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焰

赵焰，当代作家、学者，高级编辑。现居合肥。赵焰

赵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以东西方文明比较的视角致力于徽州地域文化、安徽区域文化以及晚清民初历史研究；音乐、电影、绘画、时尚等艺术修养较高。创作形式多样，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文化散文、传记等。其思想深邃，文字隽永，意味深长，深受读者的喜爱。有人称写作题材广泛的赵焰为“中国茨威格”。

出版有关历史文化散文《第三只眼看徽州》系列五本、《在淮河边上讲中国历史》、《晚清三部曲》，小说《无常》、《与眼睛蛇同行》，电影随笔《夜兰花》、《蝶影抄》等书籍20种。其中《晚清三部曲》（《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袁世凯》）等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并由香港中华书局向海外发行。赵焰还担任过中央电视台〈〈徽州文化〉〉（20集）、〈〈大黄山〉〉（6集）等多部系列专题片的总撰稿。

中文名：赵焰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日期：1965年4月8日

职业：媒体从业者

1965年4月8日出生在皖南山区小县旌德县，父亲是儿童文学作家赵家瑶，母亲是一个小学教师。少年时因为父亲在文化馆图书馆工作，得以机会在饥渴年代读了不少书。中学毕业后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过教师、办公室秘书、新闻记者等。现居合肥。

我真正的开始写作，是大学毕业后。虽然大学时曾经写过几组诗，在《 飞天 》等一些报刊发表，但在学校时并没有想到将写作当作事情来做。毕业分配后，我回到了自己生长的县城；很快，我发现整天无所事事。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我开始了写作和投稿。第一篇小说，发表在当时合肥市刊物《 希望 》上，很快，又在《 广西文学 》上发了一个短篇小说。写小说的路，从一开始起，似乎就很顺。接下来，我又在《 山东文学 》、《 河北文学 》、《 清明 》等杂志上，发了一些中短篇。

不过写作之于我，一直是断断续续的，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三年间，我基本上是停止写作了。因为那一段时间我在党政机关从事文字工作，枯燥无味的材料让我写得心力交瘁，也就不想再提笔了。直到一九九四年我调到安徽日报社，又在宣城记者站当了三五年记者之后，觉得还是应该写些东西聊以自慰。就这样，从一九九七年重新开始写小说，又在《 青年文学 》、《 清明 》上陆陆续续发了一些中短篇小说、散文等，《 新华文摘 》还转载过。写作最大的好处是敦促你读很多书，就这样又读了很多书，看了很多电影，对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宗教都有较深入的钻研，并且，也能像一些大家一样学会"打通"了。在宣城那一段时间的读书和思考，正好又是在我世界观和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现在回想起来，在敬亭山下的"养气"，对我是大有裨益的。

二〇〇〇年，我被日报抽调回来办商报。初创时期的都市报，忙乱可想而知，每天上班时间都有十几个小时，而且从无休息日。这样，我又几乎停笔三年时间。一直到了二〇〇三年以后，我开始调整状态，抽空陆续写了一些短文，在全国各地报刊开了一些专栏，有关电影的随笔，以及吃喝玩乐的文字等。文章出来后，很受读者欢迎，二〇〇五年左右，结集《 夜兰花 》、《 男人四十就变鬼 》出版。

从二〇〇四年开始，也是机缘吧，因为参加商报社组织的"重走徽商之路"活动，不自觉地，就把笔触伸向了徽州。我算是半个徽州人，从小在徽州长大，对于徽州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也有自己的独特认识和反思。于是，我开始以文化散文的方式写徽州，陆续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十几篇文化散文，二〇〇六年由东方出版社结集为《 思想徽州 》。这本书出版后，被有关人士誉为“写徽州最好的文章”。然后，我又接到东方出版中心的约稿，让我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全景扫描徽州。于是，这又有了“中华大散文系列”的《 千年徽州梦 》。在此之后，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写了一本《行走新安江》，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样，《 思想徽州 》、《 千年徽州梦 》以及《 行走新安江 》，就构成了我的“徽州三部曲”。到二〇一一年的时候，安徽大学出版社又将“三部曲”以及《 老徽州 》、《 徽州老建筑 》整体包装，出了一套“赵焰第三只眼看徽州系列”五本。我出生在徽州，生长在徽州，能让自己写徽州的文章在全国广为流传，让人们关注徽州，的确是一件令我欣慰的事。

二〇〇六年以后，应该算是我写作的"爆发期"。因为这个时候单位已走向正规了，我所供职的商报，已跃升为全省都市报"三强"，年轻的记者、编辑成长得很快，各方面也走向了正轨。业余时间，我开始关注晚清历史了，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约请，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写作了"晚清三部曲"--《 晚清有个曾国藩 》、《 晚清有个李鸿章 》、《 晚清有个袁世凯 》。写这三个人，是我在研究他们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与先前的定论不一样的东西，对于他们，我有一些新的解读。由晚清和民国历史的研究，我明白了中国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境况的，这当中有那么多的谬错和误区，避不过也躲不过，它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代价也是必然。

《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袁世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后，产生了一些影响。新浪网、搜狐网等都在首页推荐，全国上百家报刊都力推。这三本书还一度登上全国畅销书榜，尤其是在北京三联等书店，一度销售名列前几位，还被列为"深圳读书月"、"新安读书月"一百本推荐的好书。二〇一一年，香港中华书局推出了这三本书的繁体字版在海外发行，也是对这套书的认同。这三本书之所以引起较大反响，主要是用一种现代的视角去回望历史，是一种清醒的反思；文笔上是人们习惯的散文和随笔方式，不故作高深，不戏谑浅薄。在我看来，历史自发生后，就变成一种解读了，它需要训练出巨大的感悟力和分辨力，才能使历史重新活起来。

这几年，我还出版了《 走遍中国丛书--安徽 》（中国旅游出版社）、第二部电影随笔集《蝶影抄--赵焰电影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等，一部长篇小说《 无常 》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还在《 长城 》、《 十月 》等杂志发表了中短篇小说十来篇、散文数十篇，在全国各地好几家报刊开设专栏。生活无趣，现实无趣，不写作又能做什么呢？读书人就像奶牛，吃了那么多草，总得挤出点奶来。我曾经开玩笑说：我是将别人干坏事的时间都拿来写作了，呵呵。我不喜欢喝酒、唱歌、打牌、干坏事，就只好写作了。

写作还让我自由。现在想起来，我之所以没有放弃这种似乎枯燥无味的方式，是因为它具有创造、深入、发散，并且不墨守成规的特点。写作是我自由的翅膀，它能让我心灵得到翱翔，也有做梦的空间；它使我有一种在"黑森林"里飞翔的感觉。实事求是地说，我从不在乎读者有多少，不在乎炒作或者宣传。书与读者的联系，是一种因缘，而缘分从不可强求。总而言之，在文字中，我找到了适合我的生存方式。写作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我很多，它不能让我升官发财，却能让我真正地找到了自己，在漫漫时光中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欢喜、悲怆和幽默。 （原载《野狐禅》，作者赵焰，此文为该书后记）

《野狐禅》（文史随笔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10月

《无常》（长篇小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

《老徽州》（文化散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

《思想徽州》（文化散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

《行走新安江》（文化散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

《徽州梦忆》（文化散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

《徽州老建筑》（文化散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

《曾国藩》（人物传记） 香港中华书局2011年4月（繁体字海外版）

《李鸿章》（人物传记） 香港中华书局2011年4月（繁体字海外版）

《袁世凯》（人物传记） 香港中华书局2011年4月（繁体字海外版）

《浮生偷闲做男人》（随笔） 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

《在淮河边上讲中国历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

《发现徽州建筑》（文化散文）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

《晚清有个袁世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

《晚清有个曾国藩》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

《晚清有个李鸿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

《蝶影抄》（电影随笔）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9月

《夜兰花》（电影随笔） 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年10月

《安徽》 中国旅游出版社2009年7月

《行走新安江》（文化散文） 安徽文艺出版社2008年10月

《千年徽州梦》（文化散文） 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7月

《思想徽州》（文化散文） 东方出版社2006年6月

《人到四十就变鬼》（随笔） 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

《荧火闪烁》（散文集）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10月

《与眼镜蛇同行》（中短集小说集） 作家出版社1999年5月

《晚清三部曲》（《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袁世凯》）

《晚清有个曾国藩》：结合丰富的史料，从曾国藩的编年史入手，以细腻凝重的文笔透射了曾国藩的内心世界，写他的志存高远，写他的治学精进，写他的困兽犹斗，写他的忍辱负重，写他的韬略智慧，写他的貌似虚伪，写他的无奈苍凉，写他的内心圆满，把那个时代一个中国文化积薪传火者的负隅顽抗和心路历程写得淋漓尽致。

《晚清有个李鸿章》：该书是晚晴重臣、洋务运动领导者李鸿章的传记，全书结合丰富的史料，以精彩的文笔透射晚晴重臣李鸿章的内心世界，把李鸿章的宏图大志、精明狡猾、委曲求全、铁腕毒辣、风光得意、孤独脆弱、深谋远虑、浅薄无知写得酣畅淋漓。

《晚清有个袁世凯》：晚清重臣，新政领袖，民国总统，恢复帝制的野心家，这是完全的袁世凯吗？这个河南人如何以自己的勇气和狡猾，不借助于科举的捷径登上了权力的巅峰？这个曾经被国内外寄予希望的“中国华盛顿”，是怎样在实验了一段民主共和之后，一步步重回专制的老路，又是怀有怎样的动机想当皇帝的？本书以贴身紧逼的方式触摸历史，从丰富的史料中寻绎出悖论式的连番提问，展开一代权臣袁世凯波谲云诡的一生，并以文化散文的方式透视其内心世界，写他的坚韧不拔，写他的大义凛然，写他的摇身一变，写他的委曲求全，写他的敢为人先，写他的阴险毒辣，写他的不识时务，写他的身不由己……这是作者“晚清三部曲”的第三部，把一个时代变迁大起大伏中注定牺牲的人物写得淋漓尽致。

清朗的人生图景

正如安徽青年作家赵焰所言，他的小说都是他用心打磨的一粒粒珍珠。在这些珍珠中，我们可以窥见世纪之交一幅幅清朗的人生图景，弥漫其中的温情在一片喧嚣的欲望轰鸣中更显珍贵。《春晓》讲述了一个卖了自己的居所承包荒山的男人，妻子无法忍受荒凉后弃他而去。逃婚的女人就是在这个大雪封山的黄昏走入了他的视野，融入了他的生活。小说截取了平凡的“他”和女人之间极普通的人生片段，并将这种人生的片段和特定的自然环境及心理活动进行了艺术的糅合。《冬日平常事》在赵焰的笔下文静淡雅，像一幅美丽的水彩画。天光和村里的俏姑娘相爱，但老六头怕因此失去儿子，反对儿子的亲事；儿子因此变得沉默，老六头最终撮合了儿子和俏姑娘的亲事。这的确是冬日里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与《冬日平常事》类似的还有《叟》、《冬天里的斜阳》，这两篇小说在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中，将叟与同院的夫妇及其小孩之间、小青和他的作家男人之间微妙的情感娓娓道来，跃然纸上。美好的情愫与作家敏感的心灵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种主客体交融的共鸣产生强烈的艺术磁场。

进一步深究，我们发现赵焰并没有满足于对生活细枝末节的描摹。在我看来展示和挖掘平凡人生的诗意，并与之进行深层次的对话才是赵焰叙述清朗的人生图景的内在动机。以一种平民视角，真正体悟生命中令人感动的成分。这种感动的成分也许并不在于他做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也不局限于他的身份。构成芸芸众生主体的老艄公们的举手投足、内心的微波都因为心灵的浸润而具有了感动人心的内在气质。在我们平凡的人生中，这样的生存方式具有普遍性。以一种坦然的心态与之进行心灵的交流要比不切实际的启蒙要有意义得多。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英雄史诗是必要的，但揭开被史诗所遮蔽的人类的心灵史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温馨的青春气息

关注人的成长之痛是赵焰小说的另一个支点。在赵焰的笔下，少年情怀具有别样的人生况味和文化心理内涵。

中篇小说《晨露》以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交替的手法展开叙事，以内聚焦和外聚焦两种视角拓展叙事空间，在视角转换和人称变换中，10岁男孩“我”对23岁的英俊青年玉的纯真情感得到了立体的展现，并由此打通少年和成年人之间心灵的通道。尽管一切人对于“我”与玉的交往不能理解，但“我”无暇顾及，因为“我”单调而苦涩的内心世界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我”的孩童世界因此阳光普照。玉的坠崖身亡，使“我”，“一个经受精神痛苦的情感折磨的男孩在涅粲的升华中重新复活”。值得注意的是在《晨露》中，作家在少年和成人的双重视角中审视了死亡这个人类生存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在玉死后，“我”的童年也就烟消云散了。因为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童年的载体，“我”晶莹剔透的少年情怀正是在“玉”中折射。在“玉”碎后，每一块碎片都烙上了“我”生命的印记。赵焰的这种生死观显然已经具备了哲学的意味：“对死的畏惧从反面促进对生的动力，它意味着人将承担起自己的命运，来积极筹划有限的人生。”①

中篇小说《栀子花开漫天香》讲述的是中学生憨儿与借读到乡村的"美丽绝伦"的城里姑娘杨柳之间的故事。虽然杨柳最后离开了乡村，但她的气息就如那漫天盛开的栀子花，香味已经沉淀到憨儿的血液里。这种朦胧但却美妙的情绪在憨儿的内心生根发芽。在《秋天里的斜阳中》，男主人公少年时代的情愫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甚至在已经功成名就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候，一切繁华与荣耀都已经成为虚空，而儿时女孩的一颦一笑竟然成为男主人公生命终结前最珍贵的回忆。赵焰以艺术家的敏感和良知在小说中与这样的玻璃心进行真诚的对话，以一种超然的态度熨平了我们淤积于心的“折皱”。

成长是少年儿童的生命存在状态，少年必须经过不断成长实现正常的社会化过程，逐步走向实现自我的未来人生。在这个过程中，生理与心理都在试图超越，并被文化、社会等后天因素填充，从而达到生命状态的新的平衡或裂隙。赵焰的小说曲径探幽，深入到少年的内心世界，把他们微妙而丰富的心灵颤动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在此基础上，赵焰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种成长之痛在人性中的沉淀、发酵，成为生命底色的事实。青春的底色虽然略显暗淡，但由于作家主体精神的强势介入而显得刚健清新。在喧嚣的新时期文坛，赵焰表现出如此浓厚的“青春情结”，我以为这是作家尊重个体生命价值的体现。现代性建构的基础无疑是人性的完善。人性不是一句空谈，它体现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青春期的人性具有阳刚之美，与靡靡之音构成强烈的对比，它实际上对应的是赵焰心目中理想的生存状态与文化哲学模式，一种走出精神困境的方式——这种阳刚之气或许可以与阴性的古老的徽州文化形成互补。

幽远的徽州故道

赵焰生于徽州，长于徽州，对于故乡的风土人情烂熟于心。他的小说无一例外地以徽州为背景，小说也因此打上了深深的徽州文化的烙印。

实际上，面对徽州，赵焰是陷入了一种理性与情感的两难境地的。一方面，对于故乡徽州他有一种割不断的情感，他以舒缓的笔调用心素描徽州。这个时候，徽州已经打上了赵焰情感的烙印。赵焰关注的是徽州的自然山水，他认为徽州人的舒缓从容平淡的生存状态与山水灵性是相通的，这样的诗意人生反映了徽州文化的诗性特质。这种诗意生活无疑是赵焰的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在小王老师与刘桂兰(《遥远的绘画》)的眼里，徽州的乡村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就连武林高手一流剑客林荒原(《美剑》)也惊异于黄山的绝世美景。我们看到，在赵焰的眼里，徽州文化的自然品性更为迷人，因为是自然而不是具象的牌坊等培养了徽州文化的性格。社会的变迁可以损毁具象的建筑，但奠基于自然山水之上的徽州文化精神却可以穿越历史的局限在徽州人的心里开花结果，也奠定了徽州人的韧性和超强的生存能力。

但赵焰借助徽州山水所表现出的理想生存状态在现实中遇到了阻力。徽州地处中华腹地，绵延的山脉环绕着局部的秀水。大山的环抱成了抵御外来文化干扰的天然屏障，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在徽州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个相对封闭的文化场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主宰着人们对生命与世界的看法。在这种内向型的文化生存圈中生活的人们对外来文化有着近乎固执的排他性，它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徽州文化的内在延续性，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在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新时期，徽州文化的文静和沉稳性格在发挥着平复心灵躁动的同时，其自身因封闭而表现出的保守性与现代性话语建构之间的抵牾也日益明显。赵焰理想中的徽州文化和人的生存状态也面临现代性话语建构的挑战。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在逐步扩大。

在《遥远的绘画》中，诗意人生最终没有平息小王老师一颗驿动的心。小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忧伤，它既是发自刘桂兰和小王老师的心灵深处，也是作家从心底中涌出的叹息。《镜花缘》中的青年画家王明告别城市，决意用心画出徽州人的灵魂来。题为《徽州的蛐蛐》的油画，“整个基调是灰暗的，背景是徽州的老房子，飞翘的屋檐以及斑驳的墙壁，整个画面有点倾斜，很险，但又很牢固。在右下角，有一群人在斗蛐蛐。蛐蛐是看不见的，看见的是几张麻木而丑陋的脸，其中有一张兴奋得完全变形……他十分兴奋地发现，自己终于寻觅到一种徽州的精神，一种现代意识与徽州古老文明撞击的火花。”徽州文化本身只有与现代意识对话才能获得新生，而现代意识离开了徽州文化或者说盲目地否定徽州的一切也会因缺乏文化的养料而枯萎，这是赵焰对徽州文化的完整而辩证的表达。但是，尽管王明的油画《徽州的蛐蛐》和《镜子里的徽州》确实准确地把握了徽州文化因封闭所呈现出的阴性特质，但王明却难觅知音。在小说中，王明的尴尬处境所表现的是徽州文化的尴尬处境，同时也是作家自身在面对古典情结与现代大众文化时的两难境地。

“古典”的现代意识

赵焰小说在描画清朗的人生图景、传达温馨的青春气息、探寻幽远的徽州故道时，虽然也间接表现出一定的现实性，但由于其小说过于追求古典的抒情性，与紧跟时代的诸多小说相比，显然不够“现代”。实际上，小说整体上的立意是非常深刻的，它的现实性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对躁动的现实的追逐。在欲望泛滥的时代，作为一位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坚定的民间立场的作家，赵焰敏锐地捕捉到在一个消费化、制度化的转型期社会中的精神现实的浮躁。浮躁意味着思想的苍白、人文精神的游离，并最终导致意义危机。著名美籍华裔中国思想史学者张灏指出，在中国人的心智结构中，有着三个层面的“精神迷失”，分别表现为“道德迷失”、“存在迷失”与“形上迷失”。②这种意义危机在转型期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在大众文化的巨大诱惑面前，作家们丧失了应有的警惕，缺乏清醒的意识。问题小说的走俏便是顺应了市场热点的需求。虽然我们无法否定问题小说的当下性与现实性，但大众文化的快餐性质使得问题小说缺乏精神建构的深度和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家对物质现代性所形成的人的制度化产生幻觉，从而认同人的制度化，这与现代性对于人性完善的内在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艺术在一个民族现代性话语建构中的角色除了舒缓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要以自身独特的形式，构建连接人类心灵与时代精神的桥梁。这就需要超越特定现实具象，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构筑人文镜像，在这个镜像中我们可以触摸到人类心灵的脉搏，感受到精神的呼吸，而这些丰富的细节在现代性话语建构中的人文内涵则是赵焰所努力探掘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赵焰说对纯粹现实的东西不感兴趣，现实所包裹的情感、精神和一切灵性的领域才是一个作家应该努力寻找的，尽管这种努力一时还不被大众文化所认同。事实上，赵焰并不排斥艺术载道，但他认为这个道应该是一种超越具象的、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独特的文化哲学，这种文化哲学因为作家自身主体的介入和文化根性的渗透而显得丰盈厚重。在赵焰的小说中，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作家自身的心路历程和主体精神脉动中感受到时代变迁，在《春晓》、《冬日平常事》、《镜花缘》等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聆听到时代的心声；另一方面在小说《二人行》、《隔墙有耳》、《大学生小安》、《小说二题》、《黄蚂蚁》等中，我们看到作家甚至利用反讽等艺术手法直接介入现实，人性的萎缩，现实的无奈等都有所涉猎。但赵焰的艺术触角并不仅仅停留在现实的具象上，现实只是他揭示意义危机的支点，以此为基础，赵焰在对徽州文化底蕴的深层把握中揭示徽州人的生命状态--古老的文化品性与现代性之间盘根交错的胶着状态。虽然赵焰无意为这种文化品行如何融入现代性话语提供具体的方案，但作家在叟、老六头、王明、“他”等人物身上倾注他理想的文化形式与人生的存在方式；对人的青春情愫的钟爱，暗示了赵焰的理想人性和文化的存在状态——青春气息所固有的刚健清新在欲望化消费化时代的文化格局中应该拥有最大限度与广度的合法性；徽州文化的超稳定性、封闭性与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之间的深层次冲突绝不能简单地以破坏文化的物质基础为代价，在深层意义上整合文化资源、转变人的生存思维才是关键。这样的文化观与生存观是以尊重和理解文化与人的生存现实为前提的，它强调宽容和理解，在与心灵、文化神韵的对话及交流中创造新的价值体系，这样的价值体系是防止人走向异化的精神支柱。至此，我们终于看到赵焰小说在古典叙事包裹下的现代意识。这种意识的聚焦点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无疑是现代性话语建构的关键之所在。

我们还看到，赵焰在张扬自身的现代意识时，使自己游离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欲望同心圆。我们知道，自由的心态是知识分子品格得以张扬的重要保证。但是中国作家在挣脱政治工具论后，一些人又主动地放弃了难得的创作自由。一头扎进了欲望的同心圆。欲望的同心圆实际上是现代性危机的一种社会征兆。物质现代性的进展和实现必然需要制度的保证，制度在实践中逐步成为一种新的体制，这种体制需要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氛围支持。在社会转型期，主流话语对于欲望化话语是持一种默许和鼓励态度，因为欲望是激发人们去发财致富的直接动力。知识分子当然没有理由否定这种欲望话语的合法性，但知识分子并非只能被动地适应和毫无立场地随波逐流，因为就现代性而言，知识分子的责任更应该在于为物质现代性提供批判性质的审美现代性话语。尽管抗拒本身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这种略显悲壮的突破对于民族精神建构和文学自身而言却更为重要。赵焰小说没有铿锵有力的鼓舞和鞭策，但其平淡的况味与平庸的确有天壤之别。平淡中的从容可以陶冶精神和净化灵魂，有利于新时期小说的丰富和发展。

注释：

①陆扬：《中西死亡美学》，华中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②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时代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台北)1982年版。

(原载《当代文坛》2004年第01期，作者陈振华，山东师大文学院03级博士生)

三十年前的一个冬日，我在皖南的一个小针织厂学工。阴暗幽迷的老屋里，排列着几十台老而未朽的织机。歇工时，我问车间主任：这些玩意有些年头了吧？主任用手拂去织机上的灰尘，笑答：李鸿章那时候的，差不多一百年了。时为“风庆轮事件”甚嚣尘上，我竟与“中堂大人”的“遗泽”不期而遇，那“1879年”几个字清晰可见。触摸之，有一股透骨的冰凉与莫名的恍惚。十年后，第一次读到梁启超的《李鸿章》，颇有醍醐贯顶之感。这洋洋洒洒的大作尽管是李氏死后数月的急就篇，却使百年中汗牛充栋的此类著述可望而不可及。我钦佩赵焰的勤奋与见识，一本《晚清有个李鸿章》，别开蹊径地让我们对这个倍受争议的人物，有了一番“诸君莫作等闲看”。

书的楔子与后记都是作者自己写的--它们往往是本人心扉的袒露，亦是全书的最精彩处。更何况写作于赵焰而言，还是“一条幽深的路径，它所连接的，是个人的生命感悟与巨大的生命本来”。我是从后记开始，一章章地“倒读”过去的。我觉得惟有读懂了李鸿章命在旦夕时发出的“秋风宝剑孤臣泪”的悲叹，才能从人性的角度把握其“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之人生于一二。既然是“李鸿章的一本内部传记”，人的精神与心路历程，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成为“宏大叙事”的不可或缺。晚清七十年，内忧外患，河山板荡，风雨飘摇。外来的势力“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械机器之精，巧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份李鸿章在同治年间呈交的名为《复奏海防事宜疏》的奏折，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人把大清国面临危机的严峻性，概括到如此高度。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最可悲的莫过于在危机丛生的内外环境中丧失对周围世界的判断能力和认知意识了。那个曾写下“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诗人在大幕刚开启时，颇有一点“世人皆醉惟我独醒”的味道，他异常沉痛，认为这是一个朝廷无才相、军营无才将、学校无才士、田野无才农、工场无才匠、街市无才商的时代。甚至是一个连才盗和才偷都没有的时代。当有才者料定自己生不逢时，注定难逃被扼杀的命运，他就日夜号哭，以求天下大治；不成，就日夜号哭，以求天下大乱。诗人或许是悲愤了一些，在大厦将倾时，还是有一帮子忠信血性，文韬武略的读书书人挺身而出的。明末的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杀前曾推脱责任说“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也许袁崇焕被误杀后，晚明是绝了股肱之臣；然而晚清的几位都堪称一代人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没有这些个“中兴名将”的苦苦支撑，大清王朝能苟延到1911年？

《晚清有个李鸿章》的独到之处在于对李鸿章悲剧命运的把握，既有体制与时代环境的分析，更有对其本人内心世界的洞察——尽管作者走笔如蛇，行文酣畅，但也时时感到“通往李鸿章内心的隧道太窄也太深了，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五千年的洞穴”！作者认为李氏是一个旧体制旧文化模具打造出来的“大器用者”，没有天地情怀，没有人文理想，没有宗教感与历史感，甚至没有了“虎狼之性”，李鸿章们或许能称之为“治世之能臣”，但注定做不了曹孟德一类的“乱世之奸雄”，缺失一种恣张的霸气。还历史真面目的后者终究是一个有着天地胸襟与气度的人物，否则怎能在《观沧海》中写出“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之千古名句？如果说，早年的李鸿章还有些“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的虎气，几经宦海沉浮，他已成了晚清官场上的第一“明白人”：明察大势而又面对现实，鹤立鸡群而又见风使舵，效忠清廷而又结党纳私，周旋各方而又留有余地；他把清王朝喻为一间破屋，自称自己为“裱糊匠”，“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以敷衍一时”……

既明白如此，又无力改变，剩下的只能是作戏了：长袖善舞、精心应付、表面文章、文过饰非…….李鸿章堪称一位出色的演员，那游刃有余、娴熟自如的“痞子腔”打起来，总让我们想起一句耳熟能详的合肥市井俚语：好大事。对此，连他的恩师曾国藩也望尘莫及，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曾湘儒风与李淮痞气的区别吧。但这出戏也会唱到主角荒腔走板、技穷力乏的地步。书中对甲午之战叙议结合的描写，今天读起来仍让我们唏嘘不已。这场以直隶、淮军北洋水师与日本举国军队的奇怪战争，使李鸿章输掉了全部的家当与名声。他“痛哭流涕”也罢，“彻夜不寐”也罢，“愤不欲生”也罢，紫禁城里依是然寿宴华开，大戏连排， 鼓乐喧天。事已至此，这个王朝不亡才怪呢！当然，它还拖延了若干年份，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犹如一个木桶，当李鸿章这根最结实的铁箍崩断离去后，它的彻底坍散便为期不远了。

读完此书，恰逢冬至日。城外几十里地的磨店乡祠堂郢村，是李鸿章的故地，听说已修复得初具规模，于是便驾车前往。全城都在修路，转了几圈出不了城，最后竟绕到了大蜀山下。大概是暖冬，遍山苍翠，鸟飞虫鸣。黄昏将至，落日缓缓贴近山脊，天地变得空寂寥落起来。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诚如赵焰在书的结尾所言：古往今来，只有两样东西意味着永恒，那就是，人头顶灿烂的星空，以及人内心深处的神灵。（许若齐）

“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这句话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风行，“曾国藩热”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曾国藩的著作和传记也推陈出新，精彩纷呈。就曾国藩的传记来说，比较有影响的就有萧一山（梁启超弟子）的《曾国藩传》，马东玉的《曾国藩本传》，刘忆江、董蔡时、黎锦熙、梁绍辉、何贻焜的5种《曾国藩评传》，以及唐浩明的3卷本历史小说《曾国藩》，可谓争奇斗艳、乱花迷眼，在此中热潮之下撰写曾国藩的传记，实在是一种挑战，值得欣慰的是，赵焰先生的《晚清有个曾国藩》却别辟蹊径，给读者带来另一个生动丰富、神采别具的曾国藩。

与其他曾国藩传记相比，《晚清有个曾国藩》有两个鲜明的不同，一是对曾国藩心路历程浓墨重彩的描写，奠定了本书的独特视角；另一点是充溢字里行间的文化解读，显示了作者的思想深度。关于前一点，著名学者、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家王鲁湘评价说：“这本书描述了曾国藩一生中的心路历程，重点写他中年之后的苍凉心境。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悲悯、无奈的曾国藩。这种心态，也是晚清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集体心态。”关于后一点，则正如著名报人程益中所言，归功于"作者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史学修养"了。有了这两点，这本书当然很好看、很值得看。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异数。由科举入仕途，因平叛而见功，终至青云直上，成为大清的一根柱石、“中兴第一名臣”，被后人推崇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他的家书、 日记、书信、文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毛泽东和蒋介石这对半个多世纪的宿敌，都不约而同地将曾氏学问作为自己枕旁必备之书。我认为，我们所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明显就是滥觞于曾氏的《爱民歌》。

曾国藩深受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浸润，志存高远，治学精进，忍辱负重，道德至上，洁身自好，一生追求内心的圆满。章太炎曾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管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乃至军事和外交活动，均属“礼”，是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虽然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曾国藩逐渐从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转向学习洋务以图自救，甚至对湘军的跋扈和糜烂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却始终在内心保留着传统和道德的星空，孤独而顽抗地承担着中国文化积薪传火的使命，以“求仁得仁又何怨”的心态走完了一生的历程。

曾国藩晚年，英雄气短，流年不顺，声名虽盛，而成事已难。他生平两件心病，一是剿捻无功，一是处理天津教案失当，使得他晚景凄凉。巧合的是，两件事情都由李鸿章代之，曾与李在交接直隶总督时，曾对李说：“我遇困境，咸赖汝继，汝才胜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为我所荐也。”短短的话语中，包含多少无奈和心酸啊。

斯人已去，透过赵先生的作品，我仿佛看到一个辉煌而又苍凉的历史老人的背影……（段海）

这里的星空越来越凸现出了动人的魅力，相对封闭的空间，使时空在这儿停住了脚步，与灵异的黄山同在的这一片被称为徽州的土地，轻灵而又沉重，蜿蜒而清澈的新安江流向富庶的，号称“天堂”的江南，那如画屏似的富春江风光，是如何的如诗如画。但在这片天空下成长的赵焰，却不怎么赞美这徽州的山，他把美到极致的黄山，以及另一座齐云山，都撇出了徽州，因为它们的美是大美，不仅仅属于徽州；属于徽州的，他说倒是这众多的寻常的，并不著名的山。这些山“它们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一点也不引人注目，是彼此之间没有特色也很难相辨认的。”但寻常却是最具生命之力的，凝重的山与轻灵的水，共同孕育了历史上的这一群风流人物--徽州人。随着商品经济的得到重视，徽商的形象正逐渐摆脱了历史的云遮雾罩，以一种较接近真实的面目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于是研究徽商的命题成了一时间的炙手可热。其实这远远不够，徽商有徽州人的鲜明特征，有徽州人喜儒的品性，有把白花花的银子换取浅斟低酌的精致生活的风尚，但到底还不能说徽商就是徽州人。

徽州人到底是怎么的一个族群呢？这是身为另一个“好儒喜商”族群的我所最感兴趣的。这些年有关的书籍也读了若干，深深浅浅的印象也留下一些，但似乎一直在期待一本更加透彻的有关徽州人的著述。赵焰这本《千年徽州梦》的出现，恰恰令我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或许冥冥间已经有了某些先见的感应。应该说，就目前而言，这是一本我阅读到的在这方面上最好的书。这似乎与作者那种超乎他人的识见颇有关系。虽然关于徽州的记忆，赵焰有更多更多的生动的细节，感性的甚至煽情而荡人心魂的，他完全可以一种赞歌式的抒情，去抒写心中最美最美的故事，甚至歌咏那因相对封闭而得以保留下来的粉墙黛瓦、幽深小巷，乃至背倚斜阳的那种久违了的田园牧歌。这当然是更多写徽州者的选择，一种文人的怅惘在新安江那跳金跃银的摇漾中渐行渐远。然而，这肯定不会是赵焰，他当然也算是文人，但这有关徽州的文字里，他却更似一个思想者。山山水水的绮丽里，他寻寻觅觅，不是为了单纯的怀旧，那种远逝了的辉煌，于他只是一份历史意义上的参照，是供他思索，甚至反省的标的。当然这也必然要涉及到具体的人与事，那些曾经存在过的，甚至叱咤风云的历史上的徽州人，也就在他的观照之中了。从朱熹、戴震、王茂荫、胡适、陶行知，从声名赫赫的胡宗宪、胡雪岩，从勤谨诚信的一代代徽商，到具有反叛精神的悲剧英雄汪华、方腊、汪直，洋洋洒洒一两千年的时空，都在作者笔下腾挪翻滚，徽州在他这儿，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绵长的文化的概念，更多的生动，乃至有血有肉的细节，是支撑这种概念的不可或缺的基础，而这其实也正是它之所以引人入胜的原因。

生动的细节十分重要，但过分的沉溺，或者纠缠的结果或者可能招致叙述上的本末倒置，毕竟这不是完全叙述意义上的例如小说的体裁，其思辩性上的意义赋予了它更丰富的思想及文化上的内涵。我特别欣赏作者这份跳出徽州看徽州的宏远襟怀，他时时把徽州置于一个更辽阔的平台来衡量，例如在叙述时十分注重以一种大历史的历史观来贯穿于文字的阡阡陌陌之中，叙事写人及说理，于是就呈现了一份豁然的通脱。在有关徽商这一族群的叙述中，他更多地联系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的情况，从尽可能宏大的场景上去条分缕析。这份冷静的睿智，似乎更多了些客观的成分，也使赵焰有关徽州的叙述更趋合度，因此也具有了一份浓郁的理性的趣味。

赵焰说他一直想描绘一个真正的徽州，在写这书时这应该是他努力坚持的理念。是否能够？恐怕仍然不好说，依不佞之见，到底不过仍然属于赵焰的徽州，但这也没有可遗憾的，他不是以“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为小标题来写徽州种种？徽州如梦似幻，空灵而迷离，在这片土地上游走，重要的是文化的领悟与享受思想的快乐。去过的或未去而想去徽州的，我以为何妨读读这书。（林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