将立会宗旨办法呈报山东警察厅备案，^[1]1921年，济南筹备处又派张知睿、周文聘、李纪元到北京请求中央政府及京师警察厅予以立案。^[1]1921年9月28日，万国道德会在山东省泰安岱庙成立，这是由济南历城尊孔读经的坚定拥挤者江钟秀、江希张父子与同道联合发起的社会团体。初时以“融会儒、释、道、耶、回五教精神，救正人心，以期人人守分敦伦，挽救劫运”为宗旨，^[1]1926年更改组织章程，另以“改建社会、缔造大同、促进世界进化，谋人群幸福，实行利民生，启民智、敦民德之计划”为宗旨，^[1]1928年与王凤仪领导的东北义学团体合并全，万国道德会在华北、东北广设分会，积极兴办义学等社会教育事业，开展慈善救济事业及游行及游行讲演性理化常教化民众等会务。^[1]

 日本侵华期间，^[3]1936年日本侵略者授意将东北万国道德会改组并控制，改名为为“满洲帝国道德会”。^[3]1936 年至1937年间，日伪统治者对“道德会”实行戒备，采取了积极限制措施，首先收拾了“道德会”所办的义务女学，并准备结束“道德会”所主持的其他事业，义务女学废止。^[3]

万国道德会在日伪政权下顺从屈服乃至积极服务的策略，使人们将之视为日伪政权的帮凶爪牙，此时已经完全沦落为日伪政府的帮凶，成为日伪政府奴化百姓，助其侵略工具。^[1]

^[1]1949年解放后，各地道德会相继解散取缔。只有少数会员迁到台湾重立道德会，直到今天。^[1]

万国道德会以“改建社会, 缔造大同, 促世界进化, 谋人群幸福, 实行利民生、启民智、敦民德之计划”为宗旨。^[2]

 社会教育：义学，道德讲习班，讲演练习班、经学讲习班、家庭研究班、女子职业班^[1]；慈善救济：会内慈善救济，会外慈善救济^[1]；游行讲演：讲演的宗旨，讲演的组织，讲演的内容^[1]；著作出版：万国道德会志，四书新编，道德半月刊，笃行录，诚名录^[1]；实业：出版发行，开办厂矿，兴办农场、开发西北。^[1]

万国道德会在其初创时期，普及和维护了中华传统文化固有的道德价值；促进了近代女子教育，使旧时代的女子享受到学文化受教育的同等权力，为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创造了条件；助力了自然灾害救济、战争救助、难民收容等社会慈善救济；改良了社会风俗，提倡崇俭结婚，不铺张，不浪费、一切从简的婚嫁。^[1]

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伪满洲帝国道德会恰恰符合日本人培养顺民的需要，麻醉了群众的反抗意识，消除了群众的民族意志，为日伪敌人稳定了社会基础，对于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反敌的斗争，起了很大阻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