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名称】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简称】清华简

【年代】约公元前305年，战国中晚期

【书体】楚系文字，篆书

【材质】竹质墨迹

【规格】长度10厘米至46厘米

宽度及厚度未详

【数量】有字简2500支（含残片）

【收藏】清华大学

《清华简》一

与已发现的战国竹简书籍以儒、道著作占多数（如郭店简和上博简）不同，清华简中的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如 按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内容多为经、史一类的典籍。清华简的内容在60篇以上。内容多为战国书籍。有多篇《尚书》及体裁与《尚书》相类的文献。同时还有编年体的史书，记述周初直到战国早期的史事。整理者认为这些内容与“孔壁、汲冢的发现有近似之处”。其中《尹诰》、《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武王之志（金縢）》（下简称《金縢》）出自《尚书》，有传世本；《保训》、《耆夜》的体裁与《尚书》相似，会是佚失2000多年的《尚书》篇目；《程寤》、《皇门》、《祭公之顾命》（下简称《祭公》）为《逸周书》中的篇目；《楚居》较为特殊，详细记载了楚国起源、楚王世系及历代楚王定都地点。^[1]

李学勤认为：“这批竹简的年代大概产于公元前三至四世纪，也就是战国中期，这是没有疑问的。另外，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先生推断，竹简的出土地点在古时楚地核心区域，大概是湖北湖南一带，推断的依据是这些竹简上古文字的书写结构和随竹简捐赠书箱残部，纹饰带有楚国艺术风格这两个证据都指向楚地。但要具体推断到楚地哪里或者哪座古墓，现在还不得而知，等以后长时间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2]后经北京大学加速器质普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这批简中的无字残片标本进行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矫正后，得到的数据为公元前305±30年，即战国中晚期。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对竹简残片的含水率做了测定，结果是400%。竹简需在水中浸泡上千年才可达到这样的含水率。

清华简总数为2388枚（包括残片）。形制多种多样，简的长度最长的有46厘米（相当于战国时的2尺），最短的约10厘米。较长的简都是三道编绳，借以固定编绳的切口及一些编绳遗迹可见。后在竹简残片又发现有字简100余支。整简1700至1800支。

中国林业科学院对清华简无字残片和漆绘木笥残部做了树种鉴定，竹简残片鉴定结果为钢竹， 木笥残部鉴定结果为枫杨。

文字大多书写精整。简上面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少数简上有红色的格线，即“朱丝栏”。竹简其一部分简有自己的篇题，写在简的反面；一部分简上面还有编次号数，有的在正面，有的在反面，这在战国简中尚属发现，它对于编排工作带来便利。另经检查，竹简在出土到流散过程中虽已散乱，但少部分简仍然成“卷”。

清华简是通过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的捐赠，自香港抢救回归的。2006年冬，楚简的少数样本在香港已出现。但迟至2008年，清华大学在北京才确知消息。为了解竹简情况，清华大学请香港大学中文系张光裕予以鉴定，随后赴港直接观察，初步认定是真非伪。2008年7月15日，这批楚简入藏清华大学。2008年10月14日，清华邀请了李伯谦、裘锡圭等11位专家，对这批竹简进行观察鉴定，“一致认为，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这是鉴定专家们在《鉴定意见》中作的论断。

《尹至》竹简共5支，简长45厘米，三道编。满简书写29至32字。原无篇题，整理者根据篇首“惟尹自夏徂亳，逯至在汤”句试拟。简背有次序编号。文字保存较好。

简文记述伊尹自夏至商，向汤陈说夏君虐政，民众疾苦的状况，以及天现异象时民众的意愿趋向。汤和伊尹盟誓，征伐不服，终于灭夏。可与多种传世文献，如《书·汤誓》、古本《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等参看。简文叙事及一些语句与《吕氏春秋》的《慎大》篇相似。《尹至》同《尹诰》篇形制、尺寸、字体相同，经整理者观察简背痕迹，并参照《慎大》的叙事次第后，将简文析为两篇。简文内容是伊尹见汤时的对话，体裁属于今传本《尚书》中的《商书》。篇内伊尹称“尹”，也或称“执”。按清代梁玉绳《古今人表考》云，伊尹系“伊氏，尹字，名挚”，名“挚”见《孙子·用间》、《墨子·尚贤中》及《楚辞·离骚》、《天问》等，这里的“执”是“执”字繁写，就是“挚”。

关于夏后（桀）的罪恶，伊尹特别举出“龙（宠）二玉”。按古本《竹书纪年》载：“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或作爱）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上博简《容成氏》也说桀“不量其力之不足，起师以伐岷山氏，取其两女琬、琰”。所谓“宠二玉”即指宠爱琬、琰而言。

《尹诰》竹简共5支，简长45厘米，三道编。满简书写31至34字。原无篇题，整理者据《礼记》与郭店简、上博简《缁衣》所引确定。简背有次序编号。

《尹诰》为《尚书》中的一篇，或称《咸有一德》。据《书·尧典》孔颖达《正义》所述，西汉时曲阜孔壁发现的古文《尚书》即有此篇，称《咸有一德》，《史记·殷本纪》和传世孔传本《尚书》及《尚书序》，也都称《咸有一德》。简文与孔传本《咸有一德》全然不同，东晋梅赜所献的孔传本确如宋以来学者所考，系伪作。

《程寤》共九支竹简，三道编，简长45厘米。无篇题，整理者根据《艺文聚类》、《太平御览》等文献所引用的《逸周书·程寤》篇的若干文句而拟定。整理者通过对照，认为清华简的简文是久佚的《程寤》篇。篇中叙及周文王之妻太姒梦见商庭生棘，太子发（及后来的周武王）取周庭之梓树之于其间，以象征周即将代商。这一事件与可能与周人艳称的“文王受命”有关。简文的重新发现，得以了解整个事件的发生事件与来龙去脉。篇中周文王“商戚在周，周戚在商”的言论，也有助于了解商朝后期商、周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保训》共简11支，简长28．5厘米，两道编。原无篇题及次序编号。第2简上半残失。简文顶头书写，简尾大都留一字距的空白。每支简22至24字。

《保训》的内容是记周文王五十年，周文王对儿子武王讲了两件上古的历史传说，用以要求太子遵行一个思想观念——“中”。第一件史事是关于舜的，讲的是舜怎样求取中道。由于舜出身民间，能够自我省察，不与百姓的愿求违背，他在朝廷内外施政，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面考虑，将事情做好。第二件史事是关于上甲微的。上甲微是商汤的六世祖，文王讲的是上甲微为其父王亥复仇的故事：商人王亥曾率牛车到有易贸易，有易之君绵臣设下阴谋，将王亥杀害，夺取了牛车。后来王亥之子上甲微与河伯联合，战胜有易，诛杀了绵臣。微由此把“中”传贻子孙，于是汤得天下。李学勤认为，《保训》是周文王的遗言，“篇文没有记出月份，只有日子的干支：‘戊子，自靧（即頮或沬字，洗脸）。己丑，昧爽……’。这是文王发布遗言的准备仪式，和《尚书·顾命》所记周成王死前的仪式相似，只是简单一些。”

《耆夜》共14支简，简长45厘米，每简字数27至31字，背面有次序编号。第14支简背有篇题“耆夜”（耆，原字从旨从邑）。简文讲述武王八年伐黎大胜之后，在文王太室举行“饮至”典礼，武王君臣饮酒作歌的情事。“耆夜”就是伐黎后舍爵饮酒之意，正是简文内容的概括。其中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饮至”是上古诸侯朝会盟伐完毕，祭告宗庙并饮酒庆祝的典礼。《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3]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武王之志（金縢）》共有14支简，三道编，完简45厘米。简背有次序编号，书于竹节出。第14支简背有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武王之志”。全篇简文与《尚书》的《金縢》大致相合，整理者认为，“当系《金縢》篇的战国写本”，并且“简文不用‘金縢’作为篇题，疑抄写者没有见过《书序》”。简文与传世本《金縢》有一些不同比较。例如记载周武王在“既克殷三年”后生病，与传世本作“二年”不同；简文中没有传世本中涉及占卜的文句；周公居东三年而非传世本的二年，等等。此篇是记载了周武王灭商后不久即卧病不起，武王之弟周公为武王祈祷，愿代之生病，表示对武王的忠诚。

《皇门》共13支简，简长约44.4厘米，三道编，满简39至42字。简背有次序编号。原无篇题，因内容与传世本《逸周书·皇门》较相符，故定名为《皇门》。简文记载周公训诫群臣望族要以史为鉴，献言荐贤，助王治国。同时抨击了一些人阳奉阴违、背公向私的行为。整理者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周初政治文献”。简本为战国写本，但所用词语多为周初惯用语，“知其所本当为西周文献”。同时认为简本相对于传世本《皇门》而言，“文通字顺，显然优于今本，可用以澄清今本的许多错误”。

《祭公之顾命》共21支简，简长44.4厘米，三道编。每简文字23至32字。无次序编号。原有篇题，记于第21简，为《祭公之顾命》。简文记载祭公谋父患病不瘳，临终前告诫前来探视的穆王，如何总结夏、商败亡的教训和文王、武王成功的历史经验，保守周王朝基业。对于执政的三公，则力嘱他们要更好地辅保穆王。简文中发现祭公同时的三公毕囗（字从鸟从亘）、井利、毛班的名号，而后两人也见于西周金文。

《楚居》共16支简。简长约47.5厘米。完简上书写37至48字。无缺简。书写工整，是典型的楚文字。整理者认为简文与《世本》之《居篇》相类，故定名为《楚居》。简文主要讲述楚公、楚王之居处与迁徙。除许多以“郢”为名的十四个以上的王居外，简文所叙史事传说，首见楚人自记何以被称为“楚人”、郢何以为“郢”的记载。

上述九篇楚简是按2010年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所载的内容，清华大学研究者计划“鉴于整理工作工作需要较长时间，竹简各篇拟依工作成熟的次第分辑出版”。

李学勤说：“从7月15日竹简到校时起，清华就组建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对这批文物进行清理保护。”清华大学专门成立了以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为首的研究团队，组织十余位专家、教授、博士生、博士后进行释读、整理。从一个月一换水的抢救性保护，到恒温、恒湿、无菌处理；从在不脱水情况下进行彩色摄影，到对残章断简进行分门别类、编连解释等工作。最终，整理出60余篇文献。

李学勤称：“我们计划每年出版一辑，总共十五辑。不过，每一辑内容没有总策划，得由实际的整理情况来决定。”第二阶段整理工作已经启动。出于保护目的，竹简不会大规模对外展示。为准确地表现竹简的原貌状况，在竹简不脱水的情况下进行拍照。2009年1月12日，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摄影专家拍摄完毕。

2009年3月至5月，对全部有字简进行通读。研究人员在通读时，借助投影仪将竹简的数码照片放大，一枚枚地依次试读。

2010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下简称“清华简壹”）出版。计划出版十五辑整理报告。

“清华简壹”共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九篇文献，以及《字形表》和《竹简信息表》。参加“清华简（壹）”编纂工作的有李均明、李守奎、李学勤、刘国忠、沈建华、赵桂芳、赵平安，以及陈颖飞、贾连翔、马楠、孙飞燕。廖名春和彭林参与过部分讨论。各篇考释工作的负责人分别为：《尹至》，李学勤；《尹诰》，李学勤；《程寤》刘国忠；《保训》，李守奎；《耆夜》，赵平安；《金縢》，刘国忠；《皇门》，李均明；《祭公》，沈建华；《楚居》，李守奎。《字形表》由沈建华负责。全部文稿经集体与个别讨论并反复修改后，由李学勤定稿。图版的摄影为李亮、郑林庆和刘祺。全书按照整理报告规范要求编辑印刷，刊印有竹简正反面原色、原尺寸的照片以及放大两倍的文字照片，以及释文、注释和文字等。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带领的研究团队完成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的编写工作。2011年1月5日，首批成果正式对外发布。该成果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五大贡献。^[4]

“清华简壹”所收九篇中，《尹至》等前八篇都属于《尚书》或类似《尚书》的文献。

《尚书》是研究先秦历史最重要的典籍，是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传说孔子选编的《尚书》有百篇之多，但经秦代焚书，大多失传。汉初济南伏生只传28篇，称《今文尚书》。汉景帝末（或说武帝时），曲阜孔壁发现《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多了16篇，后又佚失。又有杜林在西州得到的“漆书”本，也亡失了。从那时到现在的两千多年来，清华简是首次发现《尚书》以及类似的典籍。^[4]《保训》一篇，简文讲述周文王临终前对其子武王的遗言，提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篇中所包含的中道思想，富有哲学意义。

传世《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里有说是出自孔壁的《古文尚书》，经过宋代以来许多学者研究，已论定是后人伪本，但仍有争议。清华简中真古文《尚书》的出现，有助于解决这方面的纠纷。

清华简还证实了传世《逸周书》中的一些篇是可与《尚书》比肩的重要文献。如《皇门》、《祭公》两篇。《皇门》记载了周公训诫群臣献言荐贤、助己治国的相关内容，《祭公》是周穆王时大臣祭公谋父临终的嘱托。这两篇文字古奥，很多地方可以与金文相对照，将其与传世本对读，可以纠正传世本中的许多问题。^[4]李学勤说：“《程寤》篇此次重现于世意义重大；同时，此次竹简中发现了较完整的《金縢》，亦可对现有《金縢》作重要订正。”同样具有重要订正价值的，是《皇门》与《祭公》两篇。李学勤认为：“《逸周书》在历史上未得到很好重视，20世纪以来学者们将出土的金文与其中不少篇章对读，发现许多应是西周流传下来的文献，但由于流传过程中多处出错，影响了学者们对它的利用。《逸周书》中《皇门》与《祭公》两篇，目前学术界普遍相信为西周文献，但正由于上述原因，始终未能很好整理。”而在这批“清华简”中，《皇门》与《祭公》两篇均相当完整，依据竹简内容，可判定它们一定是西周作品，同时可据竹简修订传世本中大量错误。

清华简《耆夜》一篇，记载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国（即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后，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参加者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诗的内容均见于简文。该篇与《尚书·商书》的《西伯戡黎》相关，并纠正了《尚书大传》、《史记》以为伐黎为文王时事的说法。这篇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4]

“清华简壹”收有《楚居》一篇。体例类似传世古书《世本》中的《居篇》，详细地叙述了历代楚君的世系及居处建都之地，从传说中楚的始祖季连开始，一直讲到战国中期的楚悼王（公元前401-前381年），列举列世建都的地点以及迁徙的原因。其中许多地名可与已发现的楚简联系对照，为楚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及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大量线索，将推动楚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篇中记述楚人的居处迁徙，可以证明《史记·楚世家》所记大部分正确无误。但也有多处不合，结合其它文献记载，可据以勘正。篇首叙及楚国先祖传说，并提到楚祖与商王盘庚的后人有关，以及楚与鄀的关系等。^[4]

收入“清华简壹”的九篇竹简，都是以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字书写的，具有特殊的结构风格。其中《金縢》、《皇门》、《祭公》等有传世本可相对照，可以新识出一系列楚文字，对于推进楚文字研究有很大帮助。^[4]“已经公布的材料，出现了一些古文字新字形和新用法，一些词语可以与传世文献或西周金文铭辞相互发明，这些对先秦汉语史和汉字史研究都是非常珍贵的。”安徽大学教授黄德宽评价，清华简数量庞大、内容重要，对战国文字乃至整个古文字的研究必然会产生重要影响。

2018年8月29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获第33届 （2017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