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族裔概论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我意识到美国族裔问题因其复杂性、变化性和典型代表性构成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研究领域，无论是资料的追踪收集、数据的分析处理，还是理论的阐述剖析，每一点进展都凝聚着全体研究者的 心力和汗水。并且，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只有坚持不懈才有可能取得较客观、较全面与较深入的认识，从这方面来说，本研究仅仅迈出了第一步--取得了非常初步的基础性成果。

　　施琳，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曾在美国 休斯敦大学作访问研究，并且是 南开大学 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主要从事 经济人类学、 民族经济学和世界族裔发展问题研究。已出版《论 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人类学》、《发展经济学与亚洲的“发展戏剧”》和 《当代中国著名民族学家百人小传》等专著4部，并在 《民族研究》、 《宁夏社会科学》、 《黑龙江民族丛刊》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等 核心期刊上发表 学术论文多篇。

　　第一章绪论

　　一、“世界的”美国与“美国的世界”

　　二、美国族裔问题研究：一个亟待加强拓展的领域

　　三、本项研究的田野基础与 框架结构

　　第二章美国族裔 理论综述

　　一、学术界关于美国族裔研究的几种理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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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学者们对各个族裔集团如 非洲裔美国人(多数情况下称“ 美国黑人”)、 华裔美国人和 犹太裔美国人的具体生存状况与存在的问题进行过描述与分析，并对美国复杂的种族关系、尖锐的种族冲突与形形色色的 种族歧视现象作过不少研究。

　　在 美国历史中，非洲裔美国人长期受到各种压迫和种族歧视，他们书写了一部向往自由平等的、不断抗争的史诗。我国学者对于美国历史上非裔发生的两次“ 大迁徙运动”进行过专门研究：第一次大迁徙是在 美国内战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非裔人口主要在南部各州之间迁移；第二次大迁徙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期间，非裔人口大规模从南部向北部各州迁移。关于导致第二次大迁徙的原因，学者们的分析较为全面深入，认为主要是 美国南部区域传统上对非裔的压迫和极不公正的待遇，形成一种“推力”，迫使他们另寻出路，另一方面，美国北部各州由于发展现代化工业，急需劳动力，客观上为非裔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好的工资待遇和较宽松的环境等，从而形成一种“拉力”，吸引他们移人。①

　　 20世纪60年代“ 民权运动”之后，非裔争取到了一些重要的基本权利，生存状况得到明显改观。姬红在《民权运动与美国南方黑人政治力量兴起》一文中指出，民权运动激发了南方黑人的 政治参与热情，“黑人利用手中的投票权，开始了从二等公民到参与政治的转变。”②正因为如此，40多年来美国南方 政治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黑人 投票率攀升而黑人民选官员数量增加。

其次，学者们对各个族裔集团如非洲裔美国人(多数情况下称“美国黑人”)、华裔美国人和犹太裔美国人的具体生存状况与存在的问题进行过描述与分析，并对美国复杂的种族关系、尖锐的种族冲突与形形色色的种族歧视现象作过不少研究。

在美国历史中，非洲裔美国人长期受到各种压迫和种族歧视，他们书写了一部向往自由平等的、不断抗争的史诗。我国学者对于美国历史上非裔发生的两次“大迁徙运动”进行过专门研究：第一次大迁徙是在美国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非裔人口主要在南部各州之间迁移；第二次大迁徙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期间，非裔人口大规模从南部向北部各州迁移。关于导致第二次大迁徙的原因，学者们的分析较为全面深入，认为主要是美国南部区域传统上对非裔的压迫和极不公正的待遇，形成一种“推力”，迫使他们另寻出路，另一方面，美国北部各州由于发展现代化工业，急需劳动力，客观上为非裔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好的工资待遇和较宽松的环境等，从而形成一种“拉力”，吸引他们移人。①

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非裔争取到了一些重要的基本权利，生存状况得到明显改观。姬红在《民权运动与美国南方黑人政治力量兴起》一文中指出，民权运动激发了南方黑人的政治参与热情，“黑人利用手中的投票权，开始了从二等公民到参与政治的转变。”②正因为如此，40多年来美国南方政治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黑人投票率攀升而黑人民选官员数量增加。

本书的写作构想最初萌生于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时候。1997年初至2001年春，我在美国工作、学习和生活，有机会在美国考察、访问了各地区、各族裔和各阶层人士，初步思考了美国复杂而处于持续变化过程中的族裔问题。

2002年，中央民族大学"十五"科研项目将本项研究列入，我开始着手细化写作提纲、全面整理在国外收集的资料。2003-2004年，课题组补充了新的力量--几位充满热情也有相当研究经历的青年学子，她们的加入使得课题研究进展速度进一步加快。2004年，课题组的工作又获肯定，国家民委将本研究列为当年度重点科研项目。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我意识到美国族裔问题因其复杂性、变化性和典型代表性构成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研究领域，无论是资料的追踪收集、数据的分析处理，还是理论的阐述剖析，每一点进展都凝聚着全体研究者的心力和汗水。并且，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只有坚持不懈才有可能取得较客观、较全面与较深入的认识，从这方面来说，本研究仅仅迈出了第一步--取得了非常初步的基础性成果。

我非常喜爱和感谢课题组全体成员，她们是充满朝气、充满干劲的青年学子，是开始攀登学术高峰的勇者，并坚信她们的前途是光明而美好的!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5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世纪90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1981-1993年，共九册)。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毕竟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较短，几十年来又多次受政治运动的干扰，所以与我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年轻、比较薄弱的学科。因此，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