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污染程度随径流量而变化。在排污量相同的情况下,河流径流量愈大,污染程度愈低;径流量的季节性变化,带来污染程度的时间上的差异。②污染物扩散快。河流的流动性,使污染的影响范围不限于污染发生区,上游遭受污染会很快影响到下游,甚至一段河流的污染,可以波及整个河道的生态环境(考虑到鱼的洄游等)。③污染危害大。河水是主要的饮用水源,污染物通过饮水可直接毒害人体,也可通过食物链和灌溉农田间接危及人身健康。[1]
进入“九五”以来,我国大规模水污染防治在“三河三湖”"淮河、太湖、巢湖、滇池、海河、辽河等重点流域全面展开。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部分河段水质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水环境问题比较复杂,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解决水环境问题需要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重点流域的水污染问题仍将十分严重。[1]
近几年,中国重大环境污染以及事故频频发生,水污染事故占一半左右。监察部的统计分析,国内近几年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2013年1月山西天脊集团发生苯胺泄漏事故,当地政府事后瞒报,导致苯胺污染了漳河下游,影响了山西、河北和河南等多地居民的正常饮水和生活。2012年2月的广西龙江镉污染,2010年7月紫金矿业水污染和吉林松花江哈工污染,是近几年来影响非常严重的水污染事故。[2]
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环境[1]容量不相适应,也是造成水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以往在确定地区产业发展方向、地区生产力布局时,往往忽视区域环境容量。我国主要江河出现的严重流域性水污染,在很大程度上与流域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有直接关系。淮河流域四省自80.年代初开始,利用当地资源,大力发展高耗水的化工、造纸、制革、火电、食品等小型工业,污染物排放量超过了淮河的承载能力,使淮河流域水质急剧恶化;由于缺乏科学认证和科学管理,一些缺水地区盲目发展高耗水型工业,造成地下水位下降;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单一的资源型产业,不发展与之相配套的加工业,产业结构雷同,形成严重的结构型污染。
自然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水环境问题的恶化,[1]增加了水污染防治的难度。如今,由于气候变化引起全球温度、湿度、降水量的分布变化,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灾害频发。我国北方地区气候也明显变暖,华北地区冬季平均气温90年代比50年代上升2.1℃。气温上升,地表径流减少,蒸发量增大,发生旱灾的机会增多。1997年我国北方地区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降水量异常偏少,温度偏高,海河水资源量只有多年平均量的40%;黄河水资源量为多年平均量的61%。由于河道径流减少,水体自净能力下降,加剧了水环境恶化。1998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长江中下游、嫩江、松花江流域降水量偏多,导致特大洪水灾害的发生。
我国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南多北少,相差悬殊,水资源分布与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布局极不协调。北方黄河、淮河、海河、松辽河,以及内陆河5个流域,总人口占全国的47%左右,耕地面积占65%以上,GDP占全国的45%以上,而水资源却只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9%,人均占有量仅为南方地区的1/3。这些因素也是导致水环境问题突出的重要方面。[1]
我国主要河流的污染状况我国主要河流的污染状况我国主要河流的污染状况 ? 中国拥有50000多条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绝大多数已经遭受到程度不同的水污染侵害,包括长江在内的七大水系无一幸免。
1 据国家环保总局数据显示,七大水系劣V类水所占比例为27.9%,比2003年下降了1.8个百分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水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七大水系I-V类水质类别比例分别为4.6%,20.9%,16.3%,21.6%,8.7%。
2 水资源匮乏的北方河流比水资源丰沛的南方河流污染严重,七大水系按水污染严重程度排序,劣V类水质比例最高者为海河的56.7%,其后是辽河的37.9%、淮河的32.6%、黄河的29.5%、松花江的24.4%、长江的9.6%和珠江的6.1%。[1]
七大水系:长江,珠江,松花江,黄河,淮河,辽河,海河 三河三湖:淮河、海河、辽河和太湖、巢湖、滇池
七大水系低于III类标准的水所占比例竟高达58.2%,实在是触目惊心,因为IV类水处理之后既不能作为安全的饮用水,也不能作为渔业水域和游泳区用水,V类水基本上丧失了功能,劣V类水属于毫无用处的臭水,若将七大水系就这一比例进行一番比较的话——淮河的80.2%、松花江的78.1%、海河的74.6%、辽河的67.6%、黄河的63.6%、长江的27.9%和珠江的21.2%——就会沉痛地感受到水污染形势的严峻性。
水质“差”的海河基本上就是“死河”;水质“较差”的辽河、淮河、黄河和松花江是“病河”,有的甚至已“病入膏肓”,而前三者根本就没有I类水;水质“较好”的长江和珠江,其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绝对是“今不如昔”了。
中国水体污染相当严重,部分城市的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在46个重点城市中,有45.6%的城市水质较差,而农村的饮用水安全则更令人担忧,其卫生合格率仅为62.1%。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约有3.6亿人喝不上干净水,因此保障中国百姓喝上干净水的问题成为了水污染防治工作中的第一要务。[1]
长江流域大部分城市与地区的淡水资源供给已受到水质恶化和水域生态系统破坏的威胁, 水环境质量不断恶化, 可利用水源的进一步减少和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 长江流域的污水排放量已由80年代初期的127亿m3增加到150 亿m3, 约占全国污水排放量的40%左右。 ? 城市污水处理率低, 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排入各种水体,引起长江流域水环境不同程度的污染。 ? 一份环评报告显示:1999 年长江劣于3类水标准河长占总评价河长20.18%,而2000年长江劣于3类水标准河长已达到26%,比1999年增加约5%。
珠江广州市每天排出200多吨生活污水,90%以上未经处理直接排入珠江。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发展,用水量和排水量急剧上升,废污水及污染物数量不断增加。1993年排入珠江的废污水达48.8亿吨,且以每年10%的速率递增。 ? 生活污水是珠江下游河段污染的罪魁,上中游地区则以工业污染为主。污染导致河流水质日益恶化。1997年枯、丰水期劣于三类水的河长分别占评价河长的24.7%和29.1%。
松花江松花江北源嫩江,南源第二松花江,流域面积55.68万km2,多年地表径流量73.47亿m3,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和商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 然而,随着人口的日益增长和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嫩江,第二松花江,松花江干流的水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主要超标污染项目是氨,氮,高锰酸盐指数,挥发酚,生化需氧量及溶解氧,其原因是由于城镇废污水的排放以及流域的内缺水较严重。[1]
黄河“苦水”干流:近40%河段的水质基本丧失水体功能120多万市民只能饮用苦水。水污染主要是氮、磷指标超标,黄河流域废污水排放量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多了一倍,达44亿立方米。黄河干流近40%河段的水质为劣五类,基本丧失水体功能。黄河上游的绝大部分支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而中下游几乎所有支流水质长年处于劣五类状态,支流变成了“排污河”
“九五”以来,我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以淮河治理为先导,太湖、巢湖、滇池,以及海河、辽河相继开始。通过采取工业污染源的末端治理,以及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压缩过剩生产力中,取缔、关闭、和淘汰生产工艺落后、设备陈旧、污染严重的企业等一系列措施,治理工作取得一定成效。部分水域已经接近实现第一阶段的污染防治目标。“九五”水污染防治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流域水污染防治,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对于开拓我国的环境与发展道路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但是,从总体上看,重点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工作进展还比较缓慢,取得的成果十分脆弱。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充分说明,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流域水污染防治仍面临严重挑战。[1]
“九五”期间“三河三湖”的治理仅仅是拉开了我国水污染防治的序幕。在大规模治理“三河三湖”的同时,必须看到,黄河、长江的污染问题也到了非治理不可的程度了。黄河这个中华民族的摇篮,他养育了人类,也无数次地给人类带来灾难。如今,由于人类活动的作用力,使黄河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1999年,在黄河流域的114个重点监测断面上,V类和劣V类水体分别为70%和56.2%,黄河主要支流的污染更为严重,而且黄河的污染主要来自支流。黄河水量少,自净能力弱,水环境处于危机之中。在西部大开发中,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较快增长时期。黄河的水污染必然使沿岸的水资源短缺“雪上加霜”。
据1998年水质监测资料,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重点河段可满足生活用水的河长,仅占评价河长的29.2%。黄河水质较差,劣五类水质占39.5%,干流水质略好于支流。支流61.9%的断面水质为劣五类,主要污染指标包括氨氮、高锰酸盐指数和生化需氧量(反映水[3]体受有机物污染程度的重要指标)。 专家指出,来水量少是导致黄河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与多年平均来水量相比,今年上半年黄河来水量偏少32%—50%。由于降水量少,今年以来,黄河出现罕见的全流域性干旱。今年五六月,黄河干支流普遍来水偏少,来水量为50年来的最低点。
长江上游沿岸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这一地区的污染物排放量迅速增加,污染问题随之加重,特别是三峡库区及其上游的水质不断恶化。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预计到2010年,长江上游重点地区废水排放量将以年均4.1%的速度增长;沿江城镇生活垃圾入江量,将由1995年的约200万t增加到2010年的467万t;三峡库区的水体自净能力将大幅度下降。2009年三峡库区建成蓄水后,库区将由一个流速快、流量大的河流变成一个流速缓、滞留时间长,回水面积大的人工湖。水体稀释自净能力下降,水污染必然加重。根据预测,三峡工程建成后,湖区上游岸边污染带主要污染物浓度将比建坝前增加2-10倍,将成为重污染区。[1]
城市基础设施是工业建设的载体,制约着工业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建设不恰当地把基础设施建设的载体地位降低为工业的一般附属物地位,基础设施的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和工业建设不协调,导致基础设施长期超负荷承载。特别是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仅仅在近几年才开始兴建。全国绝大多数城市的污水处理能力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要。
随着人口迅速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生活污水产生量大幅度增长。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量的比例已接近持平。但是,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般情况下,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周期为3年。从当下的建设进度看,实现“九五”期间国家提出的全国50万人口的城市都要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装置的要求,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以淮河为例,按规划,到2000年,淮河流域四省需要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52座,总投资60.8亿元,形成污水处理能力352万l/d。到1999年6月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只有3座,污水处理能力仅为44万l/d。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缓慢的原因,除了资金短缺外,现行管理和运行机制的掣肘也使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和运营陷于困境。由于没有真正落实“污染者负担”的政策,地方财政因无力支付污水处理费用,常常使建成后的污水处理厂不能正常运行,环境保护投资不能有效发挥环境效益。[1]
加强对水资源污染严重的企业的监管力度
提高对污水的再生利用水平
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扶持农村畜禽业向规模化发展[4]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污染防治资金以国家预算内资金为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全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环境已经不能奏效。但是,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尚未建立,多元化的环境保护投资体制难以形成。作为促进污染防治的重要经济手段排污收费制度,还很不完善。主要问题是,排污收费标准过低,不能发挥刺激污染防治的作用。超标排放污水收费作为排污收费的主体,其收费额不足污染处理设施运行成本的一半;污水排放收费最高不超过0.5元/l;排污收费项目不全,主要对象是大中型企业和部分事业单位,城市污水处理费仅在少数城市开征,而且收费标准较低,“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没有充分体现;排污费的转移支付机制尚未建立,流域内上下游之间缺乏利益补偿政策,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不协调,造成水资源的浪费。
“九五”期间我国环境保护投资有了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中把环境保护作为重点投资领域,一些水污染防治重点项目得到国债资金的支持。但是,由于环境保护资金渠道狭窄,投资量小,污染治理资金短缺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按计划,“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约需资金1260亿元,但是已经落实的资金与需求相差甚远。1998年国家增发财政债券和银行贷款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分配给淮河流域10亿元财政债券资金用于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但是,这些资金仅为淮河城市污水处理厂总投资的16.5%,而且投资项目达34个之多。由于地方配套资金不足,开工的项目不少,却因缺乏资金施工建设进度缓慢,很多工程至今投资尚无着落。[1]
我国是在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防治将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特别是水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一个艰苦的治理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在认真总结“九五”期间水污染防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世界一切成功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不断加强政策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水污染防治道路。
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在确定经济发展速度、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资源开发计划、区域开发计划,以及制定经济技术政策,进行重大经济决策时,应当对实施这些决策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做出科学评价,评价的结论作为各级决策的依据。在决策中综合考虑环境、经济和社会因素,统筹兼顾,使发展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设置专门的评价审议机构,并使这一制度法制化,逐步建立起依法决策的运行机制。[1]
区域经济的发展要充分考虑水资源保护。限制缺水地区发展耗水型产业,调整缺水地区的产业结构,严格控制高耗水、高耗能和重污染的建设项目。应重点调整北方缺水地区的产业结构,防止水资源短缺问题进一步加剧。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经济发展应考虑为生态用水留有余地,防止因过度开发导致下游地区河湖萎缩、土地沙化、生态退化。在水源地区,引导和组织水源地生态经济体系建设,避免水源地区经济发展导致下游城市水源污染。[1]
大力开展节水活动,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水消耗。有组织地推行节水、高效的农灌技术;完善科学的农业用水管理措施,尽快改变农业生产大量耗水的局面。制定单位产品用水定额和水重复利用率考核指标,建立工业用水考核制度;明确规定冷却水及工艺用水等工业废水必须循环利用和再生利用;大力发展水的闭路循环使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废水排放量。
在开展节约用水,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的同时,全面加强水污染防治,特别是重点流域的水污染防治。流域治理的重点在城市,城市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治理,要走集中与分散治理相结合和废水资源化路子。因地制宜地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污水要用于工业冷却水、城市景观和园林绿地用水等。[1]
国家有关部门应抓紧组织开展资源定价研究,有计划地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和国家稀缺资源制定分类指导的价格政策,尽快改变“资源无价”,资源产品低价的不合理状况,使水资源价格体现资源价值、资源利用和污染防治费用。同时,积极推进水资源资产化管理进程,加强资源核算体系的研究,为逐步将水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创造条件。
抓紧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环境经济政策,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经济手段。尽快提高排污费标准,使之高于污染治理成本;制定水污染防治相关政策,建立资源更新的补偿机制;全面实现“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在用水收费中,普遍增加污水处理费,作为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费用;环境保护作为“市场失效”的领域,特别是环境科技研究与开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国家应加强产业政策支持。同时,鼓励和推动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企业化。
积极建立环境税收制度。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对地下水等稀缺资源征收资源税;对新建污染项目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控制结构型污染;对现行排污费与费改税进行利弊分析,探索征收污染附加税;对从事城市污水处理的企业实行零税率;对生产再生资源和利用再生资源生产的产品,应给予税收减免的优惠。
工业部门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合理调整工业布局,推动资源消耗小、效益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结合技术改造推行以清洁原料、清洁生产过程和清洁产品为主要内容的清洁生产。要把清洁生产当作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的一次工业企业的全面改造,在全国所有工业企业推行清洁生产。通过加强环境管理审计,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促进我国工业向新的技术基础转移,以集约方式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增加经济效益。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我国资源节约型生态工业生产体系。[1]
农村要推行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农业生产体系。全面推广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合理配置的“大农业”生产模式,注重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把现代化科学技术和传统农业精华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增加有机肥料的使用,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开发生物农药技术,推广以菌治虫、以虫治虫的生物技术替代农药。我国已有2000多个生态农业试点,应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把推行生态农业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场革命,在全国广大农村普遍展开。逐步把农村富余劳动力从污染型乡镇工业转移到生态农业建设上来。县、乡两级政府要制定生态农业建设规划,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强技术推广,有计划地在全国乡、村培养一批技术骨干,指导农民发展生态农业。
改革现行城市污水处理体制,实现污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营的社会化、市场化、企业化。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要引入竞争机制,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建立多元化投资建设、企业化运营管理、社会共同负担费用、政府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的模式。积极探索城镇给排水建设和运营一体化的管理体制。逐步使政府从直接管理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中解脱出来,让污水处理真正走向市场。
环保产业的发展应当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国家应制定扶持环保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在投资、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一部分产品过剩的企业转向环保产品生产和服务;组建环保产业集团,尽快形成产业规模;抓紧培育环保市场,把原来政府管理的环保服务事业推向市场。同时,要加强环境科学研究,组织开展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等急需的重点水处理技术攻关;加速污染防治和生态工程成套设备的国产化,改变我国环保产业落后的现状,以适应我国污染防治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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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井文涌.采取有力措施,推进中国水环境保护:水工业与可持续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3] 解振华.完成跨世纪的环保任务.科技日报,1999 09 28(1).
周春晖主编.过程控制工程手册[M].北京:化工出版社,1992.[1] 李永和主编.工业酸度计[M].北京:化工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