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谭十记

　　《马识途文集2·夜谭十记》图书目录

　　不第秀才；冷板凳会缘起

　　第一记峨眉山人：破城记

　　第二记 三家村夫：报销记

　　第三记巴陵 野老：盗官记

　　第四记 山城走卒：娶妾记

　　第五记野狐禅师：禁烟记

　　第六记 羌江钓徒：沉河记

　　第七记 无是楼主：亲仇记

　　第八记 砚耕斋主：观花记

　　第九记 穷通道士：买牛记

　　第十记不第秀才：军训记

　　《夜谭十记》包含《破城记》、《报销记》、《盗官记》、《娶妾记》、《禁烟记》、《沉河记》、《亲仇记》、《观花记》、《买牛记》、《踢踏记》等十个篇幅不等的故事。

　　马识途以旧中国官场里的十位穷科员为主人公，通过十人轮流讲故事的独特叙述方式，以一个个看似难以想象却十分真实的奇闻异事，使我们不仅看到了旧社会官场上尔虞我诈、卖官鬻爵的丑行，普通劳动群众目不忍睹的痛苦生活，特别是妇女们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遭遇，而且还看到了旧社会冷酷的人情世态，伦理道德的虚伪，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险恶。《夜谭十记》采用了能紧紧抓住读者的说故事的叙述形式，让十个穷极无聊的小科员每天轮流摆龙门阵，作品的这种结构形式和一定的传奇色彩，增强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此外，作品幽默的笔调，对旧社会反动统治的尖锐讽刺，和许多地方充满感情的描写，也使这部作品更富有吸引力。

　　马识途，原名马千禾，1915年1月出生于四川省忠县（现属重庆市）石宝乡一书香门第；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文学系；历任鄂西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省建委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作协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职；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沧桑十年》，纪实文学《在地下》，短篇小说集《找红军》《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等。

　　马识途“在巴蜀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和作用”，被认为“是继郭沫若、巴金、何其芳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作家”。

　　马识途才思敏捷，笔耕不辍，成为一位创作成就卓著的著名作家；70年来他在投身革命、从事繁忙的领导工作的同时，在文学创作上辛勤耕耘，创作出版了大量的小说、纪实文学、散文、随笔、诗词等作品，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创作，以生动的形象、跌宕的情节、通俗的语言，表现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的生活，行文简朴老辣而又生动鲜活，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犀利或幽默，是一个人民作家良知与个性的真实显现。

　　马识途同志自幼学习书法，积80年之功研尽习翰墨丹青，自成风格，尤以各体隶书最具特色。

　　《让子弹飞》《夜谭十记》创作于1942年，当时马识途已经身具革命家与文学家双重身份，冒着生命危险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由于经常更换职业，马老那时经常和三教九流打交道。

　　“他们给我摆了许多我闻所未闻、千奇百怪的龙门阵，尤其是我接触的一些小科员，他们平时没有什么娱乐和消遣，只好三五结伙到人家里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乱谭，摆龙门阵，自寻其乐，在他们结成的冷板凳会上，我听到了难以想象的奇闻轶事。我才深知那个社会是多么乖谬绝伦，荒唐可笑；人民的生活是多么困苦无状而又丰富多彩。”

　　马识途被这些生动的故事感染，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终于在1942年选择了10个最有意思的“龙门阵”开始创作《夜谭十记》。

　　写《夜谭十记》的第一个字开始，根本没想到这本书一写就写了40年，三度书稿被毁，三度重新创作。

　　马识途最先创作了《破城记》的前半部分《视察委员来了》，可由于工作和学习都很忙，写作计划被搁置。第一次毁稿发生在1946年，马识途奉调从云南回四川做地下工作，写好的初稿不得不在离开前全部烧掉。

　　他到成都后，对于焚稿总是念念不忘，于是在工作之余又情不自禁地写了起来；第二次是马识途在四川的家被国民党特务查抄，他所有的书籍、书稿、笔记和资料都被没收，其中也包括已经初具规模的《夜谭十记》；第三次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那段特殊的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马老再次开始重写《夜谭十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向他约稿，只要写完就出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很快就要出版的书不光被判“死刑”，连书稿都找不到了。到马老再次重新动笔创作《夜谭十记》时，他已经73岁了，是第四次写这部小说，1982年终于大功告成，《夜谭十记》首次出版的印量就高达20万册。

　　作者系川人，所文之笔，由其最熟悉的地方写起，拿捏起来驾轻就熟。不第秀才，未能考取到功名的酸秀才。生不逢时的下场，如此落魄的遭遇，偶遇贵人，看似如梦方醒的顿悟，实则不然。踏入到冷板凳会的龙门阵之中，故事笑局笑料频发不断。人虽然不能为官当政，却可以卖弄一下自己的优秀文笔。

　　从开篇的文路来看，更像是在讲述一个近于科举制度下的尘封旧事。细细往下浏览，发现事情的线路上发生着转移。

　　作者以用10位科员的口述故事，加上10位文人雅号的别称，使其富有古朴和新意的同时，添加了雅俗与美感的质地。故事的套路上采用了幽默和暗喻的方式，展示了作者在古文今用方面的深厚笔法。文字不但诙谐风趣，并且从另一个角度，暗自揭发出了当局人的迂腐与昏庸。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作者的笔触下，发现当时的人，之所以可笑，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社会风化感到厌恶和唾弃，而是在一种，对自我思想失去信心和控制的条件下，伴随着精神食粮的残缺，所产生的空虚和麻木。

　　由此而引发的讽刺幽默，甚是可笑，也甚是悲哀。由此书而产生的思辨，放大到现在的社会层面里，很多人，松散的路过人生陆地的时候，校园时光的情与爱，成为一种对自我的炫耀，寓为嘲讽的谈资，而步入社会后，文学修养和实际操作，却成为匮乏无力的阻碍，应用起来，显得如此捉襟见肘。长此以往下去，远远的逃离，那些缠绕多年黑墨浓香的书本，一个人将会被这样的恶意惯性，永远的定格定位。社会的大风象，在由精神层面的思考和学习，演化为一种对物质金钱的膜拜，更有甚者认为，金钱主导一切错误极端思想。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格言，束之高阁，很少有人再去翻看那书架里的文字，因为他们觉得看电影、看电视、甚至是看动画片，也比看一本书来的直接，来的舒心快乐，他们忘记了，书对于一部作品的集合优点，并不能够用现代派的技术科技，替代文字的魅力和魔力，那种幽默和诙谐的传神，可以用人物的动作或者眼神来传递，但绝对替换不了作者最初和最深层次的含义，电影、电视、动画片，只是在不断地拼接一个个点的意图形象，而作者的整部轮廓、青丝眉目的信息勾画，还是要用文字来直观的表达。多花一点时间来看看书，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夜谭十记》令天才导演姜文最为着迷的黑色幽默文学，华语影坛最值得期待动作巨制《让子弹飞》原著小说，本次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夜谭十记：让子弹飞》是著名作家马识途先生最得意的长篇作品。如今，距离它上次“单独”面市的时间，已过去27年。书中对于官场及社会阴暗面的揭露，使人震惊不已，大有借古讽今的架势。常言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社会想要长久发展，一定要听得进“逆耳之话”。忠言必逆耳，旧社会正是因为害怕听到忠言才会走向灭亡，而如今我们正好根据此书，来比照自己，知得失，明是非。

马识途先生的此部作品，共出版过两次，一次是其首次面市，时间是在1983年。第二次是在2005年，收录于马识途先生的作品集中。在今天看来，这部作品纵然仍是经典，但彼时的装帧设计不免落于俗套，尤其难入现代年轻人的眼。2010年恰逢由本书改编的电影《让子弹飞》上映，本书的总体装帧借鉴了部分电影元素，同时又兼具时代感和设计感，更能够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冷板凳会缘起

不负十年寒窗苦读，我终于赢得一个“洋翰林”的尊号，在一所国立大学的中文系毕业了。当我穿上黑袈裟样的学士服，戴上吊须绦的学士方帽，走上台去，从我们的校长手里领来一张金光灿烂的毕业证书，真是趾高气扬、得意忘形，以为从此以后，摆在我面前的就是青云直路、鹏程万里了。我虽说不能如理工科的学士那样出去“立行”，贡献出振兴实业、济世救穷的良策；也不能如政法科的学士那样出去“立德”，站在庙堂之上，贡献出治国平天下的大计；我是文科学士，总可以出去“立言”，忝列名流，挥如椽的大笔，为匡正世道人心，主持公理正义说话吧！至少可以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诸后世吧！

我越想越得意。我捧着那张金字毕业证书，以为是捧着一只金饭碗，扬扬得意地走出校门，走进社会，等待着别人给我奉献牛奶、面包和荣誉。谁知竟应了在大学里早已听说却总不肯相信的话：“毕业即失业！”我四处奔走了几个月，风里来雨里去，看了不少的马脸，挨了不少的白眼，说了几大箩好话，天地之大，竟然找不到一个我落脚的地方。还谈得上什么大展抱负，立言立行？还说得上什么著书立说，传之后世？

我也曾经在街上碰到过几个同学，都是那么西装笔挺，油头粉面，出入于大机关、大公司之门。问起来，他们或是在大学上的经济系，学会了陶朱之术，会做生意买卖；或是在大学上的政治系，学会了苏秦、张仪那套舌辩之术，专会给人出谋划策、打烂条儿。他们问起我学的专业，知道我不过是一个“书蠹”，只够到三家村去做个老学究，连去当个舞文弄墨的刀笔吏，当个师爷也不够格。他们对我叫一声爱莫能助，便挥手告别了。我还是每天在街上奔走，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有一天，我忽然在街上碰到一个学化工的同学，在那里摆了一个地摊，卖些雪花膏、香粉、发油之类的化妆品。他虽然在求业的竞争中失败了，却还能靠自己的一点手艺，做个小本买卖糊口。他谈起来虽不免有几分伤感，我却羡慕他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比那些低三下四、向人乞讨生活的人还高尚些。可惜我连这点本事也没有。不过这却激发了我的灵感。难道我不可以在街上也摆一个摊子？虽说我不会测字算命，但是替人写家信，写状子，写请帖、对联、喜幛、讣告、祭文以及买卖的文书关约，总可以的吧？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看测字、算命那一套骗人的玩意儿，也不是不可以无师自通的。

于是我去买了一本《应用文大全》和《万事不求人》来，仔细研读。我找一个不太热闹也不太冷僻的街头巷尾，摆好桌子、板凳，立好遮阳伞，摆开文房四宝，开张营业。我并不感到可羞，甚至有几分自豪，我到底自食其力，不去朱门乞讨残汤冷饭了。

可是有一天，大学里中文系一位教授，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在街头发现了我，他说他没有想到大学里的高才生，竟然落到这么斯文扫地的境地。于是他热心地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朋友，一位新放外县去的县太爷，跟他去在他的衙门里做一名文书科员。

我到了那个县衙门，随即去上班办公。过了几天，我就发现，其实无公可办。县太爷根本不来办公，科长们也很少露面，于是科员们便乐得喝茶、看报、摆龙门阵过日子，倒也自在。科员中大半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也有年逾花甲的。至于风华正茂、年富力强、三十岁上下的人实在不多，要说才二十岁出头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了。有一个科员开玩笑说：“我们这里可以算是三代同堂了。”

最老的科员姓李，看他那须眉皆白的样子，大概年近古稀了吧！大家都尊敬他，叫他一声李老。他自己却老是自称科员，老说“我李科员”怎样怎样，倒好像这是一个值得他夸耀的什么官衔一样。他是我们这个衙门里资格最老的科员，他自己却说是这个衙门里最没有出息的科员。他说他在这种衙门里坐冷板凳已经坐了几十年了，朝代都换了几个，别的科员能高升的都高升了，能找到别的有出息的活路的也干别的去了，唯独他还是当他的科员，死守着他的办公桌，靠他说的“砚耕”，过了几十年不算不太平也不算很太平的日子。

他的科员当久了，就像产生了一种“职业优越感”似的，向我们大讲科员之重要和当科员之舒服。他说：“科员对于任何一个衙门都是不可缺少的，就像那车子一样，没有轮子，就玩不转了。或者说像老爷们坐的轿子，没有抬轿子的人，老爷的威风也就抖不成了。因此无论是南军打北军，赵大老爷打王大老爷；一会儿放爆竹，张县长到任了，一会儿一个姓李的、姓赵的，或无论姓什么的，反正长着鼻子眼睛的人，拿一封公文进衙门，宣布张县长‘劣迹昭著，革职查办’，于是这位李县长又上台了。李县长的屁股在太师椅上还没有坐热，忽然又被当兵的给抓走了，于是那位穿二尺五的军官又弃武从文，来当县太爷了。不管是谁，就是那些师爷、科长，以致贴身马弁，随房丫头，都可以换来换去，反正科员是不换的。这科员像铁打的饭碗，总没有被打破过。没有人来夺取我这个宝座。过这种与世无争的舒服日子，岂不快哉！”

我才二十岁出头，又是大学毕业生，本该有雄心壮志，出去干一番大事业的，可是李老这一席话，却把我说动了心。我又何必蝇营狗苟，去宦场争名逐利？陶渊明还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李白还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呢，我学不到他们那样，总可以学到李科员这样安分守己，过几天开心日子吧！

我们每天吃罢晚饭，没有事，喜欢串门子。或三个两个，或这家那家，无非是坐在板凳上，喝一壶酽茶，天南地北，古今中外，七嘴八舌地摆起“乱谭”来。我们去得最多的是李老科员家。他的家坐落在衙门后街，其实不过两三间破平房带一个小庭院，李老却把他的这座“公馆”取名叫做“心远居”。我知道他是取的陶渊明那两句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典故。我们到了那里，李老照例拖出几条板凳和几只小竹椅，抱出一壶早已泡好的酽茶来，让大家喝冷茶，摆龙门阵，每次总要摆到深夜才散。有时哪个热心的科员，带来一瓶烧酒，李老及时端出几盘盐黄豆来，让我们细细地酌，慢慢地摆，就更有意思了。梆子已经敲了三更，大家还拖拖拉拉，不肯散去。

这些科员都是在这个衙门或者那个公署里混过十年二十年事的人，哪个没有见到过或听到过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呢？我的阅历最浅，没有我插嘴的余地，但是我听到那么多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奇闻怪事，真是大开脑筋，原来这个社会是这么绚丽多彩的呢！因此我一晚上也不拉下。从此，听科员们“说禅书”，是我的生活中最有色彩的一部分了。当然我也私下心中暗想，这不是我写文章的好材料吗？

就这样，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平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老样子。大大小小的老爷们、少爷们还是那么安然自在地收租要利，抽烟打牌，坐享清福。老百姓还是那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粮纳税，当壮丁，充公差，去为那谁也没有见过的“三民主义”快乐世界卖命。我们的县大老爷还是那么坐大堂问官司，打板子；收税的还是那么照见十抽一的老规矩办事。鸦片烟馆里还是那么人头攒挤，烟雾缭绕；茶楼酒肆还是那么划拳行令，呼五喝十，卖唱的还是那么在深夜的街头流落，唱着凄凉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野狗还是那么在深巷狂吠……甚至太阳还是那么每天从东山树林顶上升起来，从西山山坳边落下去。天没有塌下来，地没有陷下去，地球照老样子旋转着。我们也还是照老样子在“心远居”里坐冷板凳，喝冷茶，摆些无稽之谈。

有一回，李老说：“我们这些穷科员既没有资格上酒楼去吃得酒醉饭饱，也没有本钱进赌场去呼幺喝六，也没有兴趣到烟馆去吞云吐雾，做缥缈仙人，更不屑去青楼寻花问柳，拥红抱绿，我们只能这么喝冷茶，扯乱谭，自寻其乐，我们何不索性来起一个会、结一个社呢？不是听说当今圣上蒋委员长下决心要还政于民，要恩赐给我们集会结社的自由了吗？”

“对头。”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张科员欣然赞成，他说：“我们从天涯海角，到这个冷衙门里来讨生活，碰在一起，也算是前生有缘。我们都在这里坐冷板凳，同命相怜，何不就把我们结的社叫‘冷板凳会’呢？”

“赞成。”一致的声音，数了一下，整整十人。

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冷板凳会当然要有一个龙头。大家一致推举李老当冷板凳会的会长。他既是发起人，又德高望重，众望所归。李老觉得当之无愧，也就当仁不让了。他当时就指定我这个年龄最小的“秀才”——这是他给我取的光荣称号——做跑腿打杂的干事。我也欣然从命。

于是大家在李会长的领导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会规来。大家一致赞成每月的初二和十六这两天，也就是给灶王爷上供的吉利日子，晚上上灯时刻，按各人年龄的大小顺序，依次到各家去做清客。主人家只要拖出几条冷板凳，泡一大壶茶就行了。至于哪个好客的主人，还想招待一壶冷“烧老二”，几盘盐黄豆，以助谈兴，也不反对。每次集会，拈一回阄。哪个拈着了，就归哪个摆一个龙门阵。不过李老是会长，不参加拈阄，由他第一个摆，我是干事，最后一个摆。各人摆的龙门阵，可长可短，一次摆不完，下次接着摆。不摆的就勒令退会。

李老告诫大家说：“虽然听说要恩赐言论自由了，可是祸从口出的明训，不可不守。我们坐冷板凳，喝冷茶，说牛皮酢，扯野狐禅，或是耳闻目睹，或是亲身经历，或采自街谈巷议，或搜于野老乡妪，或奇闻异事，或野史秘谭，都不过是一些无稽之谈，摆出来可以让大家去胀化食，理经通气，混时光、消永夜罢了。我们本来不想言之于口，笔之于文，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更不敢去针砭时弊，妄断是非。至于发聋振聩，犯上作乱，更不是我们的旨意。因此，我们冷板凳会要有所谈，有所不谈。”

大家觉得李会长说的也在理。明哲保身，古今如此嘛。于是大家议论哪些不可谈。结果由会长归纳出“十不谈”来，订出一个“十不谈”公约：一不谈圣贤之训；二不谈大人之言；三不谈党国大事；四不谈红楼艳史；五不谈儒佛上帝；六不谈怪力乱神；七不谈洋场轶闻；八不谈海外奇观；九不谈玄；十不谈机。大家都赞成。

会长李老，兴致很高，又说话了：“冷板凳会是一个雅会，何不效法古人写《兰亭集序》的先例，请哪位大手笔写一个《冷板凳会缘起》呢？”。“秀才！”张老才出口，大家一致举手赞成。

我很惶恐，连忙推辞：“不可，不可！小子不才，岂敢班门弄斧？另请高明吧！”

李老说：“要说写等因奉此的滥调公文，你不如我们，要说写一篇读来有板有眼的《缘起》，非你不行。你是不第的秀才、大学生、洋翰林，肚里的墨水比我们的多。现在我是会长，你是干事了，我这个会长叫你干事干这件事，你不能不干。”

我还能说什么呢？

平常不大开口的王科员，出人意料地又出一个主意说：“既是雅会，我们都算是雅人了。雅人不可没有雅号，何不各人给自己取一个雅号呢？”“好主意。我们都自取一个雅号，权且冒充一回风雅吧！”张老第一个赞成。并且马上报出自己的雅号叫“巴陵野老”，他说因为他是巴州乡野的老人。

李老也自报叫“峨眉山人”，他说他是苏东坡的老乡，眉山人，隔峨眉山不远。黄科员说他是重庆山城的人，他大半辈子在山城给人当“帮帮匠”，自号“山城走卒”吧！吴科员说他是郭沫若的老乡，生长在青衣江畔，青衣江古名羌江，他就自号“羌江钓徒”。王科员平常霉秋秋的，大家说他像个老学究，于是奉送给他一个雅号“三家村夫”，他还挺满意呢。周科员说他的祖辈人没有出息，家里无田无地，只传下来一支笔、一块砚盘，靠这个谋生，因此自号“砚耕斋主”。童科员是一个道地的山里人，一头乱发，像个穷而无告的杂毛老道，所以他自号“穷通道士”。孙科员出身缙绅之家，早已破落，可是他还念念不忘他家的花园里有一个“无是楼”，因此他自号“无是楼主”。赵科员还没有想出自己的雅号，李老却已替他想好了，说：“你就叫‘野狐禅师’吧！”大家都觉得好，因为他是一个摆龙门阵的天才，平常爱给大家摆些没经没传的龙门阵，大家说他摆的是“野狐禅”，叫他“野狐禅师”，再恰当也没有了。最后轮到我了，大家本来就叫我秀才，李老说我是一个没有来得及赶考及第的秀才，叫我自号“不第秀才”吧！

《夜谭十记》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小说，从一九四二年写《破城记》的第一个字开始，到一九八二年秋写《踢踏记》的最后一个字结束，竟然经历了四十年之久，这就是说，快半个世纪了。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写，想必是一部力作吧，不是听说外国有些名著就写了几十年吗？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就经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定稿的吗？

非也！小子何人，怎敢和名家相提并论？ 《夜谭十记》不过是“乱谭”的记录，怎敢跻身于名著之林？我之所以说这本书写了四十年才完成，是想说这本小书经历过多少灾难，忍受过多少折磨，才终于取得出生的权利。

要说这本小说的素材收集和开始酝酿，还要推到三十年代后期。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所谓职业革命家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党工作。为了掩护，我不断更换我的职业。我当过教员和学生，也当过小公务人员和行商走贩，还做过流浪汉。在这中间，我和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交往。在城市的旅店茶楼里，在乡村的鸡毛店或小饭铺里，在乘车坐船的长途旅行中，在风风雨雨的好似没有尽头的泥泞山道上，当然也在工人的低矮茅屋里，在农家小舍的桐油灯下，我认识了许多普通的人，他们给我摆了许多我闻所未闻、千奇百怪的龙门阵。特别叫我不能忘记的是我还在小衙门和机关里结识过一些科员之类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像他们自己说的，既无福上酒楼大吃大喝，又无钱去赌场呼幺喝六，又不愿去烟馆吞云吐雾，更不屑去青楼寻花问柳。他们难以打发这煎熬人的岁月，只好三五结伙，或风雨之夕，或月明之夜，到人家里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乱谭，摆龙门阵，自寻其乐。我有幸被他们引为一流，在他们结成的冷板凳会上，听到了我难以想象的奇闻异事。我才深知那个社会是多么乖谬绝伦、荒唐可笑；人民的生活是多么困苦无状而又丰富多彩；那些普通人的灵魂是多么高尚和纯洁，他们的思想多么机敏，他们的性格多么乐观，他们的语言多么生动而富于幽默感。我简直像站在一个才打开的琳琅满目的宝石矿前一样，这是多么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呀。真是使我惊奇，令我狂喜。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容许我利用这些素材来搞创作，只好让这些人物和故事深深地沉积在我的记忆的底层。

一九四一年，我被特务追捕，逃避到昆明去做地下党工作，以在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而成)中国文学系当学生为职业掩护，从此和文学结了善缘。我不仅为了在同学中做革命工作要认真学好自己的功课，而且要用文学这个武器来进行宣传和组织，我为文学墙报写稿，还在闻一多、楚图南、李广田等教授的支持下，和张光年等同志一起办过文学刊物。我为了“做工作”，还经常在同学中讲故事。大家听得很高兴，要我多发挥四川人在茶馆里摆龙门阵的功夫，继续摆下去。于是我从我的思想的沉积中，发掘出一些过去积累的素材，进行加工整理。这便促使我产生一种创作冲动。我于一九四二年开始酝酿，把我摆的龙门阵挑选出十个故事来。我决定以在一个冷衙门里十个科员组成冷板凳会，轮流各摆一个龙门阵的形式来进行创作，并定名为《夜谭十记》。我开始写了《破城记》的前半部分《视察委员来了》，同时也为其他各记写了一些提纲和部分草稿。但是由于工作和学习都很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直没有写出一个名堂来。

一九四六年，我奉调回四川做地下党工作。我知道四川是蒋介石的大本营，特务多如牛毛，我写好的文稿不得不在离开昆明前全部烧掉。我到成都后，对于焚稿总是念念不忘，而且手痒痒的。于是我在工作之余，又情不自禁地写了起来。我抄出《j视察委员来了》给陈翔鹤同志看，他觉得有味道，准备拿去发表。可是不久他在特务的追捕之下，不得不逃亡出去，而我的家后来也几次被特务查抄，一切有字的纸片都作为罪证拿走了，我写好的一部分《夜谭十记》稿，自不必说，都被抄没，判了死刑。

解放以后，工作很忙，但我仍然不忘怀于《夜谭十记》，大概也是敝帚自珍的积习难改吧，又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一九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同志来成都，后来还有王士菁同志来成都，看到了少量文稿，认为有特色，鼓励我写出来。君宜同志并且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我订了合同。于是我把它当做一回事，在写《清江壮歌》之余，认真地写起《夜谭十记》来。

不幸的是，《夜谭十记》中已经写好的几记连同其他大量文稿、素材笔记、小说提纲和大量资料，都当做罪证，在“大革文化命”的十年间被抄走了。我和我的文稿的命运是大家都可以想见的。我突然被昨天的并肩战友当成十恶不赦的敌人，抛了出来。在“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识途揪出来”的通栏标题下，整版整版地批判我和我的作品的“奇文”，连篇累牍地刊登出来。那些文章的强词夺理、捕风捉影、含血喷人、色厉内荏之神妙和那个秀才班子奉命作文、言不由衷的窘态，使我既觉有趣，又觉可怜。我特地把这些奇文剪辑成册，写上“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们硬封我为“周扬黑帮”的四川代理人，而且勒令我和沙汀、李亚群组成“四川的三家村”，由我荣任这个三家村的黑掌柜。而且一个。由造反派联合而成、规模不小的“打马联络站”和“战斗队”也行动起来，印出一本又一本我的“罪行录”。这一切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工作都做够以后，我早已预料到的命运到来了。我终于锒铛入狱，在那些“红色改造专家”的指挥下，奉命洗心革面和脱胎换骨去了。而且荣幸地又和沙汀、艾芜同志关在一起。这样一混就是五六年。但是在那里面我并不感到度日如年，我利用写检查交代材料的多余纸笔，竟然又写起小说和杂记来。《夜谭十记》中一些人物又跳到我的眼前来，呼吁他们的生存权利。正如造反派说的，“人还在，心不死”，我的文稿可以被没收，我的脑袋是无法没收的，我就有自由在脑子里写我的作品。

“四人帮”垮台后，真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在出版社的催促下，决定重打锣鼓新开张，从头再写《夜谭十记》。不过这第一步跨出去却很难，搞了一年，成效甚微。幸喜我偶然找到一份被油印出来供批判用的《破城记》的原稿，真是欣喜若狂。这份油印稿由《当代》编辑部拿去在《当代》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广播了，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这给我很大的鼓舞。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又写了起来，总算在一九八二年夏天在青岛疗养之际，写完了初稿。

这就是我在四十年间写这一部小说的经过，也是《夜谭十记》这一部小说在四十年中的遭遇。它几经劫难，终于获得了出世的权利。

但是且慢。这一部小说还到底要多久才能出版，送到读者手里，我不得而知。而且到底这部小说能不能赢得读者，很没有自信。我曾经不止一次对出版社的编辑说过，我已老了，这部书也老了，而“老了”就是落后和陈旧的标志。这部小说和现代流行的小说，无论在思想、题材、风格、语言上都很不一样，或者明白地说，陈旧了，落伍了。谁还想看这些几十年前陈谷子烂芝麻的记录呢？谁还耐烦去听茶馆里慢腾腾地摆着的龙门阵呢？谁还喜欢这种粗俗的民间文体呢？不过听编辑部的同志说，从已发表的片段来看，还不算坏，可以表露我的特别风格，而且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和地方报纸转载后的群众反映看，也颇不恶，至少有点趣味，还可以当做腐败透顶的蒋介石王朝的一面观。既然如此，出版社的旧约又必须认账，那就让它出去见世面去吧。

一九八二年国庆节于成都

冷板凳会缘起

破城记

报销记

盗官记

娶妾记

禁烟记

沉河记

亲仇记

观花记

买牛记

军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