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十二帝王传

书 名: 罗马十二帝王传

　　作　者：（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　，田丽娟，邹恺莉　译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10-1-1

　　ISBN: 9787542631596

　　开本： 16开

　　定价: 38.00元

罗马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它创造了一段难以泯灭的光辉历史。在它的承接之下，被蛮族践踏的欧洲文化得以残存那一丝丝理性和文明。它造就了相对文明的欧洲，而不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以刀剑相向来争权夺位的野蛮欧洲。而在造就这段文明的漫漫征程中，帝王无疑成为了重要的领路人。

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鲁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罗马帝国早期的著名纪传体历史作家。像许多古代学者一样，作者详细地记载了许多别人的故事，却没有留下关于他自己的事迹。关于他的出生年月，至今无人说得准确。苏维托尼乌斯在《罗马十二帝王传》和《名人传》中也只给了人们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 《罗马十二帝王传》是苏维托尼乌斯的传世名作，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著作之一。该书所写的是处于历史中心地位的人物，但苏维托尼乌斯很少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而着意搜集正史所不传的东西，是帝王们日常的政治活动和私人生活，其中不少奇闻逸事，类似秘史。

第一章　 尤利乌斯· 恺撒（后来被奉为神）

　　第二章　奥古斯都（后来被奉为神）

　　第三章　提比略

　　第四章　盖乌斯（卡利古拉）

　　第五章　克劳迪亚（后来被奉为神）

　　第六章　尼禄

　　第七章　盖尔巴

　　第八章　奥托

　　第九章　维特里乌斯

　　第十章　韦斯帕西恩（后来被奉为神）

　　第十一章　提图斯（后来被奉为神）

　　第十二章　图密善

罗马十二帝王传罗马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它创造了一段难以泯灭的光辉历史。在它的承接之下，被蛮族践踏的欧洲文化得以残存那一丝丝理性和文明。它造就了相对文明的欧洲，而不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以刀剑互相厮杀以确立权位的野蛮欧洲。而铸就这段文明的漫漫征程中，帝王无疑成为一个重要的领路人。

当朱利乌斯·凯撒将凯撒之名定义为一个帝王之称时，国家、元老、人民就在其带领之下走向了新的辉煌。同时，罗马也走向了一个新的文化高峰：在史学散文方面，罗马人可谓是名家辈出，体裁多样。公元前一世纪，奈波斯开创了传记体的新的史学形式。而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鲁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正出生在这史学文化革新的年代中。

苏维托尼乌斯诞生于公元70年前后的罗马。当时正值罗马帝国的盛世，因此他的童年生活优裕而安定。成年之后至哈得良大帝统治年间，他曾在文化科学事务办公室、公共图书馆以及公文信件管理部门担任职务，后来又成为哈得良的是从秘书，在宫廷公职时间内，他充分利用职务之便直接或间接地查阅皇家档案，取得大量往日和当日的资料；同时，由于他和小普林尼的新米关系，使他可以熟悉元老的纪录、决议以及历史中不同的观点，最终写成了《罗马十二帝王传》这部不朽的历史著作。

《帝王传》所写的是处于历史中心地位的人物即帝王，其书叙述了从朱利乌斯·凯撒开始至图密善为止的十二位帝王。而因为这些帝王的就任时间以及所记录业绩的不同，书中刻意将某些描写篇幅较少的帝王合并为一卷。其中前六卷分别是第一卷、神圣的朱里乌斯传；第二卷、神圣的奥古斯都传；第三卷、提比略传；第四卷、盖乌斯·卡里古拉传，第五卷、神圣的克劳狄传，第六卷尼禄传；第七卷则是三位就任时间短的帝王——伽尔巴传、奥托传和维特里乌斯传；第八卷是一个新家族的帝王们——神圣的韦伯芗传、神圣的提图斯传、图密善传。全篇将近四百页的帝王传纪中，几乎都是以一种类比的方式记叙的，从帝王的出身、少年、伟绩、恶习以及他的陨灭，依次并叙。

在第一卷神圣的朱里乌斯传中，作者首先展示给我们的不是凯撒那光辉宏伟的形象，而是一个落魄自私的，遭遇众多不幸的年轻人。为了取得权利，他无视传统的束缚，如同一只苍蝇般游荡，寻找一切可以汲取的小便宜，企图密谋政变夺取权力，甚至传出了与一些国家的国王有伤风败俗的行为。而当他成为三巨头之一时，他才真正可以称为一个取得了权力的人。而即使这样，他还是不满足于此，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婚姻与卑劣计谋，以及自身军团的贡献下，他获得了执政官的职位，尽管他在民众面前总是以一种公正不阿和乐善好施的姿态出现。

然而，当另一位巨头庞培决定削减他的兵权与行省时，他终于将心中的贪念推上了战场。在他的眼中“如果人必须做坏事，那么为了王权而做坏事是最好的；其他的事才要尊重神意。”当他成功成为独裁者之后，他通过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一步一步走上了帝王的宝座，而当他真正被人民赋予帝王的权力时，他所做过的事情也没有一点不像帝王了。而他的死也是那样的传奇，当他颐指气使的态度激怒了元老院的元老们时，他们中的部分人决定在庞培议事堂刺杀他。而当他身中数刀，倒在血泊之中时，他发觉这应证了自己的意愿，因为他曾经说过，“他憎恨居鲁士死去时那种慢腾腾的咽气，希望自己能突然死去”。而谋杀者中，没有任何人活过三年的，“且没有谁死得比他还要安稳”。

第二节神圣的奥古斯都所描述的是另外一个贤明的帝王，屋大维。当他的舅父凯撒遇刺之后，他幸运地成为了不归人的继承者。然而，迫于压力，他必须和另外两个人——安东尼和雷必达共同管理罗马帝国。然而当他们共同的敌人布鲁图的衰落之后，他和安东尼之间的内战也宣告着开始。在两次决定性的战斗之间，他又通过政治手段，开始一个人统治整个罗马，而其余的两位或者成为流亡者，或者忿忿地自刎。在他真正统治了这块土地之后，他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使罗马壮大。文中作者对于屋大维本人的功绩进行了客观的概述，而对于他的坏脾气和蹩脚的习性也毫不遮掩。当记录这位帝王死去之时，他留下了这位帝王临终前的这洋一段话——“既然我已经出色地扮演了我的角色，你们就鼓掌吧，让掌声伴送我退出这舞台。”

由此之后的第三节直至结束，苏维托尼乌斯几乎都是用这样平淡的语言记录着一个个帝王的兴衰成败。没有刻意地用华美的辞藻褒扬一位帝王，也没有蓄意地操用粗俗的话语贬低他们。当然，关于他对帝王的看法，从标题就可以明显看出，这就是为什么朱利乌斯以及那些贤明的帝王总是被冠有“神圣的”三个字的原因。可是在事件的描述过程中，他却据史直书，包括上文中关于凯撒前期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以及屋大维运用政治手段而不是正当的雄辩或战争击垮了他的对手。他在书中常常也记述到某些发生在罗马的事情有的是他小时候听老人说的，有的是他小时候亲眼看见的，这些关于民间的记述与官方的记录他并没有多加斟酌融合，而是将它们只字不漏地完全留下来。其中的部分矛盾他会以个人的观点进行对某些错误的说法进行批判。书中经常可以这样的例子，如关于盖乌斯·卡里古拉的出生记录时，他曾这样记载“由于记载不同，他的出生地无法确定。格涅乌斯·兰图鲁斯·盖图里库斯说他出生于提布尔，普林尼·塞古都斯说他出生于特勒维里部落康富伦特城的一个叫做安必塔乌姆的村庄。……我在一份公报上发现他出生于安提乌姆。普林尼认为盖图里库斯的说法是为了奉承而编造的谎言……我在前面说到……普林尼的编年有误，……因此，我们必须接受公报提供的唯一现存的证据。”其余大部分史料则是并举而书。

然而，这样写也有它的缺憾。历史家必须鉴别史料的真伪。但是苏维托尼乌斯确有一种能够搜罗掌故的偏好，他这样记载有闻必录的事情。不仅仅是自己所相信的，也有自己怀疑的。在第五章——神圣的克劳狄传中他也这样承认：“我记载这个说法主要是为了不致遗漏，并不意味着我相信这是真的或者有这个可能。”虽然这样的声明有助于后人了解材料的可信性程度，可是这样的声明毕竟还是太少了。一般来说他很少对所记载的东西加以鉴别。这就使后人在引用他的材料时，不能像同时代的另一位史学巨匠——塔西佗所著的那么放心。

然而，苏韦托尼乌斯也看到了罗马帝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重重，他清晰地看到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同一人同一事的评价。他对处理这种矛盾的说法时是那样谨慎，才以至于他会这样将所有的史料统统堆砌，让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观点共存于书中。可是他这客观主义的报导却也对他那种对历史人物严格公平的意图产生了妨碍。开创罗马帝国并给帝国带来一个多世纪繁荣昌盛的重要帝王在他的笔下由于客观的反面观点的滥觞而使之仅仅变成了一个血腥的狂人或是道德堕落的昏君。

同时，在他所述的《帝王传》中，对于一些有决定性的大事记载可谓略之又略。如凯撒在高卢的征战，屋大维同安东尼之间的战争，他仅仅以一小节或者更短的篇幅简单带过。而对于帝王的私生活和日常的政治活动，他却记录十分详细。让人看起来这一篇著作更像是一部帝王的西方版起居注，其中有不少奇闻轶事，宫廷丑闻，甚至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史学家都难以启齿的。他刻意地记录这些正史所不传述的东西，大致可以理解此人对于《帝王史》本身的意图——记录一个完整的帝王而著书。因为对于其他大事来说，私人的秘史的确更容易被遗忘，而那则是一个不健全的帝王所对社会进行一个不健全的行为被史家所留书丹青。如果没有从帝王本身的性格、出身、所处地位进行分析，很难准确分析出他所做出的一些细节是否在人类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而苏维托尼乌斯则考虑到这一点，他所记录的恰好充分地补足了正史所欠缺的一些东西。

《帝王传》中，所有的史料基本上全部是通过时间与类别进行简单的排列。而对于他自身的评论和认识，他几乎只字不提。似乎他认定了自己的使命就是仅仅将史料搜集起来，并记录在书册上，没有任何关于政治和伦理的论断。可是仅仅是这样，当我们再度回忆书中的内容时，公元一世纪的罗马社会却可以生动地在我们眼前浮现。不论繁华荒凉、明德恶习，苏维托尼乌斯都将他双眼所记录的一切传递给了我们。尽管文体没有浮华的雕饰，没有雄辩的溢词。然而文体的简洁直白却也能让人耳目一新。它的简短并不使人觉得隐晦，一些戏剧性的片断也与内容要求吻合，不破坏总的风格。

在任何一个文明古老光环的笼罩下，人民都是在在自我与国家的利益矛盾中缔造，而身为国家领导者，文化趋向指路人的帝王，则成为了人民与个人最为善意的矛盾调解者。在他的指引下，一个文明才得以维持或创新出新的领域。可是在社会的发展中，必然会出现不可预知或早已注定的矛盾。帝王的诞生则是为了缓解这矛盾，通过它的手段、威严和仁义之心，使自己统治的国家和平昌盛，使这个国家的文化逐渐成熟发展。而正如“凡事不能尽如人意”这句俗话所描述的，帝王的本身同时又代表着矛盾。他需要一个坚强的依靠来支撑他的权威——或军队、或神化、或人民，他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高于常人的位置，为了达到这样的地步，他一定会与某一阶级建立互利的契约，前者获得他应当获得的权力，而后者的到前者的庇护，承蒙前者的恩惠，这样必然会造成社会上阶级的不平等。对于这样的不平等，不同阶级的史学家对同一个帝王的评价也会不尽相同，而所述帝王的历史，也就成为了一种矛盾。

苏维托尼乌斯所著的《罗马十二帝王传》正体现出了这种矛盾，关于记录帝王，他毫不隐晦，据史直书，所有他能看到的资料，所有他能听到的传闻，他都一一记录其中，在这些记录中，他又通过自己的手进行合理的排列，以最清晰的语言向我们客观展示了罗马社会的全貌，同时其用词精挑细选，表现力十足，给人以丰富的逸事，各种俏皮话和非常多的奇闻，使得人物形象既饱满又各有个性；虽然罗列没有经过过多验证的坏事和个人的琐事有些令人感觉单调乏味和不可信任，同时因为过于客观，使人感觉到他并不是一个能给予后世启迪的优秀历史学家，但总的说来，通过与其他史料的结合它可以十分客观地将有所帝王的全貌传达给后世，并从不以自己的语言予以误导，留给他们一个自己考虑并评述的空间。这样的记述方法使一个让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天然矛盾迎刃而解，并以其独特的体例影响后世史学，并为后世史学所传承颂扬，或许这正是苏维托尼乌斯本人天然与深思熟虑有机结合的有力说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