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书名: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ISBN:720203248

作者:王光明著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定价:36

页数:727

出版日期:2003-9-1

版次:

开本:32开

包装:

简介:《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以1898至1998的百年中国诗歌变革行程为研究范畴，有机整合了中国内地、台湾、香港的诗歌现象，提出和实践了研究现当代文学现象新的思路与方法，开拓了20世纪汉语诗歌的研究空间。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光明认为，百年来中国诗歌是一种在诸多矛盾与问题中生长，在变化、流动中凝聚质素和寻找秩序的文类。它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如何以新的语言形式凝聚矛盾分裂的现代经验，如何在变动的时代和复杂的现代语境中坚持诗的美学要求，如何面对不稳定的现代汉语，完成现代中国经验的诗歌“转译”，建设自己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如今的现代汉语诗歌，已经从古典诗歌中独立出来，不再是新不新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的问题；不再是“横的移植”或“纵的继承”的问题，而是能否从诗的本体要求和现代汉语特点出发，在已有实践基础上，于分化、无序中找到规律，建构稳定而充满活力的象征体系和诗歌文类秩序，体现对中国伟大诗歌传统的伸延和拓展的问题。

目录:

序一：坚守这一角沉着冷静的寂寞

序二：以问题穿越历史以冷峻审视过程

导言从问题出发

一、“现代汉语诗歌”

二、百年中国“新”诗梦

三、面向探索的过程

第一章不可扼制的潮流

一、古典形式??诺奈锘?

二、“新筑诗中大舞台”

三、旧瓶新酒入“人境”

四、从此诗界言“革命”

第二章从“白话诗”到“新诗”

一、文学革命的新潮

二、以语言革命为目标

三、“白话诗”的资源

四、“新诗”的情感与形式

五、“文法”与“诗法”

第三章自由诗的基本理念

一、作为现代诗体的自由诗

二、自由诗与中国“新诗”

三、自由诗的浪漫化

四、自由诗的反思议题

王光明处世做人的特点是执著坚定，做学问就更是如此。从80年代他来到北大开始，我就发现了他这一特点。他做学问让人放心。他从不急功近利，更不会偷懒取巧，认定了一点，他就一心一意地向前做去。遇到问题他会主动找你讨论，他若不找你，就说明他正在那里心无旁骛地做着，你尽可等着他来交卷好了。那时他在做散文诗这个研究。散文诗在文学各品种中是很不起眼的，是一个受冷落的课题。当年改革开放，许多人都奔着新潮的或是时兴的题目去了，但王光明不管它，他认定了散文诗这一点，一下子扎了进去，结果做出了成绩，出了几本书。后来我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一些工作，临到写“散文诗”这个条目的作者时，想来想去，还是选了当时远在福建、而且似乎还不怎么出名的王光明来做。
王光明的学术专业是文学理论批评和中国当代文学，举凡女性文学、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诸领域也多有涉及。这些年，他的学术视野和学术领域较前有了大的拓展，但最专注、考虑得最多的还是中国新诗的研究。在中国新诗的研究方面，无论是史，是论，还是诗人个案研究，数十年来，真是文案如山，华章似海，令人如行山阴道上， 目不暇接。其中不乏前辈学者及当今名家的精心著述。选择这个题目，无疑要承担诸多风险。要么跟在前人背后，拾人牙慧；要么不求有新的发展，陈陈相因，用老办法来写老文章。而这种庸常状态的“学问”又有什么意义?而要有所创立，则无异乎要有超强的毅力作后来居上的冲刺。这对于一般学人，均是令人望而却步的选择。
从当前已有的此类论著来看，一般性的著述仍然居多，而能够彰显个性的立论还是少数。所谓一般性的著述，就新诗史而言，最常见的写法是把迄今为止新诗发展的已有资料进行各式的组装，或者按照流派或“主义”表面化地划分若干思潮，再把各类诗人分类归入。另一种就是把新诗的发展时间，作一些阶段性的切割，再把这个时段的诗人有关的生平作品嵌入其中，等等。这些工作，间或也有精彩的言说，但大抵也多是属于重复劳作一类。我研究新诗的年头也算是不短了，每当想到这些难点，总还是有些犯怵而不敢轻易为之的。现在回过头来再说王光明，他在80年代从散文诗这个小小的门类打了一个“硬”仗之后，经过一段认真的思考和准备，终于“挥师”指向了一个崭新的“阵地”。
这次他盯住的是中国新诗。也像往常一样，一旦他顽强地盯住一点，他就会像铆钉一样地咬住而绝不放松。王光明如今这番举动，是死盯住新诗的“新”字做文章。他翻出了新诗的“老谱”，从近代“诗界革命”的“新派诗”、 “新意境”、“新语句”开始，对其中的“新”意进行寻根刨底的考问。再到胡适的白话诗试验，直至1919年《谈新诗》一文的发表，他都有细致的观察和思考。
自从新诗革命宣告成功，其间经历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自此以后，人们开始把中国新文学革命的诗歌这一文类的试验定名为“新诗”。王光明的工作便是从这个“定名”开始的。他怀疑这种命名的真理性，这是非常大胆的举动。他把隐藏在这一词语背后的东西找出来，剖析它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它的工作是从找它的“问题”开始的。他质疑“新诗”这一理念，他认为胡适的定名“有点进化论的味道”，他主张用“现代汉语诗歌”(简称“现代汉诗”)来代替它。
一旦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就锲而不舍地往深里钻，以他长期积存的历史、哲学、美学知识，调动他所掌握的全部资料，从他人的推理和结论中，也从自己的思考和实践中，深入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探求合理的解释。这时的工作好比是一台千米的钻探机，一往无前地往地心里钻，不触及那核心就不停钻。这是做学问的一番境界，许多学问家正是在这样艰难探险的路上炼成正果的。
近年学界浮躁之风甚炽，报端对此多有披露。有些人、有些事发生了，都远在情理之外。这话说的人多了，这里不说也罢。探究这风气的发生，归咎于时代或归咎于体制，固有其理。但同处一个时代或同属一个体制，有的人如此这般，有的人并不。所以，说到底还是个人的原因。中国“文革”动乱结束之后，学术界面对的是一个相对自由、相对尊重个人意愿的时期。思想解放，张扬个性，是这个时代的新气象。但是，长年笼罩在知识分子头顶的思想统治的枷锁一旦拆除，迎面而来的却是失去规范的物欲滚滚的洪流。这种风气影响了一向清静平淡的学术界。人们对做学问失去了耐心。急着出书，急着成名，急着当教授，要是套用一句老话，那就是，以中国之大，真的是“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书摘
如果说黄遵宪是晚清诗歌革新运动中最重要的诗人，那么，这一运动中影响最大的诗歌理论就是梁启超①的“诗界革命”纲领和《饮冰室诗话》。梁启超是晚清思想文化运动中光芒万丈的风云人物，主要是一个社会政治家、思想文化启蒙家，对诗歌是比较隔膜的，不过是为了社会变革的需要和感受到诗歌变革的社会意义后，才开始涉猎并参与的②。然而，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口号，可以说是晚清文学变革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之一，他所提出的诗歌革命纲领和目标，也是20世纪中国诗歌成就与局限的源头。
“诗界革命”口号，最早见于梁启超的1899年12月27日日记(农历已亥11月25日)，发表于1900年2月10日《清议报》①。而《清议报》是戊戌(1898)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时在横滨创办的，11月创刊，梁启超自任主笔。从第一册起就辟有“诗文随想录”栏目，发表了谭嗣同、杨深秀等变法烈士的遗诗，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唐才常等维新志士的作品，此后又发表了南方诗人邱炜萱、丘逢甲、潘飞声、林鹤年、萧伯瑶、王思翔等人的作品。梁启超的这篇日记发表时题为《汗漫录》 (后又改名为《夏威夷游记》)，其中写道：
予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予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 自觉过于尖刻) 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
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又《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作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已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
吾论诗宗旨大略如此。然以上所举诸家， 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上所举者， 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征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①
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主张，既由于千余年来古典诗歌陈陈相袭，也受到黄遵宪和维新派诗歌运动的启迪，但在这个纲领性的主张中，最重要的方面，还是梁启超“欲造新国”扭转乾坤的“诗界革命”抱负，以及新意境、新语句、旧风格“三者具备”的诗歌理想。
关于“诗界革命”中“革命”的含义及意义，陈建华的新著《“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一书曾作深入的探讨。该书认为，这一口号及其互动的诗歌变革运动，与民族主义兴起及叙事模式的形成相关，他说：“在传统的汤武革命话语的思想背景里，在当时革命派重构革命历史的具体情景中，‘诗界革命’的提出和展开，带有强烈的异质性和挑战性。这个‘新名词’也得之于日本人的翻译。梁氏于戊戌变法流产之后流亡日本，不久便发现，‘明治维新’与‘明治革命’是同义语。他说：‘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交无不指为革命时代，语及尊王讨幕废藩置县诸举动无小指为革命事业。语及藤田东湖、吉田松阴、西乡南洲诸先辈，无不指为革命人物。’他也发现日人将英语revolution译成‘革命’，其意义不限于政治方面，也指‘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的‘淘汰’或‘变革’。‘诗界革命’一语多半出于梁氏自创，从日人使用‘思想革命’、‘宗教革命’等语化出。将‘革命’与‘诗界’相搭配，已包含新的语法结构，在中国传统‘革命’的语境之外另辟新大陆，和改朝换代、暴力以及天命等观念无关。这个‘革命’指一般意义的变革，毋宁说却含有进化论色彩的历史命令。如果说在本世纪里革命意识形态几乎主宰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梁启超首先引进的这个‘革命’观念构成了现代动力。”①
可以进一步探讨的是，梁启超把“革命”引入“诗界”，并不仅仅是让一个社会政治概念作跨越边界的旅行，而是基于一个前提性的判断：社会历史的变革必然引起包括诗歌在内的革命性变化。他不久之后在《饮冰室诗话》中对“诗界革命”作进一步论述时说：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①在梁启超看来，“诗界革命”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一过渡时代决定的，黄遵宪等人的诗歌革新虽然是“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征”，尚不能“举革命之实”。这种论断具有某种程度的真理性，因为诗歌确实与社会历史存在着非常密切和复杂的联系。黄遵宪等人的作品也的确表现出过渡性诗歌的矛盾和问题。但问题在于，诗歌与社会历史相关叉与自己的历史传统相关，它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对外部的社会历史过程作出反应又不为其所左右，这就使它既难以采用社会政治的革命方案，又无法简单服务于社会革命的目标。而梁启超不仅是从社会历史决定论的立场提出“诗界革命”的，而且革命的方案、目标也是社会性的，他的“新意境”，并不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讨论的诗歌美学意境，而是“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
就个人思想发展而言，“诗界革命”的理论体现了梁启超对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民主思想的认同，而从晚清诗歌革新的历史过程来看，则体现了从以现实世界的物质性偏正形式的物质性，到试图以新思想、新理念改造传统诗歌的努力。实际上，梁启超论诗，不像黄遵宪那样重视的现实经验和个人感受，关注诗歌的语言和形式。虽然黄遵宪与梁启超都提倡“新”，但黄遵宪的“新”，是相对于古典诗歌形式主义的不及物性，因而主张“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至于具体的时代精神，并不作为评价诗歌的标准；而梁启超则反复强调“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但他的论述重点并不在被称之为“风格”的语言形式，而在标志欧洲现代文明的“新意境”。这一点在《饮冰室诗话》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仅以论及黄遵宪方面为例：他表扬《今别离》，是由于这首诗写到了轮船、火车、电报等现代工业化的事物；他盛赞《以莲菊桃杂供一瓶
作歌》，是由于“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①。他几乎放弃了中国古代诗论家对意境、形构和技艺的具体关注，不仅重视的全是社会内容或民族意识，而且谈论方式也是武断的、情感化的②。可以说，梁启超的诗歌主张，是有极强的社会功利色彩的，如同他1902年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③一样，所看重的并不是诗歌、小说本身的价值，而是它们“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其根本目的无非是通过“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的输入来改造文学，进而改造中国社会，以至于在高度专注于“精神思想”时，不仅忽略了诗歌回应新思想的艺术规律，也无暇顾及“新意境”与“旧风格”间的龃龉。……

序一
王光明处世做人的特点是执著坚定，做学问就更是如此。从80年代他来到北大开始，我就发现了他这一特点。他做学问让人放心。他从不急功近利，更不会偷懒取巧，认定了一点，他就一心一意地向前做去。遇到问题他会主动找你讨论，他若不找你，就说明他正在那里心无旁骛地做着，你尽可等着他来交卷好了。那时他在做散文诗这个研究。散文诗在文学各品种中是很不起眼的，是一个受冷落的课题。当年改革开放，许多人都奔着新潮的或是时兴的题目去了，但王光明不管它，他认定了散文诗这一点，一下子扎了进去，结果做出了成绩，出了几本书。后来我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一些工作，临到写“散文诗”这个条目的作者时，想来想去，还是选了当时远在福建、而且似乎还不怎么出名的王光明来做。
王光明的学术专业是文学理论批评和中国当代文学，举凡女性文学、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诸领域也多有涉及。这些年，他的学术视野和学术领域较前有了大的拓展，但最专注、考虑得最多的还是中国新诗的研究。在中国新诗的研究方面，无论是史，是论，还是诗人个案研究，数十年来，真是文案如山，华章似海，令人如行山阴道上， 目不暇接。其中不乏前辈学者及当今名家的精心著述。选择这个题目，无疑要承担诸多风险。要么跟在前人背后，拾人牙慧；要么不求有新的发展，陈陈相因，用老办法来写老文章。而这种庸常状态的“学问”又有什么意义?而要有所创立，则无异乎要有超强的毅力作后来居上的冲刺。这对于一般学人，均是令人望而却步的选择。
从当前已有的此类论著来看，一般性的著述仍然居多，而能够彰显个性的立论还是少数。所谓一般性的著述，就新诗史而言，最常见的写法是把迄今为止新诗发展的已有资料进行各式的组装，或者按照流派或“主义”表面化地划分若干思潮，再把各类诗人分类归入。另一种就是把新诗的发展时间，作一些阶段性的切割，再把这个时段的诗人有关的生平作品嵌入其中，等等。这些工作，间或也有精彩的言说，但大抵也多是属于重复劳作一类。我研究新诗的年头也算是不短了，每当想到这些难点，总还是有些犯怵而不敢轻易为之的。现在回过头来再说王光明，他在80年代从散文诗这个小小的门类打了一个“硬”仗之后，经过一段认真的思考和准备，终于“挥师”指向了一个崭新的“阵地”。
这次他盯住的是中国新诗。也像往常一样，一旦他顽强地盯住一点，他就会像铆钉一样地咬住而绝不放松。王光明如今这番举动，是死盯住新诗的“新”字做文章。他翻出了新诗的“老谱”，从近代“诗界革命”的“新派诗”、 “新意境”、“新语句”开始，对其中的“新”意进行寻根刨底的考问。再到胡适的白话诗试验，直至1919年《谈新诗》一文的发表，他都有细致的观察和思考。
自从新诗革命宣告成功，其间经历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自此以后，人们开始把中国新文学革命的诗歌这一文类的试验定名为“新诗”。王光明的工作便是从这个“定名”开始的。他怀疑这种命名的真理性，这是非常大胆的举动。他把隐藏在这一词语背后的东西找出来，剖析它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它的工作是从找它的“问题”开始的。他质疑“新诗”这一理念，他认为胡适的定名“有点进化论的味道”，他主张用“现代汉语诗歌”(简称“现代汉诗”)来代替它。
一旦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就锲而不舍地往深里钻，以他长期积存的历史、哲学、美学知识，调动他所掌握的全部资料，从他人的推理和结论中，也从自己的思考和实践中，深入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探求合理的解释。这时的工作好比是一台千米的钻探机，一往无前地往地心里钻，不触及那核心就不停钻。这是做学问的一番境界，许多学问家正是在这样艰难探险的路上炼成正果的。
近年学界浮躁之风甚炽，报端对此多有披露。有些人、有些事发生了，都远在情理之外。这话说的人多了，这里不说也罢。探究这风气的发生，归咎于时代或归咎于体制，固有其理。但同处一个时代或同属一个体制，有的人如此这般，有的人并不。所以，说到底还是个人的原因。中国“文革”动乱结束之后，学术界面对的是一个相对自由、相对尊重个人意愿的时期。思想解放，张扬个性，是这个时代的新气象。但是，长年笼罩在知识分子头顶的思想统治的枷锁一旦拆除，迎面而来的却是失去规范的物欲滚滚的洪流。这种风气影响了一向清静平淡的学术界。人们对做学问失去了耐心。急着出书，急着成名，急着当教授，要是套用一句老话，那就是，以中国之大，真的是“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

序一：坚守这一角沉着冷静的寂寞
序二：以问题穿越历史 以冷峻审视过程
导言 从问题出发
一、“现代汉语诗歌”
二、百年中国“新”诗梦
三、面向探索的过程
第一章 不可扼制的潮流
一、古典形式符号的物化
二、“新筑诗中大舞台”
三、旧瓶新酒入“人境”
四、从此诗界言“革命”
第二章 从“白话诗”到“新诗”
一、文学革命的新潮
二、以语言革命为目标
三、“白话诗”的资源
四、“新诗”的情感与形式
五、“文法”与“诗法”
第三章 自由诗的基本理念
一、作为现代诗体的自由诗
二、自由诗与中国“新诗”
三、自由诗的浪漫化
四、自由诗的反思议题
本章附录：边缘求索者的反思
——林以亮的诗歌批评
第四章 散文诗的历程
第五章 形式秩序的寻示
第六章 现代“诗质”的探寻
第七章 矛盾列裂的诗歌
第八章 形式探索的延续
第九章 “现代诗”的再出发
第十章 从“望乡”到“望城”
第十一章 诗歌话语空间的重建
第十二章 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
第十三章 未完成的探索
附录一：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
附录二：20世纪中国诗歌的反思
——“现代汉诗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附录三：现代汉诗大事记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