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侍卫内大臣

清世祖继位是当时各派势力相互协调、彼此让步的结果，在皇位之争中失败的一方，并没有放弃斗争，继续拉拢朝廷重臣。世祖继位几日后，阿达礼、硕托即拉拢内大臣图尔格及部分侍卫，企图拥戴多尔衮登上皇位。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政治局面，维护八旗的团结，代善、多尔衮逼不得已杀掉了阿达礼与硕托。经过这次政治风波，争斗的双方都认识到侍卫人员的重要性，毕竟侍卫的职责在于保护皇帝，一旦胸怀异心，则后果难料。因此，如何掌管侍卫便成为紧迫的问题。在《八旗通志初集》的八旗大臣年表中，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列有领侍卫内大臣。然而，从顺治元年到七年（1650年），领侍卫内大臣只有两人，即伊尔登、索尼，对比于《大清会典》中关于上三旗领侍卫内大臣每旗二名、共六名的规定，显然不相符合。这说明这段期间，就领侍卫内大臣的设立而言，还属于过渡时期。^[2]

此时摄政王代行皇权，不少内大臣受到其打压与拉拢而改变立场，投效多尔衮，如冷僧机、锡翰、何洛会等人。伊尔登、索尼则是坚持支持孝庄的两黄旗内大臣，由他们来掌管官廷侍卫，亦是理所当然之事。世祖亲政后，在多尔衮主政期间坚持立场的大臣侍卫纷纷获得重用与赏赐，对于侍卫的管理也日趋严格。顺治九年（1652年），世祖命鳌拜总管侍卫，此项命令当可视为领侍卫内大臣一职正式设立的标志。除了鳌拜以外，在该年出任的领侍卫内大臣有伊尔登、索尼、塞勒、遏必隆、额尔克戴青、鄂其尔。将管理侍卫的职责独立出来，是为了更严格地掌管侍卫。顺治十二年（1655年），世祖回忆当年多尔衮主政时所遭遇的危机，仍气愤地指出“睿王与伊奸党同谋，离间皇上侍卫”。由此可见，领侍卫内大臣一职的设立便是为了加强对侍卫人员的控管，保证帝王的绝对安全，不再出现侍卫人员被宗室亲王拉拢的局面。^[2]

清世祖崩逝后，以四位领侍卫内大臣出任辅臣的体制，因鳌拜擅权，再次危及皇权。孝庄与圣祖以笼络索尼家族、分散领侍卫内大臣为手段，铲除鳌拜，却又在康熙朝晚期，爆发了领侍卫内大臣参与皇子夺嫡的事件，直到雍正朝，世宗以秘密立储方式，才解决了该问题。领侍卫内大臣，因其与皇室的关系，在政治上，屡有表现的空间。特别是乾隆时期达到了高峰，以富察家族为例，成员大都荣登高位。除担任领侍卫内大臣外，其身上多带兼职。而和坤，更是大小兼职无数，所辖事务之众，当推为清朝第一人。但自嘉道以降，特别是军兴以后，中央式微，咸同以后，督抚更是掌握了实权，领侍卫内大臣地位逐渐被边缘化，以至于钱实甫在编订《清代职官年表》时，曾挪输领侍卫内大臣，说：“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等的品级最高，但同实际政治并无直接关系，社会上更无甚么影响。"^[2]

领侍卫内大臣因为职责的特殊性，使得出任的人选，也必须是皇帝的亲信人员。在《大清会典则例》中有明确记载：“升除领侍卫内大臣员阙，除奉旨补授外，将满洲都统、内大臣、散秩大臣及各省满洲将军职名开列具奏。”上述开列人选当中，无一不是举足轻重的大臣，甚或是独掌一方军权之大臣。私人笔记中对于领侍卫内大臣的记载也非常多，如《侍卫琐言》记：“每旗各有领侍卫内大臣二员，系武职正头品，向以王贝勒及尚书都统充之。”《寄储备谈》记：“领侍卫内大臣，向以亲信大臣充补，未有用王兼理者。乾隆四年，以简亲王为领侍卫内大臣，此用王爵管理之始也。”《啸亭杂录》记："设领侍卫内大臣六员，外大臣（应是内大臣之误）六员，散秩大臣无定员，俱以世萌公侯并王公子弟充之。”《听雨丛谈》则记：“领侍卫内大臣，以王公助戚大臣为之，位极尊崇，如汉魏前后将军之秩，职纂重焉。”^[2]

对照官书与私人笔记的记载，领侍卫内大臣的人选来源十分清晰，都是深受皇帝亲信之大臣，才能出任斯职。其原因无二，即在于职掌的要害。职掌的重要性影响了出任的人选，而出任的人选反过来又影响了其职掌，同时也取决于君臣之间是否建立了一定的情感与信任。^[2]

康熙《大清会典》载：“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每旗（上三旗）二员。”^[2]

领侍卫内大臣一职，在清人心中，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职位，如仁宗曾言：“领侍卫内大臣职分显要，向由王公大臣内简放”，身份特殊加上职位重要，造就了领侍卫内大臣在政治上的作用并不局限于本职位的职责上，往往多兼任其他行政职务，参与了许多政治活动。^[2]

领侍卫内大臣的政治地位相对来说较高，但是受到传统文治主义的影响，满洲旧制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乾隆年间，正式定领侍卫内大臣班次："我满洲旧例，领侍卫内大臣班列大学士之上。至雍正年间，以大学士之班改列于领侍卫内大臣之前，所定甚是。但协办大学士之尚书等若亦列实缺领侍卫内大臣之上，似与满洲旧例不符。嗣后实缺大学士之班，着仍列于实缺领侍卫内大臣之前，其协办大学士之尚书班次，着列于实缺领侍卫内大臣之后，委署领侍卫内大臣之前。”将大学士班次列于领侍卫内大臣之前，说明在文武关系上，清朝吸收了历代政治的特点，仍是以文为主，使得武职官员地位仍略逊文职官员。这与圣祖辅政四大臣皆为领侍卫内大臣时期相比，领侍卫内大臣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略微下降了一些。^[2]

正俸：清代武官的正俸由俸银和禄米二项构成，据《清朝文献通考》，领侍卫内大臣是正一品在京武官，俸银180两，禄米180斛。^[3]

名粮：在八旗中，名粮亦称为“随甲银”、“亲随名粮”、“随丁名粮”、“亲丁名粮”等。每随甲1名，月支银3两，米折银1两，按时支放给各级武官。领侍卫内大臣随甲数额为8名。^[4]

养廉：八旗实行武职养廉的肇始时间大概是雍正五年（1727年）；此后，乾隆十年（1745年）始遵旨议定了禁旅八旗的武职养廉例，其中，领侍卫内大臣每名给银900两。^[5]

领侍卫内大臣作为皇帝侍从中的最高武官，所掌管的是最为核心的武力，他们的主要职责如下：

1. 带领侍卫保卫禁中：从1644年，清军进关，清帝入主北京城，直到1912年为止，皆以北京为京师，也接收了占地达72万多平方米的紫禁城，作为皇帝办公与寝伏之所。在此期间，许多制度特别是禁中守卫制度，时有变化，日趋严密，以适应新的形势。多尔衮在其主政期间，时常“亲到皇宫内院”，这固然与多尔衮独揽大权有关，也足以说明当时的宫禁制度并不完备。世祖亲政后，侍卫制度有了新的变化，以侍卫人员守卫禁中之制度也趋于完善。关于守卫宫禁的侍卫分班制度，在《大清会典则例》中记载得非常详细。简单来说，分班入直的侍卫，每班由领侍卫内大臣一人、内大臣或散秩大臣一人统之；领侍卫内大臣或奉差，或兼他职，则以内大臣、散秩大臣奏简署理。由此可知，带领侍卫保卫禁中是领侍卫内大臣的基本职责。^[2]
2. 掌管上三旗亲军：八旗兵制中，满洲、蒙古旗每佐领下设亲军二人。上三旗亲军隶属领侍卫内大臣，下五旗亲军隶属宗室王公。亲军的人数，据《大清会典则例》记载，正黄、镶黄、正白三旗亲军员缺共1132员。凡有亲军员阙，则于本佐领下护军、骁骑及教养兵、闲散壮丁内选补。随侍卫班行走之亲军，由本旗亲军内，遴选弓马人材及世胄子弟拔补，均由随印协理事务侍卫班领遴选，呈本旗领侍卫内大臣补授。若上述人员有过错，也由领侍卫内大臣奏请查办，如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委署领侍卫内大臣哈达哈参奏正白旗虎枪护军新满洲佛保私自回京，应将佛保重责，革退护军，以警众人。^[2]
3. 考核侍卫：领侍卫内大臣等官因是近御大臣，长伴帝王身边，军政之期不需自陈。而侍卫的考核，则由领侍卫内大臣负责。凡遇五年军政之期，领侍卫内大臣自行考核侍卫并填注考语。《大清会典则例》亦载明：“侍卫不入军政，其有人材不及、行走怠情及年老有疾者，该侍卫班领、什长随时据实呈明，领侍卫内大臣复核，分别去留，具奏请旨，恭候钦定。”由领侍卫内大臣考核侍卫一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大门侍卫列入军政考核，才有了新的变化。^[2]
4. 开列补授掌銮仪卫事内大臣，兼任别营总统：清代继承了明代锦衣卫制度，但是取消了其侦缉百官的职责，并在顺治二年（1645年）更名为銮仪卫，掌乘舆供奉卤簿仪仗之事。《啸亭杂录》记载："其秩虽次领侍卫府，而威仪过之。”銮仪卫，掌卫者一人，称掌卫事内大臣，其属有七所。掌卫事内大臣员阙，由领侍卫内大臣将应补内大臣职名开列送部，由部具疏题请。随着中央权力的集中，帝王所掌握的权力也愈高，表征之一便是武力的加强。继顺治年间皇帝亲掌三旗之后，又增设了许多其他军种，包括火器营、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健锐营与三旗虎枪营。此外，还有内府三旗，也是直属皇帝的军队之一。作为随侍扈从保卫皇帝的领侍卫内大臣，除了掌管侍卫之外，还兼任新设之营的总统。领侍卫内大臣兼任之新成立的军种，包括三旗虎枪营、火器营、内府三旗。从以上兼任的职务，可得知领侍卫内大臣除了管辖侍卫，也具有管理其他兵营的职责，如世宗曾发出上谕：“谕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统领等。国家武备关系重大，尔等皆有训兵责任。”这道上谕即可表明，领侍卫内大臣并不是只在宫禁之中才起作用，受到皇帝的信任，他们肩负着训练上三旗亲军与部分中央直属军的职责，控管皇帝直属的武装力量，以保证皇室之安全。^[2]
5. 挑选侍卫与管理升迁：清代的侍卫与前朝的侍卫最大不同之处，即在于其多样类型的来源与升迁系统。侍卫在清代大致分为满汉两大系统（蒙古王公子侄等则充当御前大臣、御前行走等职），而满汉侍卫都有其独特的来源与升迁方式。从人员构成来看，以上三旗侍卫、宗室侍卫、汉侍卫为三大类。挑选上三旗侍卫，据《侍卫琐言》载：“挑选侍卫无年份，或三年或四年，有升调病故之缺，致当差人数不足，由领侍卫内大臣会议奏请挑选。”选授宗室侍卫，据《大清会典则例》规定：“（雍正）七年议准宗室侍卫共设九十人，并入三旗随班行走。此内一等侍卫九人，二等侍卫十有八人，余皆为三等侍卫，（宗人）府会领侍卫内大臣简选引见补授。”挑补汉侍卫，皇帝特别重视选授人员的素质，尽管一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才正式定例，但以武进士待卫选授，可追溯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张国彦、刘秉礼、李登相、王肇春、于昌佑、周于仁六员武进士，跟随鳌拜学习骑射日久，俱娴熟可用，得以选充侍卫。到了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更命新中武进士内人材强健、弓马优长者，拔置侍卫，附于三旗，一例置宿扈从。清代重视武举，殿试一般都由皇帝主考，以此挑选优秀人才，到雍正五年定一甲第一名武进士授为一等侍卫；第二名、第三名授为二等侍卫；二甲简选十人授为三等侍卫；三甲简选十六人授为蓝钢侍卫。汉侍卫由领侍卫内大臣挑选，在升迁上，亦由领侍卫内大臣负责。在侍卫升迁方面，上三旗侍卫、汉侍卫分别与八旗、绿营等军队系统结合，由兵部行文领侍卫内大臣，由领侍卫内大臣将已行走满三年的侍卫，简选二、三人，出具考语，送部引见，并恭候皇帝简用。领侍卫内大臣作为直接管理侍卫的大臣，掌管了考察侍卫的职责，在侍卫的迁转过程中，掌握了简选应迁转人员的权力，同时也对他们所举荐的人选负责。如嘉庆元年时，兵部尚书庆桂参奏领侍卫内大臣阿桂于应放前锋参领人员，所挑选之二等侍卫海林，材技平常，请降一级调用。^[2]
6. 补放王府属官：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皇帝不断紧缩诸王的权力，特别是诸王任命属下官员的权力。经过历朝的发展，到乾隆时期，专制权力达到空前的高峰，甚至连诸王贝勒的王府属官的任命权也掌握在皇帝手中。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高宗更下令王府所属武职官员的首领官长史、司仪长出缺时，不必会同该王贝勒拣选，而由领侍卫内大臣会同兵部拣选，带领引见补放，以此紧缩诸王贝勒的任官权。^[2]

领侍卫内大臣是侍卫处武职官员，其管理的官员如下：

内大臣：六人，从一品。地位仅次于领侍卫内大臣，乃其副手，从散秩大臣、都统、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内拣选。

散秩大臣：无员限，从二品，食三品俸。位列领侍卫内大臣和内大臣之后，协助处理事务，属荣誉性职务，一般从王公贵族或功勋大臣及其后代中拣选任命。

侍卫处中处理日常事务，“办理章奏，收发文移”的部门为侍卫档房。侍卫档房中以“随印协理事务侍卫班领”（后称为“续办事章京兼班领”）管理事务，每旗四人，共十二人，“俱以头等侍卫充之”。其下设“主事一人，署主事三人，笔帖式十有二人（旗各四人），署笔帖式十有五人（旗各五人）”。侍卫处主事、笔帖式属文职官员，归吏部铨选，与侍卫升迁殊途。

侍卫：一等侍卫六十人，正三品；二等侍卫一百五十人，正四品；三等侍卫二百七十人，正五品；蓝翎侍卫九十人，正六品。

上三旗侍卫中，每旗设班领四员，署班领八员，由二等侍卫充任。每十人设侍卫什长一员，多由三等侍卫充任。此外，还有“堂委”班领之职。因侍卫在宫中分六班轮值，由班领带班，每班分隶三员。每旗续办事章京、班领、署班领共十六员，人数不敷分配。所以"其不足二员，则以年深差勤之侍卫中无论等次及何项人员，由领侍卫内大臣拣派二员，名之日堂委，以足三六十八之数，惟蓝翎侍卫不得预选。”因领侍卫内大臣为侍卫处“堂官”，故曰“堂委”，有非经制之意。由于“堂委”班领不在正规编制之内，《清会典》内不载。

（参考资料^[6]）

由于担任领侍卫内大臣一职的人员，几乎皆来自勋贵家族，且与皇室间也都有一定的若干关系，是世袭贵族体制中的核心成员，便知其地位的尊贵，特别是在传统的皇权体制中，外戚、功臣在政治上所获得能量远超今日之社会。而清代的“首崇满洲”原则，使得满洲勋贵家族与外戚得以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主奴观念的制约，使得臣下的权力受到压抑，不易引发历代的叛乱等危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