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文学运动

愚曩《评新文化运动》，今胡君适之明其一偏，矜其独得，别标新文学运动之号，周游讲说。论域既狭，用力尤至。《晨报副刊》将彼武昌公开演讲之词，尽揭于篇（十月十日号）。审天下悦胡君之言而响之者众也，愚以职责所在，志虑攸关，不敢苟同以阿于世。敬抒所见，惟明者考览焉。

胡君首言新文学运动，其名早立，其义未始一讲，久矣此事成为过去，风行草偃。天下皆默认焉。今兹旧事重提，盖有思想顽固之人，出而反抗，吾不得已而为之云云。嘻！奇已。若而运动，行之已七八年，举国趋之若狂，大抵视为天经地义，无可畔越；乃主之者竟无说以处此，即有亦卷而怀之，未尝明白示人。事关百年至计，盲从而蠢动，不求甚解，一至于是，宁非至怪。愚尝澄心求之，以谓人本兽也。人性即兽性，其苦拘囚而乐放纵，避艰贞而就平易，乃出于天赋之自然，不待教而知，不待劝而能者也。使充其性而无法以节之，则人欲不得其养，争端不知所届，祸乱并至，而人道且熄。古之圣人知其然也，乃创为礼与文之二事以约之。一之于言动视听，使不放其邪心，著之于名物象数，使不穷于外物；复游之以诗书六艺，使舒其筋力而瀹其心灵。初行似局，浸润而安，久之百行醇而至乐出，彬彬君子，实为天下之司命，默持而善导之，天下从风，炳焉如一。夫是之谓礼教，夫是之谓文化。斯道也，四千年来，吾国君相师儒，续续用力以恢弘之。其间至焉而违，违焉而复至，所经困折，不止一端。盖人心放之易而正之难，文事弛之易而修之难，质性如是，固无可如何者也。今乃反其道而行之，距今以前，所有良法美意，孕育于礼与文者，不论粗精表里，一切摧毁不顾，而惟以人之一时思想所得之，口耳所得传，淫情滥绪，弹词小说所得描写，袒褐裸裎，使自致于世，号曰至美，是相率而返于上古獉獉狉狉之境。所谓苦拘囚而乐放纵，避艰贞而就平易，出于天赋之自然，不待教而知，不待劝而能者也。胡君倡为新文学，被荷如彼其远，而乃不言而人喻，能收大辩若嘿之效者以此。虽然，今既不以吾人为不肖而教之矣，请得一按所言，如其值而归之。

胡君曰：“旧文学者，死文学也，不能代表活社会，活国家，活团体。”此最足以耸庸众之听，而无当于理者也。凡死文学，必其迹象与今群渺不相习，仅少教人资为考古而探索之，废兴存亡，不系于世用者也。今之欧人，于希腊拉丁之学为然，而吾也岂其俦乎?且弗言异国古文也，以英人而治赵瑟（Chaucer十四世纪之诗人）即号难读，自非大学英文科生，解之者寥寥，否则二千年外之经典，可得琅然诵于数岁儿童之口。韩昌黎差比麦考黎（英十九世纪之文家），而元、白之歌行，且易于裴Byron（裴伦）谢Shelley（谢烈与裴同为十九世纪诗人）之短句，莎米更非其伦。死之云者，能得如是之一境乎。且文言贯乎数千百年，意无二致，人无不晓；俚言则时与地限之，二者有所移易，诵习往往难通。黄鲁直之词，及元人之碑碣，其著例也。如曰死也，又在彼而不在此矣。^[1]【注】：以上为原文部分内容。

此文出自于《章士钊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章士钊（1881—1973）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报人、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和律师。综观章氏一生，有许多戏剧性特点：首先是多变。早年持激进主义，曾主笔《苏报》，激烈鼓吹反满革命；留学英国期间，开始醉心于英国宪政理论；武昌起义后毅然回国，主持《民立报》笔政，鼓吹政党政治和毁党造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转向调和主义，创办《甲寅月刊》、《甲寅日刊》，鼓吹为政有容和调和立国；欧战结束又回归文化保守主义，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主张以农立国。其次是自诩不党，追求独立。但不党是真，独立却未做到。章氏一生，不仅未曾独立，相反却先后追随过岑春煊，依附过段祺瑞和杜月笙。前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章氏本人的个性特点，后者则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一个规律性特点：知识分子在经济地位独立之前，不可能完全获得政治上的独立。编者简介郭双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社会史，著有《中华赌博史》、《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