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吾

李宗吾8岁开始入私塾读书。20岁就读富顺县自流井三台书院，次年转炳文书院受教名师卢庆家门下，学问大进。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秀才，次年赴成都补行恩、正两科乡试，考取四川省高等学堂入优级理科师范班。在校期间，受同盟会会员雷民心、张培爵的影响，李宗吾加入中国同盟会。

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学部特授举人。

光绪三十四年(1908)，李宗吾受聘任富顺县中学堂（今富顺二中）教习。

宣统三年(1911)，任富顺县中学堂监督（校长）。

民国三年（1914），四川省政府委李宗吾任富顺县视学，上任不久奉调江油县任省立第二中学（今江油一中）首任校长。次年调任省视学，负责省内中小学教育的筹划检查等工作。

民国元年(1912)，四川省成立军政府，由尹昌衡和同盟会会员张培爵分任正副都督。张培爵以副都督分管民政，拟设一个审计院，欲委派富顺人廖绪初为院长，李宗吾为次长。两人都坚辞不就，结果省政府只得改委尹昌龄为院长，廖绪初为次长，李宗吾为第三科科长。就低不就高，引得舆论怪异。

审计院裁撤后，财政司委李宗吾为重庆海关监督，这是当时四川地区最令人垂涎的一个“肥缺”，李宗吾先生却并不屑为，还立即将委任状退回。财政司不得不请托他的同学刘公潜前往劝驾，仍力辞不就，惹起社会和官场又一番惊异。省政府又委李宗吾为四川官产竞卖经理处总经理，这又是当时官场的一个“银窝窝”。他虽然同意出任，但却提出要将月薪由200元减为120元才肯就职。消息传开，又令官场议论称奇。

后来，李宗吾由官产竞卖处转为官产清理处处长，但因全国南北分离，政局混乱，加上有政客、官僚阻挠，官产既不能竞卖也无法清理，不久官产清理处亦撤销。李宗吾不愿再留官场，决定回家闲居。可是为官数年，清廉一身的他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不得不向富顺同乡陈建人借钱五十元，才免去了“有家归不得”之苦。^[1]

辛亥革命后，全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军阀割据时期，政令未能真正统一，教育制度也各行其是。民国十一年（1922），省视学任上的李宗吾奉命出川考察全国各地教育，考察后深感教育教学内容陈腐，学生成绩低劣，学制拘谨，贫苦有志青年入学无门。他主张实行开放政策，允许经私塾教育的社会青年以同等学历参加各级学校毕业考试，合格者授予同等资格的毕业证书。他还主张实行毕业会考制度，并草拟了李宗吾一份《振兴四川省各县中学小学教育计划大纲》，邀约川南地区几位同事联名上报省教育科。该大纲主张中小学生毕业时，应由政府委员进行考试。这种毕业会考制，在当时国内南北分割的时期，是一项破天荒的改革，而“振兴教育”口号的首次提出，更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

民国十三年（1924），四川省署研究了李宗吾的报告，决定派李宗吾以富顺县试行小学毕业生会考，又以宜宾县试行中学毕业生会考。在富顺，小学毕业生会考取得了很大效果，社会反响非常良好。

民国十四年（1925）寒假，李宗吾又在宜宾试行中学毕业生会考，由于严格执行考试规则，毕业考试刚考了一天，晚上就遭到一批学生用木棒、哑铃痛打，有人临走还骂道：“你这个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被当地教师救出后，他口授电文上报省长公署说：“自经此次暴动，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生死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厉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或见诸实行，身在九泉，亦当引为大幸！”后来，他特别撰写了《考试制之商榷》一书，强调学制改革的重要，由省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还拟了一份《学生成绩考察会之计划》，请求由他在家乡富顺县自流井试办，取得了良好效果。

除了积极倡导和力行考试制度外，李宗吾还拟了《推广平民教育之计划》。他认为平民教育应该扩大办理，教育一般民众，不仅仅是教育不识字的人。他根据民间读书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主张征集一些“或白话的”“或浅近文言的”“总以富有趣味为主”的著作，其间加入一些外国压迫我国的情形以及弱小民族被侵略的事实，交给在茶馆中说评书的人去传播。因为“这等人的语言态度，与街市上的人是一致的，他们说的话，众人都肯听；若是上流社会的人去讲，反觉得异言异服了，所说的话，必不能深入人心”。

在教育界工作的十年中，李宗吾一直希望把学校教育、私塾教育和平民教育都办好，他的思想成为当时的绝响。在李宗吾提出会考制度十年后的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才颁令全国实行会考制。以后会考制在全国几经反复，到1990年3月，国家教委又才决定推广试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可以说，实行会考制度与“振兴教育”的口号，是李宗吾在全国首倡并实行的，李宗吾堪称开现代中国考试制度先河的教育改革家。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当时的四川交李宗吾通、通讯比较落后，李宗吾在成都知道这惊人消息后，冒着酷暑连续几个昼夜，奋笔疾书，撰写了一部《抗日计划之商榷》。他在这篇洋洋数万言的“计划书”中，不仅提出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抗战救亡计划，还提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战术计划，从内容看，就好像是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全面作战纲领。他认为此次中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我们对日抗战，是为人类要求平等而战，是弱小民族对帝国主义抗战之开始者。”提出对日抗战，应用三种战争：全民抗战，即为武力战争；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施以经济制裁，即为经济战争；将中国主义在国际上尽量宣传，即为心理战争。这三种战争必须同时发动，才可战胜日本。他主张采取持久战，把阵地战和游击战交替运用，预言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决然属于我们中国。

李宗吾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抗日计划之商榷》逐日在报纸上刊登。除此外，他又于1937年9月在成都日新工业社出版《制宪与抗日》一书，帮助处于大后方的四川人民消除“恐日”心理，提高抗战必胜的信心。

李宗吾一生学识渊博，品行严正，思想活跃，敢说敢言。他目睹人间冷暖，看透宦海浮沉，其《厚黑学》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被社会视为愤世嫉俗之作，在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奸诈和旧官场的腐败，在全国影响颇大。^[1]

1943年9月28日逝世。

其作品有：《厚黑学》、《厚黑学后传》、《心理与力学》、《厚黑大全》、《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厚黑丛话》、《中国学术之趋势》、《社会问题之商榷》。作者的基本思想线索是在研究人性中，提出了“厚颜黑心”之说，由此而生“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变化”之说。作者认为后者，使“厚黑学就有哲理上之根据了”。

其论人性、论经济、论政治、论国际关系、论学术，均循此线索。他自己认为世人多注意其“厚黑学”，而对其他作品“不甚注意”，其实，后者才是作者更为着重的作品。李宗吾作品这些著作八十年代又成为台湾、香港地区及日本的畅销书。作者以强烈的使命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对封建社会的政治黑暗和官场腐败予以深刻揭露和严厉抨击。

文笔犀利，讽刺辛辣，许多见解令人叹为观止。作者视角独特，观点新颖，自成一家，使人不能不佩服其对传统文化的切肤感受与妙悟能力。

《厚黑大全》收集了李宗吾的重要论文和专著，通览全书，可以了解作者的思想全貌。就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而言，《厚黑学》、《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厚黑丛话》、《中国学术之趋势》、《社会问题之商榷》堪称是李宗吾的代表作。

以“独尊”之笔名，旨在取佛祖“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意，从此便以“厚黑教主”自号，被誉为“影响中国20世纪的十大奇才怪杰”之一。它就像一面镜子，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丑陋的中国人》等一系列抨击落后国民性著作的先河之作。

其书有后续，是说男女关系，名曰《老婆经》，怕老婆才能有大发展，是现代中国人生过幸福的指导教材。

宗吾先生的著述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甚至畅谈物理学、经济学，凡百余万言，在经历40年代的轰动效应之后，逐渐在思想史上展露出深远的影响力和冲击波，开启了对国民性反思的思辨之路。

在华人学术领域，林语堂、梁实秋、柏杨、李敖、南怀瑾、张默生、李石锋等等学问大家对李氏思想进行了多方位的推演和研究，纷纷指出，李宗吾在文化史尤其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僭越性，是四川人为中国现代思想所做出的不可多得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