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28日,由苏联倡议,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定于同年4月举行瑞士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派代表分别参加各有关问题的讨论。4月19日,中国政府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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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分别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4月26日,会议开幕,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5月3日返美,由副国务卿史密斯接替)、英国外交大臣大臣艾登、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以及南朝鲜、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菲律宾、卢森堡、新西兰、泰国的外长和土耳其、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荷兰的代表参加。因美国破坏,讨论未达成和平解决协议,但已形成对某些基本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会议后期,从5月8日开始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周恩来、莫洛托夫、史密斯、艾登、皮杜尔、越南副总理兼代理外交部长范文同以及保大越南、高棉王国、寮国王国的代表参加。会谈历时75天,排除重重阻碍,在尊重印度支那人民和平、独立、民主、统一的民族权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使延续8年的战火得以平息,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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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会议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协议。越南、老挝、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三个协定由双方代表分别签字,九国代表又在日内瓦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宣言,印度支那敌对行动就此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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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会议对于巩固世界和平与安全,首先是巩固亚洲的和平与安全,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它又一次有力地证明,国际争端是可以经过和平协商获得解决的,各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它不仅解决了一个亚洲的迫切问题,而且为和平解决其他国际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同时,这次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和平,确保了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相对稳定,明显改善了中英关系,架起中美沟通的桥梁。日内瓦会议对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印度支那的关系、中国的对外政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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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诚愿望,周恩来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朝鲜的南日外相提出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出朝鲜,然后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自由选举的合理主张。但美国代表带头拒绝一切建议。日内瓦会议
日内瓦会议的另一个议题就是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后在于右任的倡议下,改用“中南半岛”)的和平问题。1954年5月8日,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谈判开始。与会国家中、苏、美、英、法五大国外,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被法国占领的南越、老挝和柬埔寨。经过周恩来奔波斡旋,交战双方分别达成了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
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会议一开始,朝鲜外务相南日就提出了关于恢复朝鲜统一和组织全朝鲜自由选举的方案。周恩来外长表示完全支持南日外务相提出的方案。
南朝鲜代表却先后提出:由联合国监督,按大韩民国的宪法在全朝鲜举行选举;在选举前一个月,中国军队全部撤出朝鲜,但联合国军队要在选举和完成统一后再撤退等建议。很显然,南朝鲜的方案实质上就是要把大韩民国的法统强加给全朝鲜人民,由南朝鲜并吞北朝鲜。美国代表马上支持这些建议。
周恩来外长在会上指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朝鲜人民在全国选举中能自由表示意志而不受外力干涉的先决条件;联合国是朝鲜战争中的交战一方,不能由交战一方来监督朝鲜的选举,但中国同意对选举进行国际监督。并建议:为了协助全朝鲜委员会根据全朝鲜选举法在排除外国干涉的自由条件下举行全朝鲜选举,成立中立国监督委员会,对全朝鲜选举进行监督。
由于与会各方对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存在着原则分歧,直到1954年6月15日仍难达成协议,朝鲜、中国、苏联再次提出一些有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以打破僵局,但美国带头反对。参加“联合国军”的那些国家的代表提出了使会议面临决裂的《十六国宣言》。
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外长仍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指出美国要阻挠日内瓦会议就解决朝鲜和平问题达成任何协议。情况虽然如此,与会国仍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周恩来外长对协议案文提出如下建议:“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的谈判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尽管这个声明为绝大多数与会者所接受,但由于美国代表不表示同意,而未能获得通过。这样,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以未通过任何协议而结束。但正如周恩来外长所指出:它使大家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1]
日内瓦会议的后期,即从5月8日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参加者有中、苏、英、法、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共和国(即原南越)、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会议主要讨论了停战后一段时期内为越南交战双方的武装力量划分集结区,老挝和柬埔寨问题如何同越南问题区别对待,停战的监督和保证,印度支那三国的政治前途等问题。美国企图延长乃至扩大印度支那战争,虽然被迫同意参加会议,但始终没有放弃其直接插手印度支那战争的打算。面对上述情况,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过程中,采取了尽可能争取法国等多数国家、着重反对美国破坏、大力把会议推向前进的做法。
6月中旬,会议因各方分歧停滞不前。中国及时地折衷了有关国家的意见,提出了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方案,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与会国就如何解决老挝和柬埔寨的停战问题达成了一些协议,使会议大大前进了一步。
中国代表团在解决如何划分越南交战双方的集结问题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总理会晤法国新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在广西柳州与胡志明主席交换意见,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谈,进一步协调了越、中、苏的看法,打破了在划分集结问题上的僵局,扫除了会议达成协议的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
7 月21日,会议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结束了法国在这个地区进行多年的殖民战争,确认了印支三国的民族权利,是印支三国人民争取独立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同时,通过日内瓦会议,全世界又一次看到,中国人民为祖国安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事业,为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美国代表没有在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预示它另有图谋,这为美国加紧干涉印度支那埋下了伏笔。[1]
周恩来步入日内瓦会议会场
人民军队:65年前,关于印度支那地区的日内瓦会议结束,同时一份关于停止越南战争的日内瓦协定得以签署。
这份协议标志着我国二十世纪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斗争中的重要里程碑。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是在胡志明时代中越南革命外交在国际舞台上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果。随着时间的流逝,继承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抗法战争的成功,我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经历了多个历史阶段,但是日内瓦会议的历史意义与教训对服务于当今建国卫国事业的外交工作依然保留其原本价值。
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日内瓦
在困难中保持坚定
1945年八月革命后,我国又进入另一场保卫民族独立和刚刚成立的革命政权的斗争。本着“决死让祖国永生”的精神和强烈的革命意志,我国军民取得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而重点是轰动全球的奠边府大捷。战场上取得的重要胜利加上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我国革命打开了有利的局面。1954年8月5日,关于印度支那地区的日内瓦会议开幕。经过75个昼夜的谈判,共召开31场会议以及多场双边和多边会晤,关于停止在越南战争的日内瓦协议已得到签署。
谈判桌上的本领
日内瓦会议是我国革命事业的历史性里程碑。我们坚定不移地进行斗争,寻找一个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全面解决措施,达到基本、核心的目标,获得逐步的胜利,为后来时间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斗争获得最终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胡志明主席曾对日内瓦会议作出评价:“日内瓦会议已结束。我国外交业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原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在关于停止在越南战争的日内瓦协议签署60周年纪念典礼上说过:“日内外协定的签署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日内瓦会议以及其有关的文件为我国祖国统一斗争事业奠定了重要前提。越南民族基本权利首次在一个多边会议上得到大国的承认。法国和与会国家承诺尊重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绝对不干涉上述国家的内政。法国被迫停止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战事和从该地区撤退其军队。近20年后,1973年的巴黎协定再次肯定了上述重要法律依据。“美国和其他国家尊重越南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就像1954年日内瓦协定曾经承认过”。除了法律的意义,日内瓦会议也为我国对长期战斗进行准备创造条件。基于会议的结果,我们有宝贵的时间来开展战后重建工作和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使北方成为南方革命运动的大后方,继续进行解放南方、统一国家的斗争,然后取得1975年的最终胜利。
日内瓦会议的成果充分肯定了自国家成立以来在胡志明主席的引导下的越南革命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拜会周恩来外交业的本领。在当时国际形势复杂多边、大国以自己的目标和本身的利益与会的背景下,这是越南革命外交业首次参与一个多边会议。我国谈判代表团发挥战场上的胜利、民族的正义力量,坚定不移奉行原则并采取委婉的策略以获取重要结果。会议结束后,越南的地位得以巩固和提升。在日内瓦会议到1973年期间,越南民主共和国与36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此前越南只与九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日内瓦会议的成果对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渺小的越南人民坚决斗争,获取了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辉煌胜利,逼迫大国承认越南的独立、主权、统一和完整。越南成为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榜样,是他们的鼓舞源泉,继续鼓励他们站起来争取独立。越南的胜利是殖民主义的殖民系统瓦解的开端。[2]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演讲中国政府在日内瓦会议上4月1日,周恩来到莫斯科,就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等有关问题,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范文同举行会议磋商。[3]12日回到北京。19日,中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晚上,周恩来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商谈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这期间,周恩来嘱咐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加进一句反映他的基本态度的话:“我们不侵略别人,也坚决反对任何人的侵略行为,我们不威胁别人,也反对任何人的威胁行为;我们不干涉别人内政,也反对别人干涉任何人的内政;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我们对任何武装侵略,决不会置之不理。” 1954年4月20日,他率领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经莫斯科,于24日抵达日内瓦。临出发前,周恩来召集代表团成员全体会议。他指出,任何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遵守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不得违反。周恩来为开好这次会议而殚精竭虑。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屋内的灯光常常从天黑亮到天明。睡觉起来,不是伏案疾书,就是阅读思考,同代表团成员商议问题。日内瓦是世界有名的风景区,号称“世界公园”。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找机会游览观光。中国代表团里,有人见周恩来工作太紧张,劝他出去散散步,他总是亲切地说,多做点工作吧。瑞士的报纸上曾赞扬说,中国的总理与众不同,休息日也不见他出来游览,真正是一心一意为会议。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
在第一阶段最后一次会上,美国代表纠集“联合国军”的国家抛出“十六国宣言”,妄图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会议。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作了即席发言,提出至少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今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他说:“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他的发言义正词严,合情合理,诚恳朴实而又充满义愤,很打动人。在他发言过程中,全场一片寂静。这一英明步骤显然出乎对方预料,使之陷于被动。比利时代表斯巴克急忙解释,说什么“十六国宣言”同周总理的建议精神是一致的。周恩来当即追问:既然一致,为什么不能十九国呢?斯巴克不得不表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立即提出无保留地支持比利时代表所附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这一来,对方阵脚大乱。美国代表声称,在请示政府以前不准备发表意见,不参加表决。南朝鲜代表说比利时不能代表十六国,至少不能代表南朝鲜。周恩来最后指出:美国这样的态度,“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事后,莫洛托夫祝贺周恩来的精彩发言使会议取得了大的成就。朝鲜同志说:中国同志使外交变成艺术。日内瓦会议第二阶段的议题是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本来,印度支那问题远比朝鲜问题复杂,利害关系十分错综。但由于1954年5月7日越南在战场上取得了奠边府大捷,形势大为改变。6月中,法国国内矛盾尖锐化,20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倾向于早日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一弗朗斯组阁。法国不想再完全听从美国,美国在会上很孤立,印支问题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1954年6月15日,中、苏、越三国代表团商谈老挝、柬埔寨问题,为了使会谈取得进展井达成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周恩来在会上提议作出一些让步,来取得越南在划区问题上的补偿。苏、越表示同意。次日,周恩来向英国外长艾登作了说明。23日,周恩来同法国新任总理孟戴斯一弗朗斯在伯尔尼会晤,坦率地交换了意见。[4]最后,与会各国达成了协议,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办法,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7月21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国代表在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会后,越南胡志明主席发表文告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越南劳动党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方面在“抗战中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南方面的“全面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他本着学习的精神,以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气魄和胆略,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和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揭露和击退了杜勒斯之流对会议的破坏,使会议取得了成果。有的西方报纸说,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消除了国外人们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形象。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但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工作和斗争,美国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于孤立。日内瓦会议开始时,中美双方的关系是十分紧张、尖锐对立的。经过日内瓦会议,架设了中、美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中美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后是在华沙举行,延续15年。[5]这是周恩来主持下的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一个沟通意见的渠道。所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即协议声明,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造性在当时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例如,1962年蒋介石趁大陆遭受自然灾害,掀起一股反攻的恶浪,福建前线战云密布。当时的关键,是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听到美国代表卡伯特说,他们将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这个情报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中国宣布12海里领海,美国不承认。但美方表示他们的军舰决不会进入12海里,这也是在大使会谈中透露给中国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反映中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正是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有这十几年的会谈,最终形成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并接受中国提出的“废约、撤军和断交”的建交三原则的条件下同中国建交。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多次谈判,达成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建立半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也是外交上的一种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