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三十六国

《史记》中的“西域”实际是指汉朝统辖领域以外的“西北国”；而以后所说的“张骞通西域”，实指“张骞通西北国”；荀悦的《前汉记》即已说明。

正式使用“西域”一词，是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开始，当时“西域都护”管辖的地区即所谓的“西域三十六国”（最早为五十国，后各国之间吞并为三十六国），其具体位置，《汉书·西域传》说：“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侧接汉隔以阳关、玉门，西侧限于葱岭”，即新疆南疆地区。这是汉代所说的“西域”（当时乌孙不属于西域范围内）。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遣董琬等通使“西域”回来后，按董琬的理解，他将“西域”分为“四域”：

一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

二域：“自葱岭以西、河曲以东”；

三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

四域：“西海之间，水泽以南”。

（后三域均为现帕米尔高原以西以东）（见《北史·西域传》）。

到这时，中亚许多地区才被看做是“西域”的范围。

唐代，“西域”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汉武帝疆域里的西域“广义”与董琬的理解一致，范围很大，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地区均为“西域”；“狭义”并非指汉代西域都护所管辖的现新疆南疆地区，而是指葱岭以西到波斯（今阿拉伯半岛）的这部分中亚地区，“狭义”的“西域”，主要是与唐代的疆域变化分不开的，汉代行政管辖最远到巴尔喀什湖及葱岭一带，而唐代设置的都督府州县最远达波斯。

明代的“西域”是指敦煌以西直到阿拉伯半岛等的统称（见陈诚《西域蕃国志》）。

清代在乾隆时期撰修的《西域图志》中，对“西域”的范围做了解释：“其地在肃州嘉峪关外，东南接肃州，东北至喀尔喀（今蒙古国）、西接葱岭，北抵俄罗斯、南接蕃藏，轮广二万余里”。乾隆时，“西域”已被称做“新疆”；嘉庆时，“新疆”一词就完全代替了“西域 ”，故《嘉庆大清一统志》就只称“新疆”不称“西域”。《嘉庆大清一统志》所说“新疆”（即“西域”）的范围是：“东至喀尔喀、瀚海及甘肃界，西至右哈萨克及葱岭界，南至拉萨界，北至俄罗斯及左右哈萨克界，广轮二万余里......”。这便一目了然了，清代的“西域”的范围位东起敦煌以西，西至巴尔喀什湖及葱岭。

光绪10年（1884年），新疆建省，有迪化、阿克苏、喀什噶尔、伊塔四道；民国时期的1916年，将伊塔道改为伊犁、塔城两道；1919年将原蒙古科布多的阿勒泰化归新疆省，设阿山道；1920年增设焉耆、和阗两道；此时，新疆省共有八道，以后改为八个行政区，1934年设哈密行政区，1942年增设莎车行政区，1943年行政区改为专区；解放前，新疆共有79个县；1955年10月1日，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辖乌鲁木齐、克拉玛依2个地级市以及5个自治州、7个地区的87个县市。

秦末汉初期间，广袤的西域大地上，活跃着大小五十多个国家，随着不断的相互征战与吞并，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时，“西域”曾先后存在有36个国家。后人称之为“古西域三十六国”。“古西域三十六国”与现代具有严格的组织机构和政治意义的国家不同，它所区分的是一些以绿洲或草原地域为单位的部族或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生产为单位的某种生存方式。

2004年3月始，新疆民街西域三十六国风情园以三十六国微缩景观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千年前丰富的西域文明。尽管有许多严谨的学者认为，其中很多“国家”已寻不到一点蛛丝马迹，人们根本无法复原“古西域三十六国”，但同样有许多对文化持开放态度的人们认为，作为一种确实的文明的展示，不必完全拘泥和依托于遗物和遗址的证明。

抱着一种寻访历史、见证变迁的目的，2004年8月11日至9月26日，本报记者走访了“古西域三十六国”中的蒲类和车师——天山附近的两个古国，感受了时空的沧桑与现实的鲜活。

“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长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户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胜兵七百九十九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汉书·蒲类国传》）

蒲类国地处新疆东部今巴里坤县境内，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新疆的必争之地。匈奴人统治时期，拥有2032人的蒲类国，主要以牧业生产为主。他们善于骑射，骁勇善战。由于不愿忍受匈奴的残酷压迫，愤起反抗，被匈奴人几至灭国。公元前60年，汉朝军队攻破姑师，分置车师前、后国和蒲类前、后国，蒲类国归属汉朝统辖。东汉时惟蒲类前国尚存，后并入姑师。

一进兰州湾子，就被一片黄色给安静地包围了，苍茫的天地间恒久徘徊的风像一位老人哼唱着古老的歌谣历数时空沧桑变换。站在三千年前的敖包顶上，看着眼前的事物，感觉真实而遥远。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开始呢，又该是什么样的延续和结果？

面对历史，有一些东西是得从开始说起。据《汉书》记载“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疏榆谷的具体地址至今无法确定，可是部分相关资料和当地有识人士一致猜测，应该是在今巴里坤县城西南一带，于是，一路取道西南，来到兰州湾子。

兰州湾子坐落于巴里坤县城西南5公里的地方，南倚北天山东段的巴里坤山，北临水草丰美的巴里坤草原。据说一群兰州籍人从县城迁居这里定居而得名。

20世纪70年代，新疆考古学家在巴里坤发现了兰州湾子遗址，1984年新疆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首次对兰州湾子进行了发掘工作，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有石器、铜器和陶器，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人员对陶器内的碳化麦粒做碳14测定后，认为这是3000年左右人类居住过的遗址。

2002年，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带领该校师生和地区专业人员对这里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考古工作，在岳公台至西黑沟，东西5公里，南北3公里的范围内共发现建筑遗址11组100余座，古墓葬200余座，古岩画1000多幅。据考证，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

大量遗存的文物古迹以及经考证后的文物年代表明，到秦末汉初时期，该地区还有着大量的人类活动，加上兰州湾子倚山临海的特殊地理位置，我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兰州湾子会不会就是当年的蒲类国都疏榆谷？

我的依据是：在2500年前后的西汉时期，群山包围中的巴里坤草原上，蒲类海面积应该在500平方公里左右，当时的海水南岸与坐南围北的巴里坤山之间应该有一片呈条形的草原，倚山临水，正是游牧民族最理想的放牧场所，加上有文物出土的环海一带遗址中，兰州湾子是两三千年前人类活动最频繁的地方，并且其中一处遗址被考证属于月氏王族居室，取月氏而代之的蒲类国人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在这里建都。当然仅仅只是猜想而已，至于这样的猜想正确与否，还需要有关专家的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据史籍记载，原有月氏人游牧于“敦煌祁连间”。对“祁连”的理解，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祁连”即指东天山。那么月氏人原来的游牧区域可能在敦煌地区和东天山横贯的哈密巴里坤地区了。秦末汉初，冒顿单于统率匈奴人击败并赶走月氏人，在蒲类海边建立起一个以游牧为主的草原国家，取名“蒲类国”。蒲类，在今天的突厥语族中它是“水和草”的意思。随着历史迁移，几番沉浮，蒲类成为丝绸之路北道进入新疆的第一重镇。

如今，身为兰州后裔的几十户居民炊烟袅袅，在这里过起了安静的生活。我想，历史原本就应该是安静的，许多年以后，他们也将成为历史，安静地和这片黄色的土地融为一体。

相信当年的“蒲类”之所以为国，很大程度上的原因也离不开水吧。因为有水的地方就充满灵气，充满生命，更何况游牧民族的生存原则是“逐水草而居”，而真正建立一个国家，也就意味着要有一定相对稳定的居住环境，这离不开大量的水。

“蒲类海”如今名为巴里坤湖，古时面积800平方公里，后来缩减为500平方公里，到1944年面积为140平方公里，1984年为112平方公里至115平方公里，现今仅为70多平方公里。湖内盛产卤虫卵（俗称金沙子），是名贵的海珍活体开口饵料。湖位于县城北方17公里处，如果不是湖水缩减，如今的县城也应该还是汪洋一片，可历史就是这样奇妙，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蒲类人不知道有没有想到如今的变化。

关于蒲类海有许多美丽的传说，流传最多的一则传说是：一位汉族姑娘和一位名叫蒲类海的哈萨克青年合力同破坏湖泊的山魔搏斗，姑娘被压在尖山下石化了，哈萨克青年扭住山魔同沉湖底。他们用生命为后人换来安宁幸福的生活。为了纪念他们，人们就把尖山下的数股清泉叫“汉姑泉”，把湖泊称做“蒲类海”。

湖里储蕴了丰富的硭硝矿和盐田。湖中有一个南北向的巨大砂堤，将湖分隔成东、西两部分，东湖碧波荡漾，西湖一片银白。站在尖山上眺望巴里坤湖，远处的白色仿佛天山脚下没有解冻的冰。当然，这都是后来人们赋予了色彩的传说，但是传说本身的美也为眼前这光秃的石头山和濒危的咸水湖蒙上了一层迷人的面纱。或许，历史的好处也在于：它赋予了平淡生活神秘的意蕴使其不复平淡。

信步向湖边走去，却发现绿草如茵看似广阔的巴里坤草原其实并不平坦，里面全是星云密布的草甸和深浅不一的沼泽，更有无数小溪穿行其中。刚开始的100米，还算干燥，大可以随意地走在草地里，但后面就越来越湿润，随处都是积满水的洼地，要想不湿鞋又安全，只能从这个草甸跳到另一个草甸，还好草甸与草甸之间的距离并不算太远，曲曲折折我还是一步步走近湖水了，可就要接近湖边我又发现，离湖水15米的地方全是深不可测的沼泽，沼泽地上长满不知名的植物，无数土黄色枯萎的干草浸泡在水里，踩上去稀软泥泞，令人无法接近水面。

这时候风中传来马声嘶鸣，精神顿时恍惚起来，时空逐渐模糊……相信无论三千年前的蒲类古马还是三千年后的今天名扬四海的巴里坤马，嘶鸣声还是从同一个喉腔里发出的。这是动物身上人类一直学不会的一部分，人类总是急于求成而忽略掉事物安静而永恒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