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入周问礼碑

孔子入周问礼碑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始祖。孔子入周问礼乐，发生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当时他向鲁昭公请求到洛阳访问和考察。鲁昭公应允，并给他一车二马，派了御夫，还让鲁国贵族南宫敬叔与他同行。

孔子千里迢迢来到洛阳，不但向老子请教周朝的礼制，向周大夫学习了贵族的音乐，而且游览了王城的殿堂庙宇。他瞻仰了周天子召见诸侯和实行国家大典的明堂，参观了周室祖先后稷的太庙和祭祀天地的社坛等。通过访问和考察，他对制定西周礼乐制度的周公很敬佩。当他准备返回鲁国时，老子专门为他送行，并作临别赠言。

“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碑，便是记载两千多年前孔子从山东曲阜来洛阳问礼乐这一历史事件的。此碑曾经断裂，上半截倒在一边。1961年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章乃器、章伯钧等人的建议，进行了修复。

《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日：‘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若是而已。”’

《史记》所载基本上是可信的。这里的老子对孔子所说的“深藏若虚”、“容貌若愚”、“去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与《老子》书中的一一贯思想是一致的。

在先秦典籍中，道家学派的《庄子》、儒家学派的《礼记》和综合各家学派的《吕氏春秋》，都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一史实。

《庄子》中提到老子的共有十六条。这十六条中有八条是记述孔子与老子之间的关系的。在这八条中，《天地篇》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至道”的问题；《天道篇》记述了孔子与老子谈《诗》、《书》、《易》、《礼》以及“仁义”等问题；《天运篇》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求道、仁义、古代典籍(六经)以及“三皇五帝治天下”等问题；《田子方》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天道”(宇宙论)问题；《知北游》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天地万物的自发性的问题。《庄子》一书“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其寓言部分，“除完全架空的人物以外，对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行辈，则从无紊乱”[9]②。这里所说的“对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行辈”，当属所谓“重言十七”吧!

今人所谓学术，古人简称为学。有的学者这样概括：古代的学者，只有一个史；古代的学术，只有一个礼。这种说法，是近乎实际的。礼的范围如何?《左传·昭公二年》有段记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日：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公之所以王也。”由此可见：古代所谓“礼”，的确是以易象为重要内容。孔子曾向老聃问礼，以老聃为师。即是说孔子确向老子学过《周易》。这个《易》，就是“礼”(理)，也即是后来他所说的“道”，实同事而异名。

孔子死后，儒家后学，可能对《易传》作过加工。他们在学术思想上，显然和邹、鲁的思(子思)、孟(孟轲)学派对立。这一些都应属于南方之学。到了秦汉，南北方的界限逐渐消失，所突出的是学派的对立。

孔子学《易》的曲折道路我们从孔子学习《周易》的时间来看，真正作到理论上的突破，当在行年五十岁(或者稍后)见老聃问学以后，据载：

《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类似的记载还见于《易纬·乾凿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论语·述而》、《史记·孔子世家》、《汉书·儒林传》。)

《周易》是“极深研几”(《周易·系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周易·说卦》)的一门学问，即以孔子的博学多闻，但也只在政治、伦理等方面，正如他的学生所说：长》)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

子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

可见他在未再见老子之先，对于“性”与“命”的哲理，是采取谨慎态度的，必须到他晚年，再见老子，接受老子的启发之后，才有新的进境。所以在他晚年，有这样的感叹：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论语·子罕》)

上列几段引文，都足以说明孔子向老子问学和他闻道的时间表。

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教育家，为什么闻道如此的晚呢?关于孔子学《易》的过程，在《庄子》一书中，可以勾画出一个轮廓。

道家的《庄子》，儒家的《孟子》，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百家争鸣，儒道两家尖锐斗争的产物。儒家孟子对道家老子，尚有“为尊者讳”的痕迹，批判的矛头不是直指老子，而是指向道家的后学杨朱(据郭沫若)。从学说的观点看，道家“为我”的思想，老子、杨朱是相通的，批判杨朱也就是批判老子。而道家的庄子则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孔子，因为他们认为孔子是道家后学，没有什么客气可讲。

《庄子》一书对孔子批判言论是极为丰富的，但也保存一些历史实录。如《天运》言孔子向老子问学一事，就为我们提供一个线索，沿着这个线索可寻出孔子在学易过程中所走的曲折道路。《庄子·天运》载：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日：子恶乎求之哉?日：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日：子又恶乎求之哉?日：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

说是“吾求之度数五年而未得”，是说明孔子学易曾摸错了门，走进“度数”的死胡同，这个“度数”，即《庄子·天下》所谓“其数一二三四”，“其明而在度数者，诗书礼乐，邹鲁之士缙先生多能明之”。具体到《周易》的研究，即关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又推衍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五、孔老问学关系的隐而复彰与学术地域性的消失

孔子学于老聃，是历史的存在。但在儒道两家斗争中，道家尽量宣扬这一点，而儒家则“讳莫如深”。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家一直被尊为正统，而道家往往被称为“异端”，因之孔子学于老聃这件事便被掩盖下来，但“一叶蔽明”，终不能改变历史的存在，所以在诸子及儒家后学的著作中，流露不少真相。如：《吕氏春秋·当染》：

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注：三人皆体道者，亦染孔子)。

《韩诗外传》卷五：

武王学乎太公……仲尼学乎老聃。

《潜夫论·赞学第一》：

孔子师老聃。

除此而外，《小戴礼记·曾子问》中，记载孔子四次向老子请教，《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这些人对孔子都是师友之间。《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于周见老子，其内容略与同书《老庄申韩列传》相同，其尊事老子态度与其他古籍所载一致。

至于道家之书《庄子》所载，多出儒家数倍，更多的是孔子向老子问学的言论，有时竟不择手段地丑诋，如《庄子·盗跖》、《庄子·胠箧》。

《庄子》为什么能毫无顾忌地对孔子进行攻击呢?因为孔子曾经“严事”老子，老子是高踞讲席的传道者，孔子是登门求教的后学，凭这一点就赢得压倒对手的优势，所以关于孔子向老子问学的事，他们是津津乐道的。

道家攻击儒家的有利条件，正是儒家反击道家的不利条件，所以关于孔子“师事老聃”的事，《论语》中只字没有提到。不仅孔、老的问学关系被淹没，即关于孔子“学易’’的事，记载于《论语·述而》之中的，鲁论的作者站在卫道的宗派立场，亦予以篡改。由于讳言孔子向老聃问学，甚至连累到孔子向老子问学的《易》。

由上列《鲁论》的作者篡改《论语》的原文问题，由此追溯源流，弄清西汉初年学派对立的一个问题。关于《论语》，汉时鲁人所传日《鲁论》，齐人所传日《齐论》，这两书现在都亡佚了。《论语》之有《齐论》、《鲁论》，正如《诗经》之有《齐诗》、《鲁诗》。《齐论》、《鲁论》的本来面貌我们现在虽然看不到，但《齐诗》、《鲁诗》在汉代的传人和他们的学术思想、政治态度，我们是可以勾稽出来的。

据《汉书·儒林传》所载有下列二事：

申公鲁人也……事齐人浮邱伯受《诗》，汉兴……以为大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儒术……上(武帝)因废明堂事……申公亦病免归。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固，固日：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乃使固入圈击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应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复辜……(后)疾免。

由上列两段引文，我们可以明确下列情况，其一，申公与辕固，为汉初《鲁诗》与《齐诗》今文学派专家，而申公受《诗》于齐人浮丘伯，可见齐诗与鲁诗并没有什么根本分歧。其二，两个诗家均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对老子学说采取敌视冷漠的态度。其三，两人都是以同样的原因在政治上失意。

我们再看今文学家另一个治《诗经》的流派：

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惟韩氏自传之。

不仅如此，我们再检讨幸存于现在的《韩诗外传》，其一，直言不讳地说孔子向老聃问学(已见前)，并连篇累牍地载着老子的语言，如老子日，“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等(卷九)；其二，称说孔子序次《周易》[如谓：“孔子日：《易》先同人而后大有，承之以谦，不亦可乎”(卷八)]；其三，阐明阴阳变化的道理[如：“传日：善为政者，循性情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来之理，合天人之际……不知为政者，使情厌性，使阴乘阳”(卷七)]。

《小戴礼记》是这样，所以它在《曾子问》中四次提到老子向孔子释疑答问，在《表记》一篇中，三次引用《周易》原文，而在《礼运》篇中，谓“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日命，其官于天也”。说明唯心主义的“道(礼)”的一系列演变。

《大戴礼记》是这样，称道与老子观点相同的老莱子。不少的篇章谈到“阴阳内外”(《文王官人》)，“明幽雌雄”(《诰志》)，“阳德阴刑”(《四代》)，“阴穷反阳，阳穷反阴”(《本命》)的辩证关系，它在《易本命》中说：“夫易之生人禽万物昆虫各有以生。”旧注谓“《礼运》日：夫礼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然礼易说虽株(殊)而会归”。这不仅沟通了《大、小戴礼记》，而且沟通了礼、易与道的关系。

《潜夫论》也是这样。说“孔子师老聃” (已见前)，与“汤师伊尹，文武师姜(尚)”同列。他在汉代学者中，可谓最善于学易的。凡《周易》精湛的理论，他尽收笔底，供其议论驱遣，王谟称之为“通儒博雅之书”。看来不是过誉。王谟又说他说诗“与毛诗文义有异，而于三家诗中与韩诗为近，然则符亦治韩诗者也”(《汉魏丛书·潜夫论识》)，可见他与韩诗的观点一致。

以上所列诸家，除《吕氏春秋》、司马迁外，其余如韩婴(《韩诗外传》作者)、戴德(《大戴礼记》作者)、戴胜(《小戴札记》作者)，均属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