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柏林危机

1961年6月3日及4日，美国总统肯尼迪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于维也纳举行两天会谈，讨论焦点集中于柏林问题，赫鲁晓夫旧事重提，要求英美法撤出西柏林，否则西方国家进入西柏林都需先得到东德同意，肯尼迪断然拒绝。  
　　1961年7月初，苏联宣布暂停复员，并将军费增加1/3，肯尼迪作出强硬反应，因他认为西柏林是抗苏焦点，绝不容重演绥靖政策，肯尼迪要求国会增加32.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征召部分后备役人员及国民警卫队入伍，扩大民防及修筑防空措施，顿时美苏关系再次紧张，史称第三次柏林危机。  
　　1961年8月13日，苏联及东德封锁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从15日起沿东西柏林分界线在东柏林境内筑起柏林墙，西柏林人进入东柏林都需经过边境站的检查，还需办理入境手续，这一举动令西方国家措手不及。但除发出警告外，不得不把柏林墙的事实加以接受。  
　　柏林墙筑起两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美苏两国为期三年的禁止核试验协议，恢复一系列试验。肯尼迪虽看出苏联虚张声势，但也不甘示弱，在当年9月恢复地下核试验，美苏军备竞赛又进入新高潮。  
　　柏林墙既已筑起，赫鲁晓夫便在1961年10月10日苏共22大正式取消英美法于当年12月底前撤出西柏林的期限。后来，苏联冻结了德国和西柏林的问题，美苏关系再度缓和。   ^[1]  

参见：   柏林危机、   第一次柏林危机、   第二次柏林危机。

1948年斯大林时期苏联挑起柏林危机，目的是为了通过封锁西柏林的交通，迫使西方三国的军队撤出西柏林，改变西柏林的四国共管的地位，从而彻底根除西方国家在东欧的残余影响，确保苏联在东欧“安全带”的建立。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国内外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赫鲁晓夫在国内批判了斯大林的政治经济模式，倡导并力行改革，使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有了较大增长。在国际上，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缓和同西方国家紧张关系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松弛了美苏“冷战”的僵硬局面。但是，“冷战”的基本格局一仍其旧。苏联追求苏联导向的“世界革命”和建立苏联在东欧“安全带”的基本目标依然未变。而且，由于苏联综合国力的提高，拓展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活动范围和余地，使苏联的对外政策更具进攻性。

如果说，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重点是建立苏联在东欧的“安全带”，那末，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目标则表现得更为雄心勃勃。赫鲁晓夫要在苏联实力增强的基础上，不仅巩固苏联的东欧“安全带”，而且试图建立苏联的全球大国的地位，同美国平起平坐论天下，共同安排和管理世界。如同赫鲁晓夫的个性一样，赫兽晓夫时期苏联对外政策呈现出很大的矛盾性，那就是：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既合作又争夺。合作是试图缓和同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争夺则是要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扩大苏联在东欧、欧洲和全球的影响。

赫鲁晓夫再次挑起柏林危机，既是为了巩固由斯大林建立起来的苏联“安全带”，同时又是建立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的第一次尝试。具体而言，赫鲁晓夫通过这一挑战，试图：第一，通过变西柏林为“自由市”的方法，结束战后初期确立的苏、美、英、法四大国对柏林的分区占领制度，一劳永逸地消除西柏林对东德和东欧国家的破坏作用，从而巩固苏联在东欧的安全带”。

1948年，柏林危机结束后不久，苏占区和西占区分别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东柏林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仍称柏林），而西柏林的地位没有改变，继续维持着美、英、法三国的占领制度。

由于西柏林位于东德领土之内，在美苏“冷战”的环境下，它成为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切入东德和华沙条约集团内部的“前沿城市”，被西方称为“铁幕上钻出来的一个小洞”和“自由世界的橱窗”。西柏林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对苏联东欧集团特别是东德产生了极大的压力和影响。政治上，在苏联看来，西柏林简直是北约和西德对华约国家和东德进行间谋、挑衅和颠粗活动的便利基地。经济上，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初，每年大约有名50万东德人经东西柏林边界逃往西柏林和西德，且逃亡者大部分是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从而使东德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而只要东德处于动荡不安的形势下，苏联在东欧的“安全带”就始终受到严重的威胁。

因此，赫鲁晓夫愤怒地指责“西柏林是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实行侵略政策的好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毒瘤”，“如果不消除这个毒瘤，就会有导致十分不良后果的危险”。

第二，通过变西柏林为‘自由市”的方法，可以把美、英、法三国的军队赶出西柏林，从而使西德和西欧国家对美国承担欧洲防务的决心和能力产生动撼和怀疑，促进西欧内部的离心倾向和中立主义情绪，瓦解美欧联盟，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和地位。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之后，如何抑制和拆散美欧联盟始终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要任务。为此，赫鲁晓夫在危机期间，反复夸耀苏联核武器的准确性和威力，以此恫吓西德和其它北约成员国。1960年3月，他直言普告西德，“如果德国侵略者想发动新战争，那么，他们就是给自己判处死刑，因为在战争中德国会被毁灭。”1961年7月，他又公然威胁英国和法国：只要六颗氢弹就能摧毁英国，九颗可以夷平法国。显然，赫鲁晓夫的用意就是要使西欧明白，美国的安全保护不可靠，与美国绑在一起将给他们带来严重后果。而如果西方军队撤出西柏林，苏联对西德和北约组织的威慑作用将大大加强，使西德产生被人抛弃和出卖的孤独感和危机感，动摇西德和北约、北约和美国相互之间的安全信任感。

总之，赫鲁晓夫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改变西柏林现状的方式，进一步巩固苏联在东欧的“安全带”，离间美欧关系，拆散美欧联盟，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影响，确立苏联在欧洲和全球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   ^[2][3]

但是，把西柏林改为“自由市”的建议，至少在当时是不现实和不明智的。尽管在战争已经结束十几年的情况下，西拍林仍然保持着占领状态是不正常的，可是这种不正常状况本身就是“冷战”的结果。由于美苏“冷战”正酣，维持占领制度的现状是避免双方在这个热点地区发生冲突和战争、维护脆弱和平的唯一选择。因为在“冷战”的条件下，任何一方试图打破现状，都会引起对方的猜疑和反对，从而有可能导致冲突和战争。苏联可以就西柏林间题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无权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命令西方三国军队限时撤走。因为后者驻扎在这里的依据，乃是四大国协议确定的权利。更何况，即使把西柏林变为“自由市”，也不能解决当时困扰东德的人员外流等问题，因为柏林的边界是开放的。赫每晓夫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赫鲁晓夫敢于挑起危机，首先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从而错误地估计了美苏两国力量的对比关系。

1958年5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谈到“苏维埃制度历史性胜利”时，不无自豪地说，“现在，苏联工业生产仅次美国而远远超过其他一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要缩短这个距离，因为我国工业生产发展的速度比美国要快好几倍。”接着，他例举一组数字，说明从1953年——1957年，“苏联铁矿、煤、石抽、生铁、钢、水泥、毛织品的生产，不管在增长率方面，或是在绝对增长量方面，都超过了美国。”

1959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乐观地估计，经过1959一1965年的七年计划，再带要5年（可能更早），苏联就能“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

1957年夏天和秋天，苏联相继成功地进行了洲际导弹试验和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使赫鲁晓夫非常欢欣鼓舞，认为苏联的战略地位已大大加强，甚至已占有优势。他在各种场合，多次炫耀和吹嘘苏联导弹的威力。

1959年1月，他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昭告世人：“苏联既然能把火箭发射到几十万公里的宇宙空间，也就能把强大的火箭百发百中地发射到地球上任何一点”。2月，在向大会致闭幕词时，他警告美国的将军们：如果认为发生军事冲突时，美国领土可以安然无恙，那只不过是“痴心妄想”。“事实上，苏联现在已拥有能给地球上任何一点的侵略者以毁灭性打击的手段。我们讲我们已组织了洲际   弹道火箭的成批生产，这不是开玩等：我们这样说也不是为了吓唬什么人，而是为了把事情的真实情况讲清楚。”

总之，在赫鲁晓夫眼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苏的经济差距正在急剧缩小。并且马上苏联就要占有优势。而军事方面苏联的核力量已显示优势。一言以蔽之，美苏的实力起码已经相等。而相等的实力就要求相等的权力和机会，诸如西方军队驻扎在西柏林的那种“不合理”的均势就应当打破。

赫鲁晓夫敢于挑起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错误地估计肯尼迪的能力和肯尼迪对抗危机的意志和决心。

肯尼迪是在1961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年仅44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总统。

肯尼迪就任后所采取的第一项重大行动，就是在1961年4月批准实施猪湾计划，派遣雇佣军入侵古巴，结果出师不利，惨遭失败。肯尼迪的批评者指责总统在实施该计划时还不够大胆。赫鲁晓夫认为，猪湾事件表明肯尼迪“不过是个毫无主见的年轻人”。由此，他产生了“重新进行十三年前   斯大林开始的把西方逐出柏林的斗争”的欲望。

如果说，猪湾事件使赫鲁晓夫对肯尼迪产生了错误的判断的话，那么，接下来的维也纳会晤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判断。

维也纳会晤于1961年6月3日至4日举行，它是美苏首脑的一次观点、意志和决心的较量。在会谈中，赫鲁晓夫看到和觉察到肯尼迪的诸多“软弱”之处。

当赫鲁晓夫就历史进程高谈阔论时，肯尼迪竟然表示理解和同意。其实这纯粹是一种策略考虑。因为肯尼迪认为，恰恰是在这个过渡时期，必须更加谨慎地对待各种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美苏两国手中所掌握的可怕的武器。肯尼迪多次表明，世界的现状已经确定，倘若又有一个新的国家转到苏联方面，实行苏式制度，那就会极大地破坏现存的平衡，使之有利苏联。这当然是危险的。赫鲁晓夫显然没有准确理解肯尼迪的真实的观点，还以为在思想交锋中赢了肯尼迪。

当谈到尖锐的柏林问题时，赫鲁晓夫的气势更加咄咄通人，他先是强硬地规定了六个月之内缔结对德和约的最后期限，当遭到肯尼迪拒绝时便大吼，如果要为西柏林问题而打仗，那就让战争现在开始吧！这要比以后出现更为可怕的武器时再爆发战争好得多。如此不加遮掩的赤裸裸的武力恫吓，肯尼他竟也忍受了。不过，肯尼迪的话讲得很清楚：如果美国允许自己被逐出西柏林，从而单方面地失去其获得的由条约予以确认的权利，那末，美国对其它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就成为一纸空文，没有人会再信任美国，这将使美国陷入政治上完全孤立的地位。换句话说，美国不会放弃西柏林。但肯尼迪又表示，如果世界紧张局势得以缓和，那就有可能就此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但现在尚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这种模糊的暗示，对赫鲁晓夫大概也起了一种误导作用，似乎肯尼迪没有把话说绝，只要施加压力，还是能使肯尼迪就范的。

肯尼迪回国后发表电视讲话时，竟说，会谈中“双方都没有失礼，没有发脾气，役有威胁或下最后通膝，没有得便宜或作让步。明明赫鲁晓夫规定了近乎最后通牒的最后日期，明明肯尼迪受到威胁、恐吓，却还要强作掩饰。当然，肯尼迪在某种程度上向公众隐瞒真情，主要是避免使公众产生总统是孱弱的印象。但肯尼迪的这种“逆来顺受”的“绅士”风度，却使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意志、勇气和决心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总之，肯尼迪同意赫鲁晓夫关于历史发展进程的观点，肯尼迪暗示今后有可能就柏林问题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协议，肯尼迪在战争威胁面前无动于衷，这一切使赫鲁晓夫深信：肯尼迪是个优柔寡断的、软弱可欺的人。   ^{[2]   [3]}

最后，使赫鲁晓夫对肯尼迪产生错误判断的还有苏联驻美国大使缅希科夫传回的关于肯尼迪等决策人物的错误情报。

这位大使把肯尼迪兄弟描绘成“穿短裤的孩童”，他们只是暂时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祥子，但接着就会动摇和退却。缅希科夫1961年7月在给莫斯科的一封电文中，称新的美国领导人们“就象公鸡那样好斗”，但这只是暂时的，当决定性的时刻到来时，亦即苏联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和约时，他们就会第一个“钻进裤子里”。与此同时，缅希科夫在同美国活动家谈话时公开表示相信，“当要摊牌的时候，美国人就不会为了柏林而打仗了。”缅希科夫大使的这些错误的分析和估计，也使赫鲁晓夫在判断肯尼迪的意图和决心时，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和失误，对促使赫鲁晓夫挺而走险起了推波助搁的作用。

1948年柏林危机时，苏联尚未掌握核武器。赫鲁晓夫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已经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拥有原子弹和氢弹。这使赫鲁晓夫有了进行核讹诈的物质基础，因而赫鲁晓夫在柏林危机中，言辞激烈，架势凶狠，且一招比一招厉害，从而把危机引向危险的极端。

6月15日，也就是维也纳会晤后九天，赫鲁晓夫公开重申六个月的最后期限，并说谁如果破坏和平，或者越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境，谁就自己承担这种行动的全部后果。武力将以武力来对付。6月21日，在纪念卫国战争爆发二十周年大会上，赫鲁晓夫特意穿上军装，称，“如采西方想显显本领的话，那么，就给他一次机会吧。”7月2日，赫鲁晓夫公然以氢弹威胁英国和法国。7月8日，赫鲁晓夫宣布，停止军队复员，增加三分之一军事预算。

赫鲁晓夫的武力威胁，引起西方的强烈反应。7月25日，肯尼迪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不允许通过武力把我们赶出西柏林”。他宣布追加32亿5千万美元的军费，征召部分后备役人员和国民警卫队。第二天，赫鲁晓夫警告说，如果发生战争，肯尼迪将是最后一位总统了。这时，柏林上空已战云密布，战争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赫鲁晓夫虽然表面上气壮如牛，但他看到肯尼迪确有决心和措施准备跟他大干一场后，便暴露出色厉内荏的本质了。原来肯尼迪并非软弱可欺的“孩童”。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如何退却了。但这种退却必须是既能结束危机而又不过分丢失面子。粗中有细的赫鲁晓夫居然找到了这种方法，那就是：高筑柏林墙。8月13日，在东、西柏林的分界处，筑起了一道铁丝网，以后又用水泥和砖石砌成了混凝土墙。

有些史学家认为，柏林墙使危机达到了高潮。实际上柏林墙应该是危机落潮的标志。因为筑墙是一种平衡美苏双方利益、避免军事冲突的现实办法。从西方的角度讲，筑墙虽然是“不人道”的，但它毕竟没有妨碍西方三国军队在西柏林的存在，没有切断西柏林同外界的交通联系。就苏联和东德而言，筑墙虽然无法赶走西方军队，但却有效地遏阻了东德宝贵的人力财富的外流，解决了东德当时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因此，筑墙既是对柏林现状的一种肯定，又是对柏林现状的一种不出格的适度的修正。柏林墙是否违背人道，历史学家尽可以争论下去。但它在当时确实是缓和一触即发的柏林危机、避免美苏兵戎相见的可行选择。

事实上，肯尼迪及其助手事先已经清醒地估计到了这一点。1961年3月，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在致华盛顿的电文中说，“如果我们想要苏联人维持柏林问题现状，那我们至少要料到，东德人将关闭边界，以阻止蜂涌而至的难民穿越柏林，他们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7月25日，肯尼迪在宣布为维护西方国家在西柏林的地位而采取强硬措施时，引人注目地说到，希望穿过被分割的柏林的自由边界成为一条“和平边界”。这实际上是容许关闭边界的暗示。与总统关系密切的参议员富布赖特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在7月30日的电视采访中说，“我不理解东德人为何不关闭自己的边界。我认为他们有权关闭边界”8月初，肯尼迪在同其助手罗斯托谈话时说得更肯定，“他（指赫鲁晓夫）将会采取某种措施阻止难民外流。可能筑一道墙。而我们是无法阻止的。我能为保卫西柏林而使盟国团结一致，但我无法为使东柏林开放而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前驻苏大使波伦在同苏联大使馆参赞科尔科卓年科单独谈话时，对东德为何“不实际阻止”难民外流表示困惑。

所以，当柏林墙竖立之后，华盛顿感到“舒了口气”。虽然肯尼迪公开谴责这是对边界的野蛮封锁，但“实际上认为柏林墙是结束柏林危机的转折点”，称，“这不是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决定”，但“总比战争好得多”。

直到8月17日，也就是筑墙后的第四天，姗姗来迟的西方三国抗议照会才送交莫斯科。照会的措词并不尖锐，只是泛泛地谴责筑墙违反了关于保证柏林市内通行自由的四国协定，重申了西方对柏林问题的立场。8月19日，肯尼迪命令美军1500人由西德开往西柏林，并派副总统约翰逊访问西柏林。但这些虚张声势的行动主要是显示保卫西柏林的决心，并安抚西德和西柏林人。另一方面，筑墙后，赫鲁晓夫也不再提六个月的最后期限，虽然仍表示，西柏林是西方露在外面的一只脚，打算“有机会就在它的鸡眼上踩上一脚”，但亦属挽回面子的的虚声恫吓。这段时期，苏美双方主要是进行口诛笔伐的文字战，尽管它们的坦克曾在东西柏林的过境口上虎视耽耽地相互对峙，但不过是示威而已。

到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表示，只要西方国家有意解决柏林问题，“签订和约的期限问题将不再是那么重要了，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坚持和约一定要在1961年12月31日以前签订。”赫鲁晓夫主动偃旗息鼓了，柏林危机再次以苏联的失败而告结束。

危机虽然停止了，但它却严重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抑制了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有限“缓和”，使“冷战”再趋激烈。主要表现为，引发苏美新的一轮军备竞赛和更加激烈的全球争夺。   ^[2][3]

新的军备竞赛几乎是与柏林危机同步展开的。双方不仅大量扩充常规兵力而且恢复了更大规模的核试验。从9月1日开始，苏联首先恢复了核试验，到11月旬，已进行了30次核试验，包括超百万吨爆炸力核武器试验。9月5日，美国也恢复核试验。双方的核试验，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威胁。

由于柏林危机的失败，赫鲁晓夫所极力吹嘘的苏联核武器优势的神话，终于破产了。耻辱和悲愤交加的赫鲁晓夫思索着短期内同美国在核导弹方面相互匹敌的办法。1962年他终于找到了这么一条“捷径”，那就是在加勒比海的古巴设置苏联的中程导弹基地。由于古巴距美国仅一步之遥，这样架在美国家门口的中程导弹几乎就成了洲际导弹的代用品，似乎核优势又可转到苏联方面了。赫鲁晓夫的这次冒险，又制造出举世惊骇的古巴导弹危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柏林危机又成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原因之一。

赫鲁晓夫虽然在柏林危机中态度蛮横，手段强硬，但他不久便知难而退。这表明，赫鲁晓夫终究没有糊涂到“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理智全无的地步。事实上，远不能根据赫鲁晓夫在柏林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就断定他是一个“危机狂”或“战争迷”。

人们记得，赫鲁晓夫执政前期，在对外关系方面，除旧布新，改革调整，采取了一系列被西方称之为“和平攻势”的措施，给苏联外交带来了新风格和新气象。

1954年1月至2月，苏联同美、英、法三国一起举行了柏林外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保障欧洲安全问题和奥地利国家条约问题。这是自1949年以来，苏联同西方国家的第一次外长会议。

1955年5月，苏联同美、英、法、奥共五国签订了奥地利国家条约（   斯大林时期，苏联曾坚持对奥条约必须在对德和约之后签订），确立了奥地利的独立和中立，解决了二战遗留下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消除了欧洲一个潜在的“热点”。

同月，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新的裁军建议。

7月，苏联同美、英、法国举行了战后第一次最高级首脑会议，广泛讨论了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裁军问题和东西方的接触问题。

8月，苏联决定单方面裁军64万人。

9月，苏联同西德建立外交关系，承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上行使管辖权。

赫鲁晓夫的这些举措，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对峙知对抗，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使“冷战”有所降温。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又在苏共二十大上，就“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几个原则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关于和平共处问题，赫鲁晓夫宣布，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联外交的总路线。关于防止新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赫鲁晓夫认为，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及其强大，由于工人运动的壮大和拥护和平运动的产生等，“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赫鲁晓夫指出，“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内战连在一起”。赫鲁晓夫的这些新观点和新提法，同这以前的缓和攻势，都是他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看待国际形势，部分剔除苏联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结果，也是同赫鲁晓夫在国内批判斯大林模式和缓解阶级斗争相吻合的。

但是，赫鲁晓夫的哲学观和思想方法并没有根本改变。由于赫鲁晓夫是从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领导人，旧时代在他身上的留下了太深、太多的烙印，他无法彻底挣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和制约。因此，如同赫鲁晓夫的对内政策一样，他对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也可以说是，继承多于批判，延续大于改革。

他虽然否定了斯大林坚持的“战争不可避免论”，但却继承了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正在进一步加深”。由此，赫鲁晓夫便无法看到美国经济虽然遇到危机但仍在发展的另一面，夸大了美国经济危机的严重性，结果就把美苏两国的经济距离的缩小片面地等同于经济距离的消失，甚至认为不久苏联的经济发展就能超过美国。

他虽然提出“和平共处”原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但却把“和平共处”当作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认为“和平共处政策”乃是“无产阶级在国际舞台上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激烈斗争的一种形式”。这至少在苏联方面构成了限制苏联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重要因素，使苏联不能坚定不移地采取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缓和措施。“和平共处”成了赫鲁晓夫对外政策的一种点缀，成了同美国进行争夺的一种掩护。   ^[2][3]

他虽然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不妥协的僵硬作法，但却承袭了威胁恫吓的遗风，一再进行核讹诈。这种不负责任的鲁莽和冒险，使人类被推入核战争的边缘。

所有这一切，决定了赫鲁晓夫最终走不出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怪圈。如果说，斯大林时期苏联主要是借助于军事和政治手段输出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的话，那未，赫鲁晓夫则试图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来显示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增强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最终压倒并战胜美国等西方国家。

当“和平竞赛”不能给苏联带来胜利时，赫鲁晓夫便撕去“和平共处”的外衣，以他那特有的狡黯和冒险的性格，进行武力恫吓，以期获取非份利益，结果就是挑起尖锐的危机。柏林危机如是，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亦如是。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