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仲兴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费仲兴主要著作有《线性代数》、《汤山觅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7卷和39卷、《城东生死劫》等。

“南京炮校”坐落于汤山镇，是南京的“东大门”，也是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向南京进攻的最后关口。平时，费仲兴喜爱骑车在学校周围遛弯。为了回答学生对“炮校”历史的追问，这位教授有时会探访附近村庄里的老人。

2001年5月的一天，宕山村年近80岁的崔广荣对费仲兴说起，75年前的春节，“炮校”附近的村庄曾被日军放火焚烧。

费仲兴很惊讶。此前他一直认为，南京大屠杀仅发生在南京城内及长江南岸。他跑图书馆、档案馆，查找汤山镇的这一段历史，几无收获。他开始琢磨着，要寻访在世的大屠杀见证者。

对费仲兴来说，这就像是一道“证明题”，需要严密的推论过程，且和所有学术研究一样，“来不得半点虚假”。

一碗稀饭下肚，跨上自行车，费仲兴一般早上7点就从学校出发。2001年他已年近60岁，体力正在衰退，最初他制定的目标是以“炮校”为圆心，半径15公里范围内的村庄，要挨个去一遍。

遇上村民他就打听，村上是否有80岁上下的老人健在。找到人，他先核实年纪，然后便问，“还记得跑反时的事？”“跑反”就是躲避战祸，在汤山工作多年，费仲兴熟悉这里的方言。有些老人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南京大屠杀”，但说起“跑反”的经历，“他们刻在脑子里一样，清清楚楚。”费仲兴说。

“现在讲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一位老人曾反问他。“我要把你吃过的苦记下来，讲给我的学生听。”他答。

最初两年，他的调查只在周末进行。 2004年退休后，只要时间和天气允许，他都会一早出发，调查的范围也逐渐扩大。

“再不搞清楚，就来不及了。”费仲兴觉得时间越来越紧迫，当年见证历史的老人，正在大批逝去，他停不下来。

早上出门，中午回家，下午把谈话记录整理好，再敲进电脑里——费仲兴严格遵照着这样的时间表。在他书柜的底层，摞着十几本笔记，翻开来看，除了密集写满行间的口述，更显眼的是间或出现的一组组人名。

“说清楚一件事，要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费仲兴扳着手指头慢慢说道，然后他竖起大拇指，重重地强调：“这几个要素中，人是核心。”

费仲兴在言家村与村民交谈因此，人名是费仲兴最看重的事。在他看来，每个名字都曾是一个具体的生命，他要记下他们生前的样貌和临终的惨状。大部分遇难者姓名完整，但也有“小道士”、“秦大饼”这样的绰号。老人说不出完整名字的，费仲兴就在姓氏后画上圆圈。

有时，为了确认一名遇难者，他要找好几位老人独立叙述，相互印证。90岁的庞家边村民刘素珍曾目睹日军“削梨一样”屠杀了13名“跑反”者，费仲兴花了3年时间才找到他们的原籍，证实刘的口述，并获知8个姓名。

一个有价值的访问对象，费仲兴至少要谈3次，最多的要谈十几次。费仲兴习惯先让被调查者“无拘无束敞开来聊”。事实上，除了拍照和确认细节，最后他还会将整理好的材料逐字逐句读给老人听，让他们审校事实。

20个世纪80年代，南京市政府曾发动全市力量，找到大量当年的大屠杀幸存者、遇难者家属进行口述回忆。但这一调查，并未将城外、郊区发生的屠杀纳入统计。

从2004年起，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先后3次立项资助费仲兴的调查。在合作开展的研究活动中，他为志愿者们做方言培训，也为暑期实践的大学生担任领队。

“手把手地教是费老的一贯作风。”王民田回忆道。

一些了解他的同事和学生也曾因钦佩和好奇跟随他走街串巷，寻访老人，但“去个一两次就不再去了”。

身边的同道来来去去，只有费仲兴仍数年坚持奔走在田野调查的路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叫“走进历史的深巷”。然而，这“深巷”中，能被他觅得的人和事，都正在消失。

“这可以说是抢救性的工作。”戴袁支表示。

费仲兴把访谈对象的照片翻得哗哗响，“看这个，再看这个，不过一两年，这几位都不在了。”

在能够被回忆和陈述的往事里，有人失去家人，有人失去邻居和朋友，有人在刺刀下受了重伤，有人至今因受枪声刺激而听不得鞭炮响。“但大多数人都很平静。”费仲兴表示，“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

几年下来，他跑遍了汤山地区3个镇子100多个村庄，超过半数遇难者的故事和名单，是他用自行车蹬回来的。因为身体日渐衰老，他添置了电瓶车。要去更远的地方，他就坐长途汽车。熟悉他的师生遇见他总会问，“又出去啦？今天去哪？”

最终，费仲兴的名单上共有834个名字。他收集来的口述被编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他寻访来的名字被刻上遇难者名单墙。

比起名单上的逝者，费仲兴同样关注幸存者。在访问过的350位老人中，他帮助22人成功申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放的“幸存者证书”，从而让他们得到生活补贴，很多人的子女都和他保持着联络。戴袁支戏称，“老费好人一个，是军民关系搞得最好的军人”。

83岁的潘巧英至今记得父亲被日军刺死时的景象。那时她只有7岁，前一刻刚饱餐了一顿肉菜，蹦蹦跳跳地出门去玩。后一刻，她已躲在炉膛边的柴草里，眼睁睁看着刺刀把自己变成孤儿。带着这位幸存者，2011年12月，费仲兴受邀登上了日本8座城市的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会论坛。某次宣讲，日方反对者用喇叭对着会场高声抗议。然而，他并未感到畏惧，“因为说的是真话，所以一场比一场讲得更好。”

历史的证言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比对着如今的“炮校”办公楼，费仲兴举起一张黑白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还是不难看出，照片里拍摄的正是那座颇为宏伟的建筑。

费仲兴不想煽动民族仇恨。他也会用佳能牌数码相机，更不反对人们购买日货。对于中日关系问题，这位老人读报纸、看电视，保持关心，谨慎谈论。

只是当日本人拿出种种证据，证明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时，他心里就较劲儿了。“这重要、那重要，还有什么比教育下一代更重要呢？”作为老师，他希望自己能让学生以史为鉴。而作为数学研究者，他更想为这道“历史的证明题”提供“证明条件”。

2003年，南京汤山湖山村建起了民间第一块纪念大屠杀遇难村民的石碑。上面刻有费仲兴等人提供的名字，建设也有他的捐款。此外，他还查清了1938年春节日军在西岗头制造大屠杀惨案的真相。2006年清明，在南京市江宁区西梅村西岗头，另一块更大的纪念碑高高耸起。

“费仲兴教授堪称南京大屠杀民间调查第一人，一位非历史专业出身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方面的专家。”在为费仲兴撰写的书稿《城东生死劫》作序时，张连红写道。

在这面中国的“哭墙”上，已经刻下1 万多个名字。然而费仲兴总觉得，比起30万，这面墙还显得空空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