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成长的阶段

罗斯托作为一名经济史学家，在西方经济学说发展的过程中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他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的经济理论之光照亮了经济史。此书被视作经济现代化经典理论的代表作。他因此书而被视作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过程学派的代表人物。

历史背景

1958年秋天，罗斯托在英国剑桥大学以“经济史学家对现代历史发展的观点”为题，就 工业化问题，作了多次演讲，而轰动西方的《经济成长的阶段》正是英国 剑桥大学出版社根据演讲的讲稿出版的。

基本观点

《经济成长的阶段》实现了罗斯托决心对两个问题的研究，即一个是范围较小的问题，用现代经济理论来说明经济史；另一个是范围较大的问题，即在整个社会的各种活动中，经济力量同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关系。罗斯托再现了这样一个观念：经济的发展存在唯一的世界性道路，必须经过确定的、特定的发展阶段。富国今天所走过的道路，正是穷国明天要走的道路。

罗斯托认为，现代化是从 农业社会向 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一系列阶段和深刻的变化。重点研究转变过程的特点和规律。

按照罗斯托设想的经济成长阶段，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

1.传统社会阶段。此阶段没有现代科学技术；资源过多配置在农业，而非工业；在社会组织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家族和氏族； 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均实际收入仅够维持生存。牛顿学说以前属于这个阶段。

2.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这是从传统社会阶段向起飞阶段转变的过渡阶段。此阶段，近代科学知识开始在工业生产和农业革命中发挥作用； 金融业开始发展，并为新的投资提供资金；商业也随着交通运输业的改进而正在扩大。 农业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它既要提供更多的粮食来养活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又要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销售市场。所以，农业产量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它决定着此过渡时期持续时间的长短。在政治上，也应有相应变革，以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大笔社会经营资本的积累。这一时期，发展的障碍正在逐步克服，人均实际收入缓慢增长。历史上， 英国是第一个为起飞阶段创造充分前提条件的国家。当今大多数贫穷国家正处在这个阶段。

3.起飞阶段。此阶段阻碍经济增长的问题得到解决，增长成为各部门的正常现象。达到此阶段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较高的积累比例，使积累占国民收入的10%以上；二是要建立起飞的主导部门，使它发展较快并带动其它部门增长；三是要有制度上的改革，即建立一种能够保证“起飞”的制度，以推动经济的扩张。此阶段农业劳动力逐渐从农业中解脱出来，进入 城市劳动，人均收入大大提高。罗斯托认为，一个区域一旦实现起飞，经济就可以“自动持续成长”了，因为较大的积累比例和较强的主导部门，会使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不会感到不足，所需要的原料生产与供给、交通运输、劳动力供给等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起飞阶段大致为30年。事实上，此阶段相当于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 产业革命阶段。

4.向成熟推进阶段。这是起飞后经过较长期的经济持续发展所达到的一个新的阶段。此阶段，经济中已经有效地吸收了当时技术的先进成果，并有能力生产自己想要生产的产品。新的主导部门逐步建立，代替旧的主导部门，国民收入中有10%～20%稳定地用于投资。一般来说，铁路建筑、钢铁工业以及大量使用钢铁的通用机械、采矿设备、化工设备、 电力工业和造船工业等部门的发展，是一国经济“成熟”的标志。在向成熟阶段推进的过程中，成长所依靠的是对供给方面的投资，也就是靠对工业设备部门的投资，并由此带动了经济成长。而之所以能够成长，就是因为不断地、有效地把新技术应用到经济发展之中的结果，一旦经济对新技术的应用或推广速度放慢，经济成长就会失去冲力，而出现减速趋势。此阶段对外贸易的作用加强，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下降。相当于资本主义 自由竞争向 垄断过渡的阶段。历史上，经济发达国家用了4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60年代进入该阶段。

5.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此阶段工业高度发达，经济的主导部门转向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按罗斯托的说法，就是汽车工业部门综合生产体系），社会对高额耐用消费品的使用普遍化。越来越多的资源用来生产耐用消费品；技术工人和城市人口的比重都比前阶段有一定提高；用来供社会福利和保障之用的一部分资源逐渐增大；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 美国是最早进入这一阶段的国家，其进入以1913—1914年 福特汽车公司开始采用自动装配线为标志。西欧和 日本则是在50年代进入这一阶段的。

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此阶段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有关部门（包括 教育、卫生保健、文化娱乐、市政建设、环境保护等）成为主导部门。这些部门的特点是提供劳务，而非生产物质产品。居民追求时尚与个性，消费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变性，人类社会将不再只以物质产量的多少来衡量社会的成就，而还包括以劳务形式、环境状况、自我实现的程度所反映的“生活质量”的高低程度。 罗斯托认为，美国正在进入这个阶段。罗斯托认为，六个阶段中，起飞阶段最重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突破。

罗斯托的 经济发展阶段论，是基于对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历史的抽象和概括，从它出发可以演生出许多重要推论。这一理论及由此生发的推论，对 发展中国家有很强的启发和借鉴作用。比如：罗斯托提出，不同发展阶段中存在不同的经济主导部门。主导部门是各个阶段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形成主导部门的条件，是这个部门必须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有技术创新和迅速应用新技术的能力；有能够快速增长并带动其它部门增长的能力。罗斯托指出：传统社会的主导部门是农业；起飞前阶段的主导部门是食品、饮料、 烟草、水泥等工业部门；起飞阶段是 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部门（如 纺织）和铁路运输业；成熟阶段是重化工和制造业；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是耐用消费品工业（如汽车）；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服务业部门（如文教、卫生等）。

此外，根据 罗斯托的主张，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政府，其经济职能也有所不同。如：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部门为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基础设施，如道路、运输、环境卫生。 法律与秩序、健康与教育及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等。在此阶段政府投资在总投资中占有较高的比重。这时政府主要倾向配置作用，政府的这些投人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的国家进入“起飞”、进人发展的中期阶段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经济发展的中期，政府投资只是对私人投资的补充。一旦经济达到成熟阶段，政府支出将从基础设施投入转向不断增加的教育、保健与福利服务的支出。而在“大众消费”阶段，政府突出再分配的作用，维持公平的政策性支出会大大超过其他支出的增长幅度，同时也会快于 GNP的增长幅度。政府职能着力点的转变，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它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经济成长的阶段》一经出版，立刻轰动一时，成为战后非小说类最畅销著作，

颇得美国 肯尼迪和 约翰逊总统赏识，罗斯托由此官职加身，声名显赫，成为总统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20世纪70年代以来，风行一时的“未来的震荡”、“第三次浪潮”，均与此书有“亲缘”关系。罗斯托的理论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国际经济学会为此专门举行了“关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问题的讨论会。尽管罗斯托的“起飞论”引起了异常激烈的争论，而且他的见解也有别于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作为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各个经济流派中仍稳稳地占据了一席之地。

《经济成长的阶段》出版后，即成为多次重印的畅销书。书中的观点引起了 美国经济学界的极大注意和争议，既有赞同、接受的，也有不以为然的。总的来说，搞经济模型和理论的人认同的较多，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批评得较多；政界认同的多，经济学界批评的多。普通公众认同的多，研究人士批评的多。该书发表后不久，罗斯托即应美国总统 肯尼迪、 约翰逊等政要的邀请，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职，从事对外政策研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研究。政界的赏识使罗斯托成为经济学界的红人，也使经济成长阶段论成为流行理论。一时间，“起飞”一词成为媒体使用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亨利·罗索夫斯基甚至认为：“罗斯托无疑是我们时代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起飞’这个术语成了本世纪中叶词汇中的一个标准名词。没有一个活着的经济史学家占据类似的地位。”

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罗斯托这部书并不是学术著作，而是意识形态色彩极浓重的反共、反社会主义专著。这既反映在该书的副标题“非共产党宣言”上，更反映在罗斯托对材料的任意裁剪取舍上，反映在历史事实和主观意愿的混淆上。罗斯托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病症，是一国经济不能顺利起飞时的产物。因此，要赢得 冷战，就要赶快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正是这一观点使罗斯托得到了华盛顿的赏识。

但是，现实不是可以任意涂抹的。与罗斯托所谓每个国家都可以实现“起飞”相反，工业革命后二百多年来，只有英美法德意日等少数国家实现了“起飞”，其他国家虽然大多数也实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其上流社会所使用的消费品也和欧美富豪们一样，但却都没有实现“起飞”。

以中国为例， 孙中山等先贤们曾经一往情深地追求强国梦，学习西方的制度、技术和文化，希望实现中国经济的起飞；然而西方列强没有一个支持中国的“起飞梦”，却反而支持 袁世凯推行帝制，以便从地理、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瓜分中国，用西方的廉价商品挤垮中国的民族工业，把中国这架“飞机”摧毁在跑道上。在罗斯托看来，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中国经济不曾“起飞”。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更深层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经济不曾“起飞”?我们知道， 资本主义制度从一开始就是扩张性的、侵略性的，或者用罗斯托可以接受的术语：竞争性的，这就决定了世界上有且只能有一部分国家可以靠击败竞争对手，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吸噬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血液而“起飞”。因此，中国革命之胜利不仅是因为中国不曾“起飞”，而且是因为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懂得了中国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起飞”。

罗斯托说，1917年的 俄罗斯正是临近现代化的时刻，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晚发生十年，俄国就能进入现代化而不致被“ 共产主义”夺走了。这又是对经济史的误读。事实上，1917年前的俄罗斯虽然也引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引进了来自法国、德国、 英国和美国的资本，但是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反而成了西方列强的 殖民地，就像奥斯曼土耳其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一样。如果不是搞了十月革命，俄罗斯的前景将不是现代化，而是加深殖民化。恰恰是十月革命使俄罗斯在短短20多年里迅速崛起，成为数一数二的现代化工业强国。

罗斯托要求 美国当局加快帮助发展中国家“起飞”，然而事实上，涌入拉丁美洲、 非洲和亚洲的美资、欧资牢牢地控制着当地的资源和市场，攫取着最大份额的超额利润，使发展中国家气血两亏。80年代以来，非洲已经成为失去希望的大陆；拉丁美洲债务缠身，危机不断；被罗斯托们吹捧为“起飞”范例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成为“四小虫”、“四小猫”，生活水平一夜之间倒退20年。

罗斯托也承认， 发展中国家实现“起飞”存在困难，其中之一是由于国内政治动荡引起的人才和资金的外流。然而罗斯托所没有深究的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长期陷入政治动荡?从中国人的眼光看，1949年以前的中国所以陷入长期政治动荡，恰恰是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化政策造成的。无数的历史事实表明，旧中国的经历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所有 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感受。 罗斯托以一个旁观者，甚至是帮凶或“狗头军师”的角度，自然不能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动荡。

谈到人才和资金的外流，则更是由于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 人人为己、弱肉强食规则造成的。事实上，只要以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为荣，即使没有政治动荡，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和资金也会外流。中国近20年的历史可以为此作最好的注解。由于中国老百姓渐渐地接受了私有制的利己规则，中国的智力精英便不断循着利己方向流动，而这个方向不可能是向内、向下的，而只能是向上、向外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的任何科技和教育机构都不可能支付 美国大公司和研究机构的高额薪水，而美国公司尽管支付着高额薪水，却可以从全球范围的技术垄断地位中获得回报。也就是说，中国的智力精英主观为自己，客观上却是为美国公司向中国等世界各国索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