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书名：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04年5月1日)

平装: 792页

开本: 32开

isbn: 7010042616

条形码: 9787010042619

商品尺寸: 23.2 x 18.2 x 4.8 cm

商品重量: 1.2 kg

品牌: 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人民渴望在和平环境下重建中国，但人民的善良愿望，被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所打碎，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开始了。这场大决战最初的主战场，就在那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上。

刘统，1951年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1989年——200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责任编辑。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已出版的著作有：《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华东解放战争纪实》、《中原解放战争纪实》、《唐代羁縻府州研究》等。

引子“大时代展开了！”

第1章 重庆谈判

第2章 捷足先登进沈阳

第3章 十万大军闯关东

第4章 万事开头难

第5章 接收碰壁

第6章 初战山海关

第7章 锦州战役计划未能执行

第8章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第9章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第10章 和平的烟雾

第11章 秀水河子和沙岭战斗

第12章 平息通化叛乱

第13章 张莘夫事件与反苏浪潮

第14章 从和谈到破裂

第15章 夺取四平、长春

第16章 四平保卫战

第17章 退过松花江

第18章 《七七决议》指明方向

第19章 林海雪原剿匪记（一）

第20章 林海雪原剿匪记（二）

第21章 夜幕下的哈尔滨

第22章 清理内部，重整旗鼓

第23章 新开岭战役

第24章 陈云来到七道江

第25章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一）

第26章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二）

第27章 拾破烂建炮兵

第28章 暴风骤雨（一）反奸清算和“煮夹生饭”

第29章 暴风骤雨（二）砍大树挖财宝

第30章 暴风骤雨（三）反“左”纠缠，平分士地

第31章 夏季政势

第32章 四平攻坚战

第33章 建立强大的野战军

第34章 秋季攻势——全线出击

第35章 军工创业记

第36章 冬季攻势（一）：辽西三捷

第37章 冬季攻势（二）：辉煌的战绩

第38章 改造国民党俘虏

第39章 “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

第40章 战略的抉择

第41章 饥饿的长春

第42章 “战锦方为大问题”

第43章 塔山阻击战

第44章 雷霆万钧克锦州

第45章 长春解放

第46章 黑山阻击战

第47章 辽西围歼廖兵团

第48章 胜利

尾声：历史不会终结

参考书目

东北解放战争各战略阶段国共双方序列表

……

《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编辑推荐：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原国防部长迟浩田题词，肖劲光、杜聿明、卫立煌、陈诚、廖耀湘、曾泽生……近百位国共当事人、东北解放战争亲历者集体口述回忆！东北解放战争亲历者编写，国共将领当事人第一手权威资料，最珍贵的口述战争史资料。
目前众多关于东北战争题材的影视剧、纪录片编剧素材史料均来源于《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东北解放战争亲历者最珍贵最权威的口述：迄今为止国内首部全景展示东北解放战争各个阶段斗争史实的撼世之作，近百名亲历者口述、日记、回忆录，绝版珍贵！
100多幅珍贵图片，图文并茂还原历史现场。
众多关于东北解放战争题材电影、纪录片拍摄素材，都是来源于《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亲历者口述内容。
党政机关、军队系统团购推荐读物：符合历史发展观，全国各级政府党政干部、部队等最佳学习参考读物。

经过一年的努力，《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终于出版了。诚如我们在本书扉页上写的，本书是为纪念东北解放四十周年而献给希望了解东北解放战争历史的读者，献给曾经参加过这场伟大革命战争的战友们，也是为了缅怀为解放东北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千千万万的烈士们。当然，在新的长征中——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也需要继承和发扬解放战争中英雄们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也是我们编辑这本书的目的。
我们已经离休了。回忆往事，在我们的革命生涯中，难忘的三年东北解放战争是雄伟的、壮观的，值得歌颂的英雄事迹是数之不尽的。为了真实地反映当年的战斗生活，我们采取“文摘”和根据史料编写的办法，通过战争亲历者当时的记录和回忆，尽可能地把东北解放战争的概貌，展现在读者面前。
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编辑这本书严格遵循的原则。我们所收集的文章、资料，以及编写的战争发展概况、大事记等等，都要求符合历史真实，经得起检验。对于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历史人物和英雄人物等，不以今日之非否定昨日之是。当然，由于我们当时参加斗争实践和当前收集材料以及认识的局限，本书也可能会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指正，以便以后可能再版时补正。
本书的编纂方法，是运用回忆、资料、概述、谈话、日记、新闻通讯和重要文件等形式，表现东北解放战争各个发展阶段的斗争史实，从而使读者对于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到东北全部解放，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因此我们编写资料、摘编长篇文章时，均从这一需要出发，相信作者们是会理解和谅解的。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本书个别篇章中有关的时间、地点、数字、部队番号、人物等方面资料，相互之间可能有不尽一致之处。为了尊重历史和作者，我们都未加改动。有一些文章是从报刊和书籍中摘录的，由于时间仓促，未能一一征求作者和出版社的意见，特在这里表示歉意和感谢。 从1946年到1948年，东北共组建了十二个纵队，几十个独立师，以及许多地方军区部队，还有炮兵纵队、铁道兵纵队、骑兵部队。我们在编写本书中，都力求对他们的事迹有所反映，并标明当时的部队番号。由于篇幅所限，只重点选用了几篇地方及人民支援前线的文章。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得到总政治部、沈阳军区、广州军区以及原属第四野战军的集团军、师、旅的有关同志和几家出版社、杂志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军队转业干部、深圳小汽车出租公司经理吴炯声等同志也给了我们以帮助。在此，对关心、支持本书编写工作的所有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编者
1988年8月1日

前言
欲说当年好自豪
朱悦鹏
白山黑水的召唤
1987年8月14日，我的日记里有如下记录：
又想办两件事，不知能否找到“战友”。
一、想办一张红白喜事报（周报），专门就婚丧嫁娶进行报道、宣传，移风易俗，树立社会主义新风。人力当不成问题，唯一的顾虑是得不到批准，领不到“通行证”；
二、编写一本“战东北”的书。这也不难，发愁的是出版经费问题。
其实，这两件事，早已在我脑子里交织着思考。为了叙述方便，我先讲第二件事。
编写完《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册》以后，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主要在家里养病。期间，我偶尔看到了一本反映东北解放战争的小说，我觉得这本小说严重歪曲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丑化了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形象。对于不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是一种误导！我作为一名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全过程的老战士，读完小说后，心里极不舒服。当即，我把小说拿给干休所几位参加过东北解放战争的老同志看。他们看后，都与我有同感。奇怪的是，这本小说居然成了热销书，受到了不少人吹捧。
当时，社会上多种思潮“争相斗艳”，那些妄图否定革命战争，否定革命传统的文章也纷纷出笼，有的甚至说：“不打那几场内战不好吗?”有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插曲，其中一句歌词是：“欲说当年好困惑！”而有人把这个“当年”推得太广，似乎对整个革命历史也困惑了。如果要我说当年东北解放战争，我好自豪！我认为，东北解放战争是我党、我军历史也是中国革命史光辉灿烂的一页。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成长与这段历史也有着血肉般的联系。所以，我容不得任何一点对那段历史的曲解和抹黑！
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后，我军十万大军火速开进东北这一战略要地。中共“七大”选出的77名中央委员中有22名被派往东北。国民党部队也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纷纷开进东北，与我军争夺这个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要地。我大约在1946年的4月中旬，离开延安，奔赴东北。那时，我刚满19岁，因为我身体一直瘦弱多病，在延安最艰苦的岁月里，又得过一场重病，是党把我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那时，我给三旅首长当秘书，旅长贺晋年是1928年入党的老革命，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陕北红军的师长、军长，抗日战争期间，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几位著名旅长之一。起先，贺旅长不让我去东北，要我到西北局报到，潜回西安去做地下工作。我急了！我说，我回西安去做地下工作不合适。因为离家太近，容易遇到熟人，一旦暴露身份，对党的地下工作极为不利。再说，谁不知道，现在革命最需要的地方是东北，从延安这边调去的干部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贺旅长也不好驳回我的理由。我也明白，首长是为了照顾我。我又跟贺旅长要带走的作战科长尉建畴说。尉建畴告诉我，贺旅长其实很想带我走，只是我身体瘦弱，担心我到了东北吃不消。从延安辗转去东北战场，路途遥远，怕我半途身体垮下来。我想，只要我自己坚决，贺旅长就会收回成命。于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我们几个人去东北的伙食费、路费从供给部领到手里，到旅政治部开了几个人的党员介绍信，等出发那一刻，贺旅长也没办法，只得说：“你这个小鬼！我可是为你想，你坚决要去东北，就一起走吧！”
我们从陕甘宁边区的定边县动身赴延安，然后转道山西。从延安动身时，贺旅长要作战科长尉建畴、医生张剑夫、秘书朱悦鹏和一个警卫员、一个通信员，骑马先到山西兴县贺龙司令员的120师总部，他同贺龙一起乘汽车前往兴县。我们5人，连骑带牵共7匹马，5月初过了黄河，到达黑茶山下的山西兴县，暂住贺龙总部所在地蔡家崖。这里是老根据地，又靠近黄河，环境、生活条件比陕甘宁边区的定边县好。站在住地，远远望去，巍巍的黑茶山像一条巨龙遨游在天空。原来，就是这座黑茶山，在我们到来之前不久的4月8日，吞噬了博古、叶挺、王若飞等我党十多位优秀同志的生命。那天，他们自重庆乘美国人驾驶的飞机回延安，飞机迷航在那黑茶山上遇险，机毁人亡。我们到达蔡家崖时，这里正在展出黑茶山遇难者的照片，悼念活动还没结束。从照片上看，殉难者的遗体惨不忍睹。我们一行参观后，人人心情悲痛万分。不曾想八年艰苦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如今这些烈士竟不能分享抗战的胜利，意外地如此遇难。
我们在贺老总的司令部休息了20多天。每天清晨，看见贺老总叼个烟斗，拉上他的枣红马，让他的男孩骑上，到山沟的小树林、小溪边去散步。后来得知，贺龙一直想挽留贺晋年在吕梁军区工作，党中央决定贺晋年还是速去东北。我们终于离开了兴县，继续向东北战场进发。我也不便多问其中的故事，只听贺旅长说过一句话：现在，东北更需要干部，东北的事情更复杂！
我们一踏上东北的黑土地，正赶上部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一战略方针。我们到了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东北局决定贺晋年任合江军区司令员，于是我们赶往佳木斯，参加剿灭土匪、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战斗。在合江地区剿匪8个月，在以张闻天（洛甫）同志为书记的合江省委一元化领导下，在友邻部队及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贺晋年和谭友林两位司令员率领剿匪部队消灭了大部土匪，活捉了匪首、国民党委任的上将谢文东、李华堂，合江的根据地基本巩固了。1947年4月，我又随贺晋年到新组建的东北骑兵纵队，贺晋年任司令员，我被派到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在行军作战生活中，我的体质稍好了一些，但仍是骨瘦如柴。
我庆幸自己没有如贺旅长所担心的那样“死在途中”。但我也很难说清，我一路上是怎样“拖”到松花江边的。1947年秋季攻势，我们师收复了公主岭，在一个烧锅里（酒厂），见了一台磅秤。许多人好奇地上去称体重，我也称了，还不足45公斤。从那时起，我就立下了宏图大志：要为体重50公斤而奋斗！可是，实际上，在那种艰苦的战争环境里，我这样的兵，能够保证不低于45公斤就不错了。
解放前的东北，是9个小省，包括如今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的东部、河北省的承德地区，是我们伟大祖国神圣领土的重要部分。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战略地位突出，历来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所垂涎。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曾经实行“不抵抗主义”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跑来“接收”东北，妄图抢占胜利果实。但是，任何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违背人民意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东北人民开展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人民解放战争，经过3年的较量，国民党反动派的百万大军被彻底消灭，人民取得了胜利。
东北地区的解放，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共中央的贺电指出：“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积极援助下，从1945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胡匪共达110万人。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配合，在三年的奋战中共歼灭敌人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的全部土地和3700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事实证明，东北解放后，我百万大军人关，仅仅经过一年的时间，到1949年年底，全国除西藏、海南岛和台湾，绝大部分土地和人民都获得了解放。
我们参加过东北解放战争的人，更知道解放全东北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东北人民解放军（1946年1月前称东北人民自治军，1948年1月前称东北民主联军，后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1949年初改称第四野战军）的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下，同东北各级党组织、民主政府和各族人民携手并肩，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数量和装备都占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大小无数次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的战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业绩，涌现出了许多舍生忘死大智大勇以董存瑞为代表的英雄，写下了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我认为，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在许多人热衷于“向钱看”，甚至有人在光荣的革命历史面前感到“困惑”的情况下，回顾一下3年东北解放战争的历程，看一看东北军民当年怎样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达到了胜利的目的，对于正在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人们，具有启发意义，而这也正是我们所能做的工作。珍惜我们的革命历史，让革命历史为今天所用，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我好像听到了白山黑水的召唤，很快就定下来，书名就叫《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激情是一种动力
编书，解放军报社干休所有的是人才，不必外找。
我只联络了三位，他们是：刘道新、张文荣、邢志远，都是解放军报社离休不久的资深编辑或记者，又都是第四野战军出来的，参军后一直做文字工作。我向他们提起联合编写一部《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的书，他们都很有兴趣。谈起来，可以说人人激情满怀，都把这件事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大家特别提到：自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以后，经过批林整风，有些人思想出现了一点片面性，好像因为林彪是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连累得四野也不行了，连四野的事都不能提了。原四野部队许多人都感到压抑，觉得抬不起头来。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情况虽然有些好转，但此风并未消除。因此，大家对编写这样一本书，满怀激情。大家还认为，目前，反映这一段历史的书不多，更少见有分量的。刚好，东北解放40周年（1988年）即将到来，这给我们出版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好契机。我向这几位同志说了三句话，表达我们编写这本书的意愿：
——纪念辽沈战役和东北全境解放40周年
——献给希望了解东北解放战争全貌的读者
——献给曾经参加东北解放战争的战友
这是我们编书的初衷和精神动力（后来我们将这三句话印在书的前页）。我也考虑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经费问题。先不说印刷出版费用，仅收集资料所必需的出差费就很为难。但是，大家情绪很高，一方面商量积极筹资，一方面立即着手查阅资料。我以我们4人的名义，给报社的领导写了信，请他们批准去报社图书资料室查阅资料，并给予复印材料之便利（复印费先记账）。决心既下，不等筹款到位，大家就动手干起来了。我坚信一定能克服困难，办好这件事，完成我们这个美好的夙愿。
不用说，我们都有个共识：一定要保证历史的真实。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绝不会因为某一个领导人的功罪而改变历史本身，也不应因某人的离去而造成历史空白和断层。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充分收集资料，而且要原汁原味的！
接着，我又联络了王迪康同志。他原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也离休了。我和他曾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见过面，那时他在民主联军总政宣传部当教育科长。一次，我从前方回哈尔滨汇报部队宣传工作情况，肖向荣部长要他接待我。我这次向他提起编写《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很需要他合作，也十分希望他参加，他满口答应了。他觉得做这件事，是我们这些老同志应尽的职责。改革开放是新的历史长征，更需要继承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战的精神。应当趁老同志都还健在、都还能做事的时候，把这件有益于子孙后代的事办好。他更有一种只争朝夕的劲头，认为一天也不能拖（我们关于第四野战军的两部书编出几年以后，王迪康同志就去世了）。
我的日记上记着：1987年10月15日，王迪康同志来电话说，总政治部秘书长栗光祥同意批给1万元作为编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的经费，并说已得到总政治部周克玉副主任批准。我一听兴奋起来。我原打算至少筹集6万元，连印刷费都解决了。现在，得到1万元，也不错了。我们虽然是几个人凑起来编书，是“民办”，但总政领导也给我们开绿灯，给予实际的支持，可见我们办的这件事确实合乎时代需要。我和大家说，反正我们编这本书不是为了赚钱，我们也赚不了钱，能印四五千册就不错了。为了保证出版社不为出这本书赔本，大家说可以联络原第四野战军的部队（还有七个集团军建制），动员他们各家买几百本，估计就能让出版本书的出版社吃颗定心丸。
王迪康这个电话是晚间10时打来的。接完电话后，我考虑了好久，觉得这项工作万事俱备，东风也来了，编辑工作可以正式展开了。应该说，我们有能力编这部书。我经历了东北解放战争全过程，不仅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而且有一份特殊的激情，这将是我的一种宝贵的动力。1952年，我调中南军区政治部工作后，军区司令部编了一部《东北野战军战史》（初稿），当时解放战争刚刚结束3年多，就主编四野战史，所以资料丰富，观点比较准确，军区司令员的秘书迟泽厚送我一本，我一直保存着；1961年，罗荣桓元帅要求修编东北战史，成立了政治、军事、后勤三个编辑组，总政治部副主任、原四野一纵队政委梁必业同志要我参加政治工作编辑组。我们住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紧张地干了将近一年。我想，这就是我们编《东北解放战争纪实》这本书的“物质基础”吧。
接到王迪康电话的第二天，我立即找刘道新、张文荣、邢志远三人商量，安排日程。几位听说解决一点资金，情绪更高。经讨论后，形成了几项决议：由我起草一个编辑大纲，作为收集材料及日后编辑工作的依据；刘、张、邢三人月底前查阅资料，抄出题目及内容，经讨论后再复印；我们还决定，力争11月或12月，分别去广州、沈阳、兰州军区及原四野所属的几个集团军收集材料。
我花了两天时间，起草了《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的编辑大纲，全书拟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八•一五”我军出关进入东北，到撤退至松花江以北（1946年6月）；第二部分：建立根据地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1946年东北局“七•七”决议到1947年4月）；第三部分：夏季、秋季、冬季攻势（1947年5月至1948年3月）；第四部分：辽沈战役东北解放（1948年9月到11月）。大纲还列出了各部分的细目，供收集材料时参考。大家基本同意我起草的这个大纲。
对于编写此书的体例、要求等有关问题，我们也很快达成了共识。在我代笔撰写的此书《后记》中，有如下记载：“本书的编纂方法，是运用回忆、资料、概述、谈话、日记、新闻通讯和重要文件等形式，表现东北解放战争各个发展阶段的斗争史实，从而使读者对于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到东北全部解放，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因此，我们编写资料，摘编长篇文章时，均从这一需要出发”。
“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编辑这本书严格遵循的原则。我们所收集的文章、资料以及编写的战争发展概况、大事记等等，都要求符合历史真实，经得起检验。对于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历史人物和英雄人物等，不以今日之非否定昨日之是”。
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统一后，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分头行动起来了。
突然觉得春来了
我们决定分头去原第四野战军七个集团军及沈阳、广州两个军区收集材料，我和邢志远跑南线——广州军区的两个集团军，刘道新、张文荣跑北线——沈阳军区的两个集团军，王迪康去一个集团军，还有两个集团军另抽时间拜访。
1987年11月，我和邢志远先到驻广西柳州地区的那个军。已离职的军长郭庆正在主持军史编写工作。他是辽宁人，1947年参军，对本部队历史了如指掌，对写军史有感情。他像许多支持编辑出版这本书的同志一样，对亲历东北解放战争，很以为自豪。他觉得，能为部队树碑立传，为牺牲了的革命先烈立传，也是一种责任。遇到这样有共同语言、共同感情的老同志，对我们也是幸运。郭军长还代表军领导为我们“接风洗尘”。我们很过意不去。郭军长说这样招待我们，一则因为我们都是为先烈们树碑立传的，二则因为我们是离休干部。离休了，不在家里图安逸，还跑出来为部队做贡献，难得。军里的党史、军史办公室很快给我们送来了材料，他们正在编写的军史初稿——解放战争部分，也给了我们一份，真称得上全力支持了。
在这个军里，我们还见了军政治部张主任和宣传处刘处长，和二位交谈了很长时间。我也提出，希望在书出版后，部队能买一部分。他们表示，我们编的这本书，对部队革命传统教育很有用。待书出版后，部队要购买一些，起码一个连队（党支部）要分配一本。刘处长坦率地说，他们经常接到要求买书的单子。他对这种“订单”，有点招架不住了。不买吧，要得罪人；买吧，多数书对部队用处不大，经费也很困难。我一听，心里有点儿虚。我也知道，购书，不能强人所难，不能变相摊派。书也是一种商品，需要有钱才能买，二者缺一不可。而我却带了一点推销任务，来了个“老王卖瓜”。多亏军里的同志都说，像《东北解放战争纪实》这样的书，编得好，肯定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对部队肯定有用，该买的书还得买，我才得以安慰。直到离别时，郭军长和政治部张主任又为我们饯行，我们实在不敢当。看到部队领导干部这样热情，这样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惟有加鞭奋进才是。
我们从柳州到桂林陆军学院采访四野的老同志，原41军的王瑞堂将已写好的几篇文稿送给我们，其中一篇被收在书中。
我们从柳州坐火车来到广州。
在广州，为了节省住宿费，我们和军区政治部接待的同志商量，希望少花钱或不花钱。想出的办法是：住在军区党史办公室里。办公室临时设在珠江宾馆东楼五层，一个套间。我住里间的主任办公室，有四张桌子一张床；外间是会议室，有两张床，由邢志远住。白天，他们来办公，我们外出找资料；晚上，他们也不上班，我们就安心睡觉或“开夜车”。不花一分钱，条件还不错，我和邢志远都乐了。
我们和广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的同志接上了头，他们按照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孙志诚的指示，尽力支持我们。他们并不因为我们是“民办”，就另眼相看，因为我们都是“修史”的，就是在一条战壕里摸爬滚打的战友。对我们也是有求必应，只要他们有材料，都可以给我们看，绝不“保密”，一定尽力支持我们。当我们去党史办看历史材料时，他们果然全盘托出，共有十几麻袋，任我们翻，任我们挑。最宝贵的是，里边有30年前“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征文”的未用稿。我重点翻阅了记述我军初进东北时期的一些稿件，大部分内容丰富，语言朴素，感情真切。我认为，那时的稿件是不会掺假的。意想不到的是，有个麻袋里还留有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几篇战地日记，那是1947年12月至1948年1月写的。这是“三十年征文”的应征稿件，我自己也忘记了。重读这几篇日记，不觉又想起了40年前的战地生活，心情激动，更促使我要努力把这本书编好。
在广州，我还拜访了我认识的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几位老将军，其中有我的老军长刘转连中将，副军长欧致富少将（都是1955年授的军衔）。刘已75岁，患上肺癌了，骨瘦如柴，生命尚可维持一些时日，头脑仍清醒。他讲起40年前在东北的战斗，时间、地点都脱口而出，很准确。他将他写的1946年4月解放哈尔滨的一篇回忆文章《哈尔滨回到人民手中》给了我。当时，他是359旅旅长，解放哈尔滨的军事副总指挥。文章讲述了我军解放哈尔滨的经过情形，突出了战前决策过程中陈云同志的活动和我军进驻城市后的政策、纪律。看后，使我对哈尔滨这座城市如何回到人民手中，也有了更全面、准确的了解。我从老军长手里接过稿件的一刹那，心里为之一震。离别30年，今次见面，恐怕是最后诀别了，我禁不住生出苍凉感。从此，每见到一位老领导、老同志，我就无端生起感慨：来日不多了，抓紧做事吧！特别是对一些活史料的收集、核定，真该有“抢救”心态才行。
很有意思的是，这次，我们解放军报驻广州军区的几代记者都聚会了。我1963年由周总理签名的委任状，任命我为解放军报社记者处处长，这几代记者我都很熟悉。这使我联想翩翩，十分振奋。50年代我也曾当过几个月的记者，60年代的是邢志远，70年代的是吴式堂、孙扬饮、杨先厚，80年代的是赵可铭。我和邢志远离休了，另四位已调离，走上了新的岗位。赵可铭已任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这正是我们的革命事业的一种象征，一茬一茬的人，像接力赛跑一样。我的一生，很难得有这么一次聚会，谈起我们“自找苦吃”，编《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大家都为我们加油打气，我也仿佛变得年富力强了。
我们在某集团军同样受到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雷鸣球政委等军的领导希望我们早日把书编好，主持写军史的谢更生同志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材料，该军还答应书出版后要订购一批。
如果要历数部队同志对我们编写工作的厚爱和支持，真是没完没了的。我和邢志远走马灯式地跑了两省五市十来个点两个集团军，收获不少。回到北京后才感到有点累。王迪康也从陕西回京。他来电话说，这次到某军，也得到了部队同志的热情支持。从沈阳回来的刘道新、张文荣也传达了一个同样的消息：目前，部队最需要这样的书，也希望本部队的历史功绩，特别是英模人物的事迹，能尽可能多地在书中反映出来。这些信息，对我们确实是很大鼓舞。我们所做的工作，能够切合读者需要，真是不胜荣幸。现在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抓紧把这本书编好，不仅内容真实、丰富，还要让部队指战员这一特定读者群喜闻乐见。有了好书，加上特定读者对象，不愁没有市场。
同样，驻守在华北地区原四野的两个军，也提供了他们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材料和回忆文章。在北京四野的一些老同志，得知我们正在组编《东北解放战争纪实》，都给了我们鼓励和支持。曾任彭德怀元帅办公室主任的王焰同志见了我，说党史资料出版社出了一部《阵中日记》（二本），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1946年11月至1948年11月的作战纪要。不等我开口，他就把这本书送给我看，供我们参考。我觉得，能够完整地保存这样一部作战纪要，很不容易。这是客观的历史记录，不带任何偏见，当时怎么做的，就原原本本记下来。我战斗和工作过的几支部队，在阵中日记里也留下了不少记载，那都是我所熟悉的人和事。像这样有价值的史料，对我们的编写工作真是太重要了。
1988年元旦一过，我们几个人就展开了充分讨论，理顺思想，过滤资料，明确分工，分头干起来了。依据大家讨论认同的编辑大纲，我负责编第一部分，即我军初进东北的一段，并负责编写一篇《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说编书，并不是简单地一把剪刀加一瓶胶水。为确保全书整体性，让读者能全面地了解东北解放战争，在每人负责的一部分和记述重大事件、战役的文章前，都以编者的名义写一篇概述和背景介绍，以保证全书的连贯性。这些，工作量还是挺大的。那天，我们分工以后，干休所的莘华印所长还特备小宴，庆贺我们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每个人的编写工作进展都比较顺利。我们总计查阅了上千万文字的资料，最后定稿付印的只有51万多字。其中，有我们以编者名义写的“概述”、大事记等5万余字，刘道新、张文荣、邢志远三位都按时交了卷，最后由刘道新润色，我和王迪康定稿。
这时候，我好像突然看见：春来了！院里的草皮绿了，树也长出了葱郁的新叶，我养的几盆花早该换新土了。我终于抽出时间，骑上自行车去花店买了三包君子兰土。换土时，发现有盆君子兰的花蕾要绽开了。真想不到，我忙得也顾不上伺弄它，它还是那么皮实，竟悄悄地要开花了。
就在这样春光明媚的5月，我们终于向长征出版社交了稿，并签了出版合同。我们把编写《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向当时健在的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现任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做了报告，并请他写一篇序言。肖大将立即答应了。他在序中说：“如果由于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更多的同志研究东北解放战争的热情和兴趣，那将更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序中说：“作为东北地区军队的一名领导成员，看了这本书，很自然地产生了亲切和喜悦的心情。”按我们的计划，《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在纪念东北全境解放40周年前夕——1988年11月出版了，共印刷发行12000册。总的说，这本书还是受到欢迎的，特别受到原属四野的部队指战员的普遍欢迎。曾任武汉军区副政委的谢镗忠将军等一些老领导还给我们来信祝贺，肯定《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的问世。谢将军还动员已离职的军区其他领导同志购买。
《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出版后，我们打算把第四野战军从平津战役到解放海南岛战役也编出一部书，但困难的仍是经费。大家说，再努把力，看能不能想到办法。王迪康说，他再试试给总政治部有关领导说说。一个月后，迪康同志给我来电话：总政周克玉副主任批示总政宣传部，从宣传经费里解决。宣传部研究室主任杨国庆同志直接打电话给我，说上级指示，要我们从研究室的经费中拨钱给你们，我这里只有一万元了，顶多给你五千，行不行?我十分感谢杨国庆同志，说我们就把一毛钱当两毛钱花吧。国庆同志也积极支持我们把第四野战军的书编下去。不幸的是，不久他因患胃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我们又从几百万字的材料堆中挑选出第二本书范围内的文章。但平津战役以后的重要战役的文章十分缺乏。于是，编辑组又开了一个单子，找找在北京的原四野军、师以上领导人，约请他们撰写，或将已有的材料或文章给我们，由我们编写。我们几人都是做军队新闻工作的，在军队里认识不少同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首都报刊单位，也有在战争时期采访过四野的记者，或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新闻干部。原四野一些军以上指挥人员，知道我们要编《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时，纷纷拿出自己已写好的回忆录送给我们，如原四野五纵队司令员万毅的《丰台之役》，原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的《攻克密云》，原一纵队政委梁必业的《主攻天津》，还有莫文骅、王东保、吴瑞林、欧阳文、张池明、宋维栻等军、师级首长，都寄来了他们的回忆文章。我们按照《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的编辑方针、体例，拟好了编辑大纲，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在1992年5月1日完稿。《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快要定稿时，我们觉得需要请一位原四野的领导同志写一篇序言。我们选定萧克上将。萧克是平津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布进军江南的命令时，到第四野战军任参谋长的，四野解放华中南的全过程，他都参与了指挥。我们通过萧克将军的原任秘书，将这个想法报告了他。萧老立即同意，并两次在家里接见我们。他翻阅了《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听了我们编完《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一书的情况汇报，向我们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四野南下后几个重大战役的决策、实施过程。萧老最后决定将他已写好的《难忘的战斗历程》（回忆四野进军华中南），作为我们这本书的代序。我们遵照萧老的重要指示，又对定稿做了修改。当我们把这本36万字的书稿送给解放军出版社吕英社长时，他和几位副社长立即同意由他们出版。1993年5月，《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正式出版了。
从1987年8月到1993年5月，历经5年，反映从东北民主联军，到东北人民解放军，到第四野战军的征战历史的两本书，终于全部奉献给了读者。我也在向生命征程最后一站的冲刺中，了却了自己的一大心愿。

作为读者，我曾拜读过这两本书（指《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我为他们所搜集的史料之翔实、丰富所震惊。但是那本51万多字的《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其中就有30多篇文章，是由当时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军以上将领如萧劲光、黄克诚、伍修权、萧华、梁必业、梁兴初、吴克华、詹才芳、彭嘉庆、贺晋年、刘震、曾泽生、杜聿明、廖耀湘、陈明仁、范汉杰等人撰写的第一手珍贵史料。……更适合部队作为优良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他们辛勤劳作的成果，将永远被历史记录在案。
——解放军报原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杨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