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匡夫,1946年1月生,浙江省江山县上余镇人。1965年12月入伍,1967年7月入党。1965年12月起任178团三机连战士、班长、排长、连支部委员。1971年3月起任178团政治处干事、党支部委员。1973年10月起任步兵60师政治部宣传科干部、副科长。1984年10月起任第20(集团)军政治部宣传处处长。1988年10月起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办公室副师职政工研究员。1990年9月任金华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96年2月任丽水军分区政委。1997年12月任金华军分区政委。2001年3月任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兼金华军分区政委。2002年7月任浙江省军区副政委。2004年1月退役。2002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已在金华军分区领导岗位服役10年的范匡夫,把清正廉洁看作是共产党员的本分、领导干部的品德,用权严格按党性原则办事,律己注意从点滴小事做起。官兵们说,范匡夫在金华为政10年,一尘不染,称得上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1999年,分区建专武干部培训基地,有37家施工单位报名投标。一位地方工程队老板找到范匡夫家,临走留下一个装有1万元现金的红包。范匡夫见状立刻拉下脸来,马上把分区后勤部长喊来,当面退回了红包。事后,他明确告诉后勤部长:“像这样搞歪门邪道的人,要坚决取消他投标的资格。”范匡夫铁面无私,在金华军分区尽人皆知;不管是谁,想通过送礼达到个人目的,在他那里都是行不通的。
在一些看似平常的小事上,范匡夫严于律己,从不讲特殊。下基层,他常常同驾驶员住一间房,用餐就在人武部食堂里,不许任何人搞超标准接待。每年春天新茶上市时,他都要到市场上购买一些,寄给远方的老首长、老战友,就连几元钱的邮费也不会让公家付。2000年5月3日,范匡夫的大女儿结婚,他向常委报告后,不事张扬,在分区招待所简单办了几桌酒席,只请了自家的一些亲戚。婚礼一结束,他就让妻子去结账,并对招待所领导说:“不许打一分钱折扣,回头我还要验收。”10年来,范匡夫从未在分区报销过一张应由个人开支的发票,从未占用过公家一件物品。
有的亲戚朋友认为范匡夫已是正师职“大官”了,又是金华市委常委,总希望从他身上得到点照顾。范匡夫对他们说,共产党的官,只能为党的事业服务;假如为自己谋私利、徇私情,那就不姓“共”了。他的侄子在河南某部当兵,弟弟、弟媳多次请他出面把侄子调到分区来,范匡夫始终不松口。不得已,88岁的老父亲拖着病身赶了100多公里的路找到他,一见面,老泪直流:“咱范家就这一个当兵的晚辈,你不把他调回来,我就不走了。”范匡夫动情地对父亲说:“您让我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办事,那我今后在部队说话就不响了,腰杆子也硬不起来了。”老父亲拗不过他,直到1996年临去世的时候还在念叨这件事。范匡夫兄弟姐妹中的14个孩子,除一个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工作,一个当兵在外,其余都在家种地。他从未用职权为自家的亲戚谋过半点私利。[1]
生活中的范匡夫
范匡夫走上师级领导岗位10多年,担任金华市委常委、军分区政委也有5年了,加上他是领导干部的先进典型,不只在金华,就是在浙江省,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然而,生活中的范匡夫,却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民角色:身着便服,在不熟悉的人眼里就像个憨厚的老农民,压根没有“州官之气”。外出开会或办事,往返途中,随便拣个路边小餐馆,来碗面条,吃完,上车走人。送二女儿范愿到浙江财经学院读书,他找了家小旅馆住下,觉着挺方便。去人武部检查工作,到了吃饭时间,他说什么也不去宾馆酒店,就在食堂和大伙一块就餐,吃得挺香。出差住宿,算计着省几个钱,他总是和司机同住一个标准间,觉得挺自然。应邀到衢州作报告,宾馆房间漏雨,把他的军裤淋湿了,服务员见他是大校,又是来作事迹报告的,连赔不是,要给他找条新裤子,他说"没事没事",穿着湿裤子就上了讲台。
范匡夫烟酒不沾,歌舞不擅(开心时也会五音不全地哼几句,却每每会招来女儿的讥笑),平生所好,惟书与足球。他每天必抽一定时间读书,通读古今历史典籍和马列著作。而欣赏足球在他是最大的享受。1978年后,世界杯足球赛几乎场场不拉,哪怕是半夜还是凌晨。看到精彩处会“哎呀哎呀”地忘情大叫,球星们在他的“哎呀”声中射门,在他的“哎呀”声中得奖;而足球迷的“哎呀”声也常常惊碎妻子、女儿的清梦,招来几声抱怨声。每逢此,他必会歉然一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