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坦

胡坦，曾用名胡本常，祖籍安徽省休宁县，1917年6月生于江苏省盱眙县。父亲胡敦彝，因经营小本生意失利，负债累累，长期失业，流浪不归。他和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全靠母亲郝氏操劳度日，始则代人家看守门户，继则利用河边荒地种瓜种菜，或帮人缝洗衣衫。微薄的收入养不活4个儿女，以致其大哥13岁被迫出走，二哥10岁当童工。6岁的胡坦过继给结婚后多年未育在旧县（今明光市女山湖镇）教书的六叔做养子。胡坦8岁那年在叔父的关照下，进夫子庙小学读书。由于战乱，小学内经常兵来匪往，教室驻兵拴马，无法正常上课，断断续续三年，二年级的课程也没上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淞沪抗战，时值胡坦在旧县小学读书，在进步老师的启蒙上，立志为中华民族事业奋斗。他和几位同学组成以“自觉、自学、尊师、爱校”为宗旨的学生会，并被推选为学生会的会长。他们积极宣传抗日，声援十九路军英勇抗战。1933年，16岁的胡坦走上社会，他与五六个青年学生在旧县汪氏宗祠组织“青年阅报社”，自筹书籍近千册，订阅《大公报》《申报》《新闻报》和《东方》杂志等报刊，供社会青年阅读。他们收听广播，出刊办墙报，向社会宣传全国学生要求全面抗战，支持前线抗战官兵，揭露伪满政府，抗议日伪策划华北自治阴谋。1934年春，胡坦在洪庙（今明光市明西办事处）小学教书。第二年，任戴巷（今明光市苏巷镇戴巷村）小学校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胡坦在旧县镇青年抗敌协会，出战报、写标语、演话剧，借以发动群众，组织妇女抗敌协会，扩大农民抗敌协会，同时还动员青年报名参军保家卫国。

1939年秋，胡坦与几位同学同时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经批准在旧县镇建立第一个党支部，胡坦任支部书记。后任第一任镇长、大队长。期间发动群众武装抗日，保卫家乡，保卫夏收，得到旧县镇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继任中共乌鲁区委委员、鲁山乡总支书记乡长和大队长。

胡坦上任后，积极贯彻区委工作方针，依靠群众，加强党的建设，扩大武装斗争，开展统战工作，巩固民主政权，打击反动势力，孤立日军。7月发动群众猎枪手，组成基干民兵，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日伪军的大“扫荡”。

1941年5月，胡坦调任涧溪镇总支书记、镇长和大队长。涧溪处在明光、盱眙两大日伪军据点之间，首当盱明公路要冲，又是旧县、津里、石坝3个日伪军据点的前沿，蚕食与反蚕食斗争极为尖锐。胡坦到任第三天，便率领基干民兵40多人，前往石坝方向侦察敌情。有一次夜里侦察被日伪军发现遭到包围，幸而被闻讯赶来的民兵从背后出击，形成夹攻，打得日伪军狼狈逃跑，这一仗他们缴获日旗一面和部分武器，俘虏3名伪军。是年，胡坦还组织武装保护夏收夏种。1942年7月，被增补为县委委员；同年10月又出任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并兼任县总大队长。该期间，正遇连年大旱，他动员群众参军；发动民兵保卫边区；建立县参议会，实行“三三制”政权，改造乡村政权，废除保甲制度。抓冬修兴水利，抓冬学，搞扫盲运动，抓冬防，保卫边区。

1942年，上海地下党组织一批大学生去淮南根据地，嘉山境内由胡坦负责安排伪军化装护送，并确保安全过境。津里是明盱水陆交通要道，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200多人，伪镇长极为反动。县总队决定打一打他们反动气焰。但敌军固守久攻不下，后来动用内线，一是促使伪军一个中队投降，另一是利用矛盾造成敌人内讧。当夜他们还枪决汉奸伪镇长。此外，他们向伪乡长、伪保长公布“持枪反正，立功赎罪，是正路；放下武器，远走他乡，是生路；建立关系，为我服务，是后路；持枪顽抗，继续作恶，是死路”的政策。这些政策被印成传单、写成标语，贴在墙上、撒在路上，有的还送到乡长保长家里。强大的政治攻势，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1943年春，淮南区党委为适应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遵照中共中央精兵简政，节衣缩食，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指示精神，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保证战争需要，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决定把淮南津浦路东原来的8个县委调整为盱嘉、来六、天高、东南4个县委，相应建立4个办事处和4个支队。胡坦调任中共盱嘉县委委员，县联络部长。不久，盱嘉县建立中共临城区委，胡坦兼任区委书记、区长、政委。临城区委建立后，在县委的领导下，胡坦等区委一班人积极采取“军事和政治结合、政治和经济结合、内线和外线结合、防御和进攻结合的方针”，斗争机动灵活，方法多种多样，完全掌握斗争主动权。

一是打入日伪军内部。派出5名同志安插在日军中队里，有的替日军做工，有的替日军烧火，有的替日军买菜。这些同志不仅很快摸清日伪军的兵力部署、枪支弹药等基本情况，还摸清日伪军的活动规律。

二是主动出击敌人。派便衣组长林家纯等驻扎城里，白天隐蔽夜晚活动。盱城东门驻有一班伪军，专门阻挠中共地下交通，便衣小组配合城郊武工队将他们全部活捉。

三是明确打击重点。特工王海泉是杀害我地下工作者的直接凶手。胡坦他们利用内线关系向他当面“告密”：“太君最近在收集你的材料，你要注意。”而凶手王海泉摸不清底细怕得要死，当晚跑到郊区躲避，被便衣队抓住处决。

四是坚持打中有拉。日伪军三塘乡乡长张右华带着老婆、武装住在城里，经常下乡收捐要粮，弄得鸡犬不宁。胡坦派基干民兵到城郊和城内活动，主动宣传党的政策，终使张右华带着老婆和全部武装幡然为归。

五是实行经济封锁。春节将临，临城区政府发出通告，命令各区乡队、便衣队、武工队、基干民兵，对于盱眙城内全面实行经济封锁，粮油食物一律不许进城。农民的粮油猪禽，必须集中到洪泽庙官办市场出售，城内居民的食物，实行五家联保，分组申请、审查发证，凭证购粮。那时军令如山，不到三天就全面封锁起来。群众高兴万分，日伪军更加孤立。

六是坚持五线作战。一线是钻进日伪军内部，掌握日伪军动态；二线是便衣小组扎根在城内监视敌人，打击坏人；三线是武工队加强城郊活动，坚持反蚕食斗争；四线是依靠基干民兵，有仗打仗，无事生产，既民又兵，劳武结合；五线是区里4个中队，由区大队统一掌握，平时抓紧练兵，随时准备打仗。在胡坦等的领导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内外结合，城乡结合，军民结合；大搞人民战争，紧紧围困着县城，使日伪军日夜龟缩在碉堡里。

1944年秋，淮南区党委为迎接反攻形势的到来，决定盱嘉分制，令胡坦和王守基一同返回嘉山（自来桥），以铁路工委、铁路便衣大队活动地区为基础，合并重新建立新的中共嘉山县委、县政府和县总队。胡坦为县委委员并再次出任县长兼县总队队长。嘉山县所处的位置非常复杂，存在着日军、伪军、土匪恶霸割据势力。胡坦面对复杂情况，十分重视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们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依靠群众，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分化利用伪军，打击反动力量，达到孤立日军、战胜日军的目的。有个伪保安队长经工作后保证做到“一不配合广（西）顽（军），二不支持土顽，三不下乡清剿”。许多被做过思想工作的人，都在暗里为边区政府和新四军服务。那时，每当罗炳辉师长、谭震林政委过路时，不仅两头有伪军站岗放哨，伪军还持枪向他们行军礼。经过工作被中共所用，曾护送中共部队过路，保护商旅。三界伪军大队长仗着有枪有小炮不可一世，几经工作，于1945年春，这个王大队长率部140多人和武器向新四军投诚，并被改编为嘉山独立大队。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仅要摘胜利果实，而且还与共产党一边谈判一边发动内战。胡坦为把仪征县城从国民党手中夺过来，紧紧依靠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1946年，胡坦的县大队被编为东南支队，就地进行战斗。他从鲁南苏北一路边打边走，一块失地一块失地收复，解放区一块一块地扩大。到1947年，胡坦任江淮第一专署副专员，江淮第一军分区专职支前副司令。他直抵六合江边，扫清残敌，调集船只，培训水手，为大军渡江做好充分准备。他指挥来自四面八方的10万支前大军，运粮运草。刚获得解放的盱嘉来六人民，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口号鼓舞下，群情激昂。他们不惜人力、物力乃至流血牺牲，奋勇投入轰轰烈烈的渡江战役中。那时路上是车轮滚滚，随处可见红旗飘扬。

1949年4月21日午夜，随着渡江信号弹的升起，万船齐发。胡坦他们从六合大河口支援解放军八兵团三十四军胜利渡过长江，江淮第一军分区支前司令部随军进驻镇江、南京，为渡江战役的全面胜利做出积极贡献。1949年7月，胡坦从镇江前线调任巢湖专员。巢湖专署是由原来的皖西四分区和江淮五分区合并的一个新的行政区，不仅战争留下严重的创伤，而且还时有盘踞在山区的国民党残余勾结土匪、恶霸进行破坏活动。胡坦带领大家全面发动，广泛宣传党的政策，清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切政策法令，开展剿匪反霸、稳定社会秩序、修复江堤、发展工农业生产等工作，为巢湖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打下良好的基础。

1951年底，芜湖专署管辖江南的芜湖、当涂、繁昌、南陵、宣城、泾县、郎溪、广德和江北的巢县、无为、庐江、含山、和县等13个县市。胡坦担任芜湖行署专员，主要任务是开展剿匪反霸、恢复经济、生产自救、修复江堤等工作，同时还开展“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9月，胡坦调省里工作，任省财政厅税务局局长。夏收时，又任粮食局局长。1954年8月任省粮食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厅长、党组书记。1957年11月任省委财贸部长兼粮食厅厅长、党组书记。1958年12月任交通部副部长兼交通厅厅长、党组书记。1960年3月任省财贸部部长。1964年1月任省人委财贸办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这期间他坚持实事求是，为粮食调运、保障供给和财贸事业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

1965年7月，由于池州和安庆分设，胡坦任池州地委书记。组织上找他谈话的第二天就经安庆到池州。两区分设的第5天，便开始办公。他在池州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区乡（公社）检查工作，对区社干部要求很严，对有问必答、对答如流的干部，当场表扬；对一问三不知或靠翻笔记本回答的干部，当面批评：“自己管辖下的人和事，记不住，答不上来，只能说明工作不深入、不认真。”工作飘浮的区社干部非常惧怕他“打破砂锅纹（问）到底”。他作风深入细致，工作认真具体，事无巨细。1965年冬，贵池东南湖围垦灭螺工程如火如荼，住在杏花村中学附近的民工工休时经常趴教室窗户，看学生上课，分散学生听课注意力。事情反映到他耳朵里，一天，他来到位于杏花村的指挥部办公室。一脸杀气地说“指挥长不在吗？”“我们政治处的吴主任（即本文作者）在。”办公室同志如实回答。“那好，小吴主任，三件事，一是同区社干部讲，国民党的部队都不到学校胡闹，共产党的民工更不允许去学校干扰教学秩序；二是公路边的水田拐处有口古井，据说是唐朝的黄公古井，很快就要被黄土埋住，你找几个民工将它挖深、淘尽，用青砖砌个井筒，找块大石板将它盖好。这是古迹要保护；三是在将要切开的山岗中有口干涸的山塘，塘中有口井，找几个民工下到井内，看井底可有什么物品，将它捞出来，存放在指挥部，以后请行家看看是不是古物。”后来，小吴主任将他的指示向指挥长和政委汇报后，一一落实，办好办到了位，再也没有民工进学校乱趴乱窜了；古井被挖深砌上井筒，盖好井口，使深四米多深的黄公广润井得以保护下来；山塘、井内捞出的壶、罐和瓦片，均送贵池县文化馆鉴定。

在池州他大抓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在易旱的丘陵地区鼓吹“两山搭一洼，中间打个坝，宜小则小，能大则大”，建造山塘，兴建小型水库，从而在全区掀起了大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大批革命干部被打倒、靠边，甚至坐牢、住牛棚。胡坦也未能幸免。他被关395天，下放347天。他自己说，我在池州7年，6年被打倒。就是在这一年的正常工作时间里，他给池州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拥有很高的威信。1972年5月，胡坦被调到阜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仅40天后，又被调任六安地委书记。1978年1月，胡坦出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财办主任，1981年10月当选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他在六安工作期间，因处理一件棘手的问题而失误，引起干部群众的反感，在其后的换届选举省政府班子时而落选了副省长一职。未久，被任命为省政府顾问。他在自己权力能及的范围内，批准保留池州原国营商业、供销、物资等部门的供销范围，使得贵池县城继续发挥某种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1991年9月，时年74岁的胡坦离职休养，继续发挥老同志的余热，积极参加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等社团和省老新闻协会顾问等社会公益工作。2000年12月29日病逝于合肥，享年84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