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星期二

米奇·阿尔博姆在书中采用第一人称独白的方式，回忆了1979年春天他在布兰戴斯大学毕业时的情景。一拿到毕业证书，米奇就去找他最喜欢的教授——莫里·施瓦茨，送给教授一个印有字母的皮包。在布兰戴斯上学时，米奇在莫里教授的社会学课程上几乎节节必到。面对喜极而泣的莫里教授，米奇许诺要跟他保持联系，但是后来米奇食言了。米奇从布兰戴斯毕业几年后，莫里教授被诊断患上了ALS症，不得不放弃了最热衷的爱好——跳舞。这种病让人逐渐无力，使其“灵魂清醒无比，却被禁锢在脆弱的躯壳里”。莫里的妻子夏洛特也是大学教授，她对丈夫关怀备至，然而在莫里的的坚持下，她还是继续在麻省理工大学教书。

从布兰戴斯大学毕业后的第16个年头，米奇感觉很沮丧，觉得自己选择的生活了无生趣。在叔父因患胰腺癌去世后，米奇放弃了做音乐家的梦想，成为底特律一家报社的记者，收入颇丰。他答应妻子珍妮他们总会有自己的孩子的，但是报道任务繁忙，终日劳顿不已。一天晚上，米奇正在调换电视频道，无意间听到了莫里教授的声音。莫里正参加一档名为“夜线"的电视节目，接受泰德·科佩尔的三场访谈，那天正好是第一场。莫里和科佩尔很快成了朋友。在同意接受访谈前，莫里教授就让这位著名的新闻评论员大受震撼并被深深触动，因为他问了科佩尔“什么离你的心最近”。在电视上见到昔日师长，米奇一时不知所措。

看过莫里的电视访谈，米奇跟这位自己最崇敬的教授联系上了，并且专门从底特律来到马萨诸塞州西纽顿市，准备登门拜访。可是在开车去教授家的路上，米奇接到了制片人的电话，于是不得不推迟会面，这个决定令他日后后悔不已。

与教授重逢后又过了些日子，米奇到伦敦去采访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忙得心力交瘁。工作间隙，他把通俗小报都丢在一边，认真思考着莫里的话，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更多人生的意义而那是无法从名人行踪和小道消息中悟到的。成群的记者疯狂地追踪着安德烈·阿加西及其女友波姬·小丝，米奇差点被撞倒，这时他发觉自己真是舍本逐末，人生找错了方向。温网结束后他回到了底特律的家中，却得知连日来苦心撰写的文章甚至不能发表，因为他所在的工会正在抵制这家报社。于是，米奇又一次前往波士顿拜访莫里。

与莫里共同度过了第一个星期二后，米奇每周的星期二都去聆听教授关于“人生意义”的课程”。每周米奇都给莫里买吃的，然而莫里的身体每况愈下，已经不能吃固体食品了。在科佩尔三期“夜线”访谈的首次亮相中，莫里说面对日渐衰弱的身体，他最担心的是不知哪天上完洗手间，自己都无法弄干净身体。最终，这种担心变成了现实。每次米奇到访，两人总是回忆起在布兰戴斯共同度过的岁月。米奇觉得那时自己是个行为粗鲁的学生，却总是试图学会像莫里一样举止优雅。在布兰戴斯时，米奇和莫里情同父子，而非一般的师生情谊。弥留之际，已经极度衰弱的莫里呼吸困难，动弹不得；此时，他说出了心声：如果自己还能有个儿子，非米奇莫属。

童年时，莫里家境贫寒。其父查理为人冷漠，不近人情，对莫里兄弟冷淡至极，甚至毫无抚育之情。8岁那年，莫里不得不念写着母亲去世噩耗的电报，因为他是家里唯一认字的人。查理续弦娶了伊娃，这个好心肠的女人给莫里和他弟弟带来了渴望已久的爱。伊娃也慢慢培养莫里爱读书和爱学习的好习惯。然而查理坚持让莫里保守其生母去世的消息，因为他想让莫里的弟弟以以为伊娃就是生身之母。对于小莫里而言，将母亲已经不在人间的事深藏心底无疑是对情感的的摧残；他一直保留着那封电报，以证明母亲确有其人。由于幼年极渴望亲情和爱，莫里长大后一直追求着家庭的幸福，并广交朋友。行将就木之际，莫里感觉就像重回童年，一定要尽力“重温婴儿时光”。和米奇在一起时时两人总是紧紧地握着手。

在星期二的课上，莫里启发米奇建立一种新型的自己的文化，以杜绝流行文化的影响。莫里鼓励米奇创造的个性文化是建立在爱、容忍和善念基础之上的，是包含着一套伦理道德观德观念的文化，而不是像流行文化那样离经叛道。至于流行文化，莫里觉得那是贪欲、自私和浅薄的产物，他希望米奇能洁身自好。莫里也强调两人都要坦然面对衰老和死亡，因为这都是人生必经之路。

某个星期二，珍妮和米奇一起去探望莫里。珍妮是个职业歌手，莫里盛邀她高歌一曲。平时珍妮是不接受点唱的但这次她欣然应允。听罢一曲，莫里不禁流下热泪。莫里很容易落泪，而且他鼓励米奇不要强忍感动的泪水。莫里的身体状态不断恶化，他书房窗台上的那株粉色木槿也日渐枯萎。米奇越来越看透媒体丑恶的一面，版面上充斥的都是凶杀和仇恨。例如O·J·辛普森谋杀案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案子导致白人和黑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巨大种族分歧。

米奇将他与莫里的讨论录成磁带以便能够编辑记录，从而整理成一本书。《相约星期二》，米奇和莫里都把它看做是“他们最后的合作论文”。莫里不断告诉米奇他想与全世界分享他的故事，而该书正好能满足他的愿望。

在此期间，在莫里的反复劝说下，米奇试着和住在西班牙的兄弟彼得重归于好。这些年来，身患胰腺癌的彼得一直拒绝家人的援手，坚持自己求诊问药。米奇给彼得打了无数电话，发了无数信息，只换来他坚持说他很好这样简短的回复，而且彼得提醒米奇他不想谈论他的病症。莫里预见米奇兄弟将一笑泯恩仇。果然，在老教授辞世后不久，预言成真了。在莫里的葬礼上，米奇想起自己要跟老师保持联系的承诺，于是一场心灵对话开始了。以前，米奇总觉得这样阴阳两隔的对话令人无法自持，然而他发现实际上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悲痛欲绝。

米奇·阿尔博姆1959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并在费城度过了大部分青年时代。1979年，他毕业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的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在学期间，阿尔博姆有幸师从莫里·施瓦茨先生，即《相约星期二》一书的主角。1982年阿尔博姆从纽约州的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他曾经是一名业余拳击手，还还想到夜总会当个音乐家，但都没能如愿。此后他成了一名体育记者，专门为《费城观察家报》和《底特律自由报》这类报刊撰稿。《底特律自由报》从1985年开始聘用他，直到1995年阿尔博姆与莫里重逢。阿尔博姆也有自己的广播节目，在全美联播，叫《阿尔博姆周一体育》。1995年，他开始为《相约星期二》一书收集资料，该书记录了每周的星期二他和莫里在莫里家里关于生命意义的种种讨论。阿尔博姆希望该书的稿酬能用来支付莫里高昂的医药费。在接受访问时，他也表示，这本热销两年的畅销书的稿酬要与施瓦茨先生的家人平分。

莫里·施瓦茨生于1916年。从纽约城市大学毕业后，他申请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并取得了该校的社会学博士学位。1959年，莫里开始在布兰戴斯大学教授社会学。这所犹太人资助的无教派大学建校于1948年。莫里教授一直工作到1995年生命垂危之际，此时他已经罹患ALS症，即“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这种病是肌肉神经方面的绝症，症状是肌肉逐渐萎缩，最终导致患者瘫痪。ALS通常也被称为“卢·伽雷氏症"，得名于1941年因该病去世的年仅40岁的著名棒球运动员卢·伽雷。

阿尔博姆从1995年中期开始连续拜访莫里教授，当时正是O·J·辛普森谋杀案审理的关键时刻。辛普森是美国大名鼎鼎的橄榄球球星，他被指控在1994年6月杀害了前妻妮科尔·布朗·辛普森和她的朋友罗纳德·高曼。辛普森对双重命案矢口否认，辩称自己“绝对清白"；案发前他曾暴力虐妻，被起诉后又与警方飞车追逐。有很多的争论围绕着陪审团人员，全部争议都是其以人种优势偏袒辛普森的。1995年10月，陪审团宣布针对辛普森的杀人指控无效，从而引发了美国国内严重的种族分歧，白人敌视黑人。《相约星期二》一书中的康妮对陪审团“无罪”宣判感到深深忧虑。

在《相约星期二》中，米奇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风云，他和莫里教授当时都在布兰戴斯大学，生活深受政治所扰。1973年越战结束后，美国从越南撤军；1974年前总统尼克松引咎辞职，于是全国的大学校园都迅速成为政治辩论和抗议活动的温床，布兰戴斯大学当然也不例外。《相约星期二》一书也谈到了对种族紧张局势的担忧。书中莫里教授讲了一个故事：一群黑人学生认为被校方压制，莫里则扮演了校长和学生之间调解人的角色。那些学生们将学校的一所科研楼当成了抗议地点，并从一扇窗子里挂出这样的横幅：“马尔科姆·艾克斯大学”。横幅是为了向马尔科姆·艾克斯致敬的——他是著名的黑人领袖和黑人独立运动的积极倡导者，1965年被人暗杀。

米奇·阿尔博姆是美国的一位体育专栏的主持人，莫里·施瓦茨是他在大学里曾给予过他许多思想的教授，在米奇毕业十五年后的一天，他偶然得知莫里·施瓦茨身患了绝症,而且来日无多，那是一种类似于我们所相当熟悉《时间简史》的作者斯蒂芬·霍金所患疾病，这时老教授所感受的不是对生命即将离去的恐惧，而是希望把自己许多年来思考的一些东西传播给更多的人，于是米奇·阿尔博姆老人唯一的学生，他们相约每个星期二上课，在以后的十四个星期里，米奇每星期二飞越七百英里到老人那儿去上课，在这十四个星期里，他们聊到了人生的许多组成部分，如何面对他人，如何面对爱，如何面对恐惧，如何面对家庭，以及感情及婚姻，金钱与文化，衰老与死亡，最后一堂课便是莫里老人的葬礼，整个事情的过程，以及这十四堂课的笔记便构成了这本《相约星期二》。而这本书的出版本身也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原先米奇・阿尔博姆并没有写这本书的打算，但莫里老教授在生命的最后花费了大量的医药费，他的家属欠了很多的债,于是米奇决定写出这本书，所有的报酬都用来偿还老人遗留的债务。于是我们今天便看到了这本很独特的《相约星期二》。而这本书在美国一经出版便轰动一时，曾经连续四十周被列入图书销售排行榜。

米奇·阿尔博姆情感疗伤佳作《相约星期二》、《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一日重生》全球累计销量突破两千万册，《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由著名作家陈村推荐并作序。

读这样的书，上这样的课，总会让人收获心灵的感动。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的让人感动，除了前行的信心。人在旅途，风景在路上。在向着目标前行的旅途中，给自己多一点信心，也给他人多一点信心，不要忘记自己为什么而出发。哪怕是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黑夜中还有一种可以替代阳光的东西，那叫信念。有时候我们经常把自己简单的看作是一个行者，甚至是一个为了目标疲惫前行的行者。但当我们把前行当作人生中一段不可缺少的旅行时，我们就学会了如何去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学会时刻在心中点亮那手中前行的火把。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的让人感动，除了面对的勇气。无论成功与失败、健康与疾病、欢笑与痛苦、顺境与逆境、生与死，面对时的勇气，面对时的从容与淡定，总能打动人的内心。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的让人感动，除了内心的爱。“相爱或者死亡”。如果你不热爱你现在的生活，你的精神已死；如果你不热爱你的对象，你的爱情已死；如果你不热爱你所学的专业，你的学问之路已死；如果你不热爱你的学生，你的教师之路已死。

有时候试图想将你读到的东西作一些理解性的阐释，但当你尝试着做了一些工作和努力的时候，你会很真切的感受到，要想将其精神诠释得清楚是能力所不及。

有些精神，我们需要凝望；有些精神，我们亦可追求。向晋文评^[4]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ISBN：7532736474

·国别：UnitedStates/美国

·版次：2005-5-1

·出版日期：2005-5-1

·开本：32

·精简装：平装

·页数：179《相约星期二》^[5]上市10周年，现在已经出了精装版，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4层可买到。^[6]

我们人类的很多行为方式是不可思议的，有时偶然想起，总会暗暗吃惊。譬如，其中一件怪事，就是人人都在苦恼人生，但谁也不愿意多谈人生。稍稍多谈几句的，一是高中毕业生，动笔会写“生活的风帆啊”之类的句子；二是街头老大娘，开口会发“人这一辈子啊”之类的感叹。兼有人生阅历和思考水平的人，一般就不谈人生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太浅？显然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太深？有这个因素，但人们历来都有探求艰深的好奇，就连大得无法想象的宏观世界和小得无法想象的微观世界都成了热闹的研究对象，怎么对人生问题的探求却寥落至此？我觉得，大多数智者躲避这个问题，是因为领悟到自己缺少谈论的资格。再大的专家也不能说自己是人生领域的专家，一时的感悟又怎能保证适合今后、适合别人？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远不是人生上的成功，一个领导者可以在诸多方面训斥下属却必须除开人生。——越有教养越明白这些道理，因此就越少谈论。但是，谁都想听听。身在人生而蒙昧于人生，蒙昧得无从谈论，无从倾听，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恐怖。能不能试着谈起来呢？有人这样做过，但结果总是让人遗憾。大多是一些浅陋而造作的小故事，不知真有其事还是故意编造的，然后发几句评述，吐一点感慨，好像一谈人生，作者和读者都必须一起返回到极幼稚的年岁；也有一些著名学者参与谈论，像欧洲的那位培根，但不知怎么一谈人生就丢开了推理分析过程，只剩下了一堆武断的感想和结论，读起来倒也顺畅，一到实际生活中却难于印证，联想到作者本人不甚美好的人品和经历，这些谈论的价值自然就不会很高。我曾设想过，什么样的人谈人生才合适。想来想去，应该是老人，不必非常成功，却一生大节无亏，受人尊敬，而且很抱歉，更希望是来日无多的老人，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告别意识，因而又会对人生增添一种更超然的鸟瞰方位。但是，找啊找，等啊等，发现相继谢世的老人们很少留下这方面的言论，他们的最后岁月往往过得很具体，全部沉溺在医疗的程序。后事的嘱托，遗产的分割等等实际事务上，在病房杂乱的脚步声中，老人浑浊的双眼是否突然一亮，想讲一些超越实际事务的话语？一定有过的，但身边的子女和护理人员完全不会在意，只劝老人省一点精神，好好休息。老人的衰弱给了他们一种假象，以为一切肢体的衰弱必然伴随着思维的衰弱。其实，老人在与死亡近距离对峙的时候很可能会有超常的思维进发，这种迸发集中了他一生的热量又提纯为青蓝色的烟霞，飘忽如缕，断断续续，却极其珍贵，人们只在挽救着他衰弱的肢体而不知道还有更重要的挽救。多少父母临终前对子女的最大抱怨，也许正是在一片哭声，喊声中没有留出一点安静让他们把那些并不具体的人生话语说完。也有少数临终老人，因身份重要而会面对一群宁静而恭敬的聆听者和记录者。他们的遗言留于世间，大家都能读到，但多数属于对自己功过的总结和感叹，对未竟事业的设想和安排，也有人生意蕴，却不以人生为焦点。死亡对他们来说，只是一项事业的中断；生命乐章在尾声处的撼人魅力，并没有以生命本身来演奏。凡此种种，都是遗憾。于是，冥冥中，大家都在期待着另一个老人。他不太重要，不必在临终之时承担大多的外界使命；他应该很智慧，有能力在生命的绝壁上居高临下地来俯视众生；他应该很了解世俗社会，可以使自己的最终评判产生广泛的针对性；他，我硬着心肠说，临终前最好不要有太多子女围绕，使他有可能系统有序他说完自己想说的话，就像一个教师在课堂里一样——那么对了，这位老人最好是教师，即便在弥留之际也保留着表述能力，听讲者，最好是他过去的学生……这种期待，来自多重逻辑推衍，但他果然出现了，出现于遥远的美国，出现后又立即消失。一切与我们的期待契合。他叫莫里·施瓦茨，社会学教授，职业和专业与我们的期待简直天衣无缝。他已年迈，患了绝症，受一家电视台的“夜线”节目采访，被他十六年前的一位学生，当今的作家、记者米奇·阿尔博姆偶尔看到，学生匆匆赶来看望即将离世的老师，而老师则宣布要给这位学生上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一次，时间是星期二。这样的课程没有一位学生会拒绝，于是，每星期二，这位学生坐飞机飞行七百英里，赶到病床前去上课。这门课讲授了十四个星期，最后一堂则是葬礼。老师谢世后，这位学生把听课笔记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题目就叫《相约星期二》，这本书引起了全美国的轰动，连续四十四周名列美国图书畅销排行榜。看来，像我一样期待着的人实在不少，而且不分国籍。

翻阅这份听课笔记时我还留有一点担心，生怕这位叫莫里的老人在最后的课程中出现一种装扮。病危老人的任何装扮，不管是稍稍夸张了危急还是稍稍夸张了乐观，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最容易让人不安。莫里老人没有掩饰自己的衰弱和病况。学生米奇去听课时，需要先与理疗师一起拍打他的背部，而且要拍得很重，目的是要拍打出肺部的毒物，以免肺部因毒物而硬化，不能呼吸。请想一想，学生用拳头一下一下重重地叩击病危老师裸露的背，这种用拳头砸出最后课程的情景是触目惊心的，没想到被砸的老师喘着气说：“我……早就知道……你想……打我……！”学生接过老师的幽默，说：“谁叫你在大学二年级时给了我一个B！再来一下重的！”——读到这样的记述，我就放心了。莫里老人的心态太健康了，最后的课程正是这种健康心态的产物。他几乎是逼视着自己的肌体如何一部分一部分衰亡的，今天到哪儿，明天到哪儿，步步为营，逐段摧毁，这比快速死亡要残酷得多，简直能把人逼疯。然而莫里老人是怎样面对的呢？他说，我的时间已经到头了，自然界对我的吸引力就像我第一次看见它时那样强烈。他觉得也终于有了一次充分感受身体的机会，而以前却一直没有这么做。对于别人的照顾，开始他觉得不便，特别是那种作为一位绅士最不愿意接受的暴露和照顾，但很快又释然了，说：我感觉到了依赖别人的乐趣。现在当他们替我翻身、在我背上涂擦防止长疮的乳霜时，我感到是一种享受。当他们替我擦脸或按摩腿部时，我同样觉得很受用。我会闭上眼睛陶醉在其中。一切都显得习以为常了。这就像回到了婴儿期。有人给你洗澡，有人抱你，有人替你擦洗。我们都有过当孩子的经历，它留在了你的大脑深处。对我而言，这只是在重新回忆起儿时的那份乐趣罢了。这种心态足以化解一切人生悲剧，然而作为教师，他又必须把这种化解上升为课程。他对学生说，有一个重要的哲理需要记住：拒绝衰老和病痛，一个人就不会幸福。因为衰老和病痛总会来，你为此担惊受怕，却又拒绝不了它，那还会有幸福吗？他由此得此结论：你应该发现你现在生活中的一切美好，真实的东西。回首过去会使你产生竞争的意识，而年龄是无法竞争的。……当我应该是个孩子时，我乐于做个孩子；当我应该是个聪明的老头时，我也乐于做个聪明的老头。我乐于接受自己赋予我的一切权力。我属于任何一个年龄，直到现在的我。你能理解吗？我不会羡慕你的人生阶段——因为我也有过这个人生阶段。这真是一门深刻的大课了。环顾我们四周，有的青年人或漠视青春，或炫耀强壮；有的中年人或揽镜自悲，或扮演老成；有的老年人或忌讳年龄，或倚老卖老……实在都有点可怜，都应该来听听莫里老人的最后课程。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莫里老人虽然参透了这一切，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还在恭恭敬敬地体验，在体验中学习，在体验中备课。体验什么呢？体验死亡的来临。他知道这是人生课程中躲避不开的重要一环，但在以前却无法预先备课。就在临终前的几天，他告诉学生，做了一个梦，在过一座桥，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感觉到我已经能够去了，你能理解吗？”当然能理解，学生安慰性地点头，但老人知道学生一定理解不深，因为还缺少体验，于是接下来的话又是醍醐灌顶：如果早知道面对死亡可以这样平静，我们就能应付人生最困难的事情了。什么是人生最困难的事情？学生问。——与生活讲和。一个平静而有震撼力的结论。在死亡面前真正懂得了与生活讲和，这简直是一个充满哲理的审美现场。莫里老人说，死亡是一种自然，人平常总觉得自己高于自然，其实只是自然的一部分罢了。那么，就在自然的怀抱里讲和吧。讲和不是向平庸倒退，而是一种至高的境界，莫里的境界时时让人家喜悦。那天莫里设想着几天后死亡火化时的情景，突然一句玩笑把大家逗乐了：“千万别把我烧过了头。”然后他设想自己的墓地。他希望学生有空时能去去墓地，还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学生说，我会去，但到时候听不见你的说话了。莫里笑了，说：到时候，你说，我听。山坡上，池塘边，一个美丽的墓地。课程在继续，老师闭眼静躺，学生来了，老师早就嘱咐过：你说，我听。说说你遇到的一切麻烦问题，我已作过提示，答案由你自己去寻找，这是课外作业。境界，让死亡也充满韵味。死亡，让人生归于纯净。

描画至此，我想人们已可想象这门最后课程的主要内容。莫里老人在乐滋滋地体验死亡的时候，更觉得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告诉学生和社会。他不希望把最后发现的“重大问题”留给只听不说的静宁墓地。这个重大问题，简单说来就是对人类文化的告别性反思。莫里老人认为，人类的文化教育造成了一种错误的惯性，一代一代地误导下去，应该引起人们注意。什么误导呢？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难道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由于文化不鼓励这种后退一步的发问，因此每个人真实的需要被掩盖了，“需要”变成了“想要”，而“想要”的则来自于左顾右盼后与别人的盲目比赛。明明保证营养就够，但所谓饮食文化把这种实际需要推到了山珍海味。极端豪华的地步；明明只求舒适安居，但装演文化把这种需要异化为官殿般的奢侈追求……大家都像马拉松比赛一样跑得气喘吁吁，劳累和压力远远超过了需要，也超过了享受本身。莫里老人认为，这是文化和教育灌输的结果。他说：拥有越多越好。钱越多越好。财富越多越好。商业行为也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我们反复地对别人这么说——别人又反复地对我们这么说——一遍又一遍，直到人人都认为这是真理。大多数人会受它迷惑而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莫里老人认为这是美国教育文化的主要弊病。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没有理由沾沾自喜，觉得弊病比他们轻。在过去经济不景气的时代，人们想拥有物质而不可能，在权位和虚名的追逐上也是越多越好，毫不餍足，其后果比物质追求更坏，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等到经济生活逐步展开，原先的追求并不减退，又快速补上物质的追求，真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这也是大家都看到了的。莫里老人想呼吁人们阻断这种全球性的文化灌输，从误导的惯性里走出来。他认为躲避这种文化灌输不是办法，实际上也躲不开。躲不开还在躲，那就是虚伪。唯一的办法是不要相信原有文化，为建立自己的文化而努力。莫里老人很温和，不想成为破旧立新的闯将。他说，在文化的一般性生活准则上，我们仍然可以遵循，例如人类早已建立的交通规则、文明约定，没必要去突破；但对于真正的大问题，例如疏离盲目的物质追逐、确立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他人的关爱等等，必须自己拿主意，自己作判断，不允许任何能言善辩的旁人和从者如云的诱惑，来代替自己的选择，简言之，不要落入“他人的闹剧”。临终前几天，他思考了一个人的最低需要和最高需要，发现两者首尾相衔，他与学生讨论，如果他还有一个完全健康的一天，他会做什么。他想来想去，最满意的安排是这样的：早晨起床，进行晨练，吃一顿可口的，有甜面包卷和茶的早餐。然后去游泳，请朋友们共进午餐，我一次只请一两个，于是我们可以谈他们的家庭，谈他们的问题，谈彼此的友情。然后我会去公园散步，看看自然的色彩，看看美丽小鸟，尽情地享受久违的大自然。晚上，我们一起去饭店享用上好的意大利面食，也可能是鸭子——我喜欢吃鸭子——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跳舞。我会跟所有的人跳，直到跳得精疲力竭。然后回家，美美地睡上一个好觉。学生听了很惊讶，连忙问：“就这些？”老人回答：“就这些。”不可能再有的一天，梦幻中的二十四小时，居然不是与意大利总统共进午餐，或去海边享受奇异和奢侈！但再一想，学生明白了：这里有一切问题的答案。如果就个人真正需要而言，一切确实不会大多，甜面包卷和茶，最多是喜欢吃鸭子，如此而已。意大利总统的午餐，奇异和奢侈，全是个人实际需要之外的事。于是，在无情地破除一系列自我异化的物态追求之后，自私因无聊而受到嘲弄；真正的自我在剥除虚妄后变得既本真又空灵，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放到了人生追寻的中心。在莫里看来，只要明白了什么是真实的需要，就会走向关爱和奉献，他在最后的课程中一遍遍重申：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相爱，或者死亡。没有了爱，我们便成了折断翅膀的小鸟。莫里老人对爱的呼唤，总是强调社会的针对性：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爱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给予你这种东西。要有同情心，要有责任感。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两点，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得多。给予他们你应该给予的东西。把自己奉献给爱，把自己奉献给社区，把自己奉献给能给予你目标和意义的创造。

我忍不住摘录了莫里老人的这么多话，我想人们如果联想到这些话字字句句出自一个靠着重力敲打才能呼吸的老人的口，一定也会同样珍惜。他的这些话是说给学生米奇听的，米奇低头在本子上记录，目的是为了不让老人看到自己的眼睛。米奇的眼神一定有点慌乱，因为他毕业后狠命追求的东西正是老人宣布要摈弃的，而老人在努力呼吁的东西，自己却一直漠然。老人发现了学生的神情，因此讲课变成了劝告：米奇，如果你想对社会的上层炫耀自己，那就打消这个念头，他们照样看不起你，如果你想对社会底层炫耀自己，也请打消这个念头，他们只会忌妒你。身份和地位往往使你无所适从，唯有一颗坦诚的心方能使你悠悠然地面对整个社会。说到这里，他停顿了，看了学生一眼，问：“我就要死了，是吗？”学生点头，他又问：“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关心别人呢？难道我自己没在受罪？”这是一个最尖锐的问题。莫里老人自己回答道：我当然在受罪。但给予他人，能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汽车和房子不能给你这种感觉，镜子里照出的模样也不能给你这种感觉，只有当我奉献出了时间，当我使那些悲伤的人重又露出笑颜，我才感到我仍像以前一样健康。这样，他就道出了生命的本质意义，在我看来，这就是莫里老人最后课程的主旨。因此，学生懂了：老人的健康心态不仅仅是心理调节的结果，他有一种更大的胸怀。床边的人在为他的病痛难过，他却因此想到了世界上比自己更痛苦的人，结果全部自身煎熬都转化成了关爱；学生不止一次发现，原来为了分散他的病痛而让他看新闻，而他却突然扭过头去，为新闻中半个地球之外的人在悄悄流泪。四老人的这种胸怀，是宣讲性的，又是建设性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建设。因此，请原谅他把最后的课程延宕到如此危急的时分，他的有些感受，是刚刚才获得的。譬如他此刻又流泪了，是为自己没有原谅一位老友而后悔。老友曾让自己伤心，但现在他死了，死前曾多次要求和解，均遭自己拒绝。现在莫里一回想，无声地哭泣起来，泪水流过面颊，淌到了嘴唇，但他立即又意识到，应该原谅别人，也应该原谅自己，至少在今天，不能让自己在后悔中不可自拔。人生，应该沉得进去，拔得出来。这是一种身心的自我洗涤，洗去一切原先自认为合理却不符合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大原则的各种污浊，哪怕这种污浊隐藏在最后一道人生缝隙里。他把：己当作了课堂上的标本，边洗涤、边解剖、边讲解，最后的感受就是最后一课，作为教师，他明白放弃最后一课意味着什么。由此想到天下一切教师，他们在专业教育上的最后一课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课程上，最后一课一定也会推延到弥留之际，可惜那时他找不到学生了，缥缈的教室空无一人，最重要的话语还没有吐出，就听到了下课铃声。毕竟莫里厉害，他不相信一个教师张罗不出一个课堂，哪怕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分。果然他张罗起来了，允许电视镜头拍下自己的衰容，然后终于招来学生，最后，他知道，这门课程的听讲者将会遍布各地。既能在任何时候准备讲课内容，又能在任何情况下设计讲课环境，这才是真正合格的教师，瘦小的莫里当之无愧。一天，他对米奇说，他已经拟定自己墓碑的碑文。碑文是：“一个终身的教师。”十分收敛，又毫不谦虚。他以最后的课程，表明了这一头衔的重量。现在，他己在这个碑文下休息，却把课堂留下了。课堂越变越大，眼看已经延伸到我们中国来了。我写这篇文章，是站在课堂门口，先向中国的听课者们招呼几声。课，每人自己慢慢去听。正要搁笔，脑海中怎么也挥不去远方老人的身影。他在调皮地眨眼，说“我早就知道你想打我”，说“千万别把我烧过了头”……那么，我们真的不要在另一个意义上把他“烧过了头”，即便大家都接受了他的课程。是的，他只是一位普通的教师，讲了一辈子课，最后一课有关人生。一九九八年十月，成都府南河畔

作者米奇·阿尔博姆是美国著名作家、广播电视主持人，主要作品还包括在全球热销已达五百万册的小说《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对于他来说，与恩师“相约星期二”的经历不啻为一个重新审视自己、重读人生必修课的机会。这门人生课震撼着作者，也藉由作者的妙笔，感动整个世界。本书在全美各大图书畅销排行榜上停留四年之久，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三十一种文字，成为近年来图书出版业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