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体小说常使用旅程化的结构和叙事方式,系统地用游记式的限制叙事和视角人物进行叙事。游记体小说里的行旅隐喻,体现了行旅体验和文化想象在虚构性文本中的对象化,"彼岸"和"归途"是较常见的两种表现形式。
行旅与游览是人类日常活动的一部分,因此,小说“最古老和最普遍的情节之一就是旅程的情节,有的发生在陆路上,有的在水路上”。小说中关于行旅的描写,有的只作为情节的一部分,没有特殊的意义。
有别于中国小说传统的以内容分类,“游记体小说”显然凸显了文体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它是以游记的形式和框架,容纳着小说的内质。
但无论怎样,它与纯粹记述游山玩水的“游记”判然有别,自有一套独特的情节组合方式与结构方式;而与其他类型的小说相比,它也对某些特定内容和题材表现了更强烈的兴趣和叙述优势。
在晚清特定的时代氛围中,小说上承以《西游记》为代表的中国小说传统,同时又对晚清以来所大力借鉴的西方小说进行了中国式的“改良”。这在清末形成的以《老残游记》为代表的“新游记体小说”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
沈从文的《黔小景》、钱钟书的《围城》、一部游记体讽刺小说,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 、张扬成为《老残游记》等游记体小说。
中国古代的游记体小说,长篇并不多见,除了《西游记》以外,勉强可归入游记体小说且较有影响的几部作品大概有:明二南里人(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清董说《西游补》、李汝珍《镜花缘》,再加上与《老残游记》同时及以后的连梦青《邻女语》,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新石头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