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这本是很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

我们不愿“开倒车”的少年人，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没有一种彻底的见解，不能没有一种鲜明的表示。^[1]

此文出自于《胡适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很快加入《新青年》编辑群体，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中发挥重大作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他在哲学、文学、史学等诸多学术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曾影响一代青年学子。在思想、教育及文化界是公认的知识领袖。抗战时期，曾任驻美大使，战后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后，寓居美国，1958年就任台湾“中研院”院长。在政治上，坚持用和平改革的方式，走民主自由之路，对国民党当局，既有批评，又有辩护。1962年逝世于台北。编者简介耿云志，辽宁海城人，1 9 3 8年生。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等职。长期从事近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著述二十余种，发表论文和文章200余篇，有多篇被译成英文，其研究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奖励。所做胡适研究，受到海内外高度关注；所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一书，已在海外出版英文版。目前正在组织编写多卷本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