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

《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洪子诚学术作品集

第一节文学感伤倾向的几种形态
刚刚过去的80年代中国文学，完全有理由将它当作一个有独立特征的文学时期来看待。在这10年中，涌动着的文学思潮，作家的创作心态，读者的阅读动机和心理，作品所呈现的色调和形态，都呈现着典型的“过渡期”那种新旧纷杂并呈的状况。这10年的发展过程，曾经使关注中国文学复兴的人们既兴奋，又忧虑；既充满信心，又感到前景的难以预料。毫无疑问，我们得承认这10年间文学取得的重要进展。如果偏激一些，甚至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相信这一不无夸大的论断：在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才出现真正可以被称为“文学”的东西。当然，我们也会明白这种判断是相当“情绪化”的，因为这10年的进展和成绩的“限度”是只要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人都不难看到。实际情况是，在发展的道路上尚存在许多严重困难，在被描述得相当辉煌的成就的图景下面，隐藏着脆弱的因素。例如，不少产生过极大反响、曾得到高度评价的作品的艺术生命力相当短促这一文学现象，并未成为过去；作家“主体性”增强与主体意识的模糊和重新失落同时存在；创作与批评艰难地从一种模式中走出，却又极容易地拘囿于另一狭窄框子而不自觉；一方面倡导艺术多元化，另一方面却继续持排斥“异端”的态度；合理的艺术创新渴望与追新慕奇的浮躁常常无法区分；唯恐落后的心灵敏感了我们的感官，更新着我们的思想感情，却也让我们在左顾右盼之中惶惶无着……
这些困难相信不是虚构的。而且，还要认识到，它们还将把我们带进90年代。也就是说，在20世纪最后10年的也许是更艰难、也更捉摸不定的文学行程中，我们将受到诸如上述所列举的一连串难题的纠缠，它们仍将继续制约着文学的路向和创作的思想艺术形态。因而，为着对我们面前的道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回顾留下的那些足迹，对某些“困难”加以审察，特别是从作家创作的“自我意识”的角度，选择几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剖析，不是没有意义的。
在80年代纷杂的文学现象中，有一个情况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文学中的“感伤倾向”和作家表现的“感伤姿态”。这种倾向的存在，并不需要做许多的仔细辩察和证实。而它的出现与涌动，却有其必然性。它既为一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所决定，也是这十余年的社会心理思潮的反映。同时，感伤倾向的这一不可忽视的文学潮流的存在，又显示了相当一部分作家文学观念的某一基本点的性质。

大概是1989年的一天，《新世纪文丛》（待我看到已出版的这套书时，才知晓这个名字）的主编在电话里问我，有没有书稿可以加入到他们的“文丛”中来。当时，我手中并没有现成的东西，但觉得可以从讲稿中整理出一些文字来，于是便答应了他们好意的约请。
从70年代末以来，我便在学校里讲授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及相关的课程。“当代文学”是中文系低年级的基础课，到这时我已讲了四五遍。由于拙于言辞，也缺乏自信，每次上课，我都要重写讲稿。这样，便积累了一大叠的纸片。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中整理（当然也同时修改和扩展）出了十多万字。
1990年学校放寒假时，集中对书稿作了修改。那年春节，我的一位同事举家回南方省亲，我为他看管房子。每天从早到晚，听着音乐（屋里有一部当时令我羡慕不已的音响），同时思考着论点和引例。在我的记忆里，那年的春节是寒冷而寂静的。大年三十晚上，我照例铺开稿纸，一边修改一边誊清。窗外偶尔传来零星的几声鞭炮声，然后就是异样的静寂，听不到往常除夕惯有的喧闹声响。大约在快到午夜的时候，收音机调频频道报告将播送英国现代作曲家布里顿的《安魂交响曲》。据主持人的介绍，这部作品写于1940年。我想，它应该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与对战争中的死亡的追念有关。我从未听过这支曲子，它（连同它的作者）好像也不被当时中国的一般听众所熟知。

本书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初版于1991年6月，是“新世纪文丛”的一种。1998年9月再版时，文字上作了少量修订，并增写了后记，说明写作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这次收入“学术作品集”依据再版本。除特别标明，书中提及的年代，均为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