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

1944年2月，在敦煌莫高窟设立了保管、研究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员工仅十余人，常书鸿任所长，下设考古、总务两个组，开始了敦煌石窟的清理、调查、保护、临摹等工作。

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任所长，人员有较大发展，下设保护、美术、考古、资料、办公室等组室，实施了石窟大规模的维修保护，开展了石窟资料的全面调查、石窟艺术、考古、佛教内容的研究，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

1984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院由院党委、院务委员会、院学术委员会分别主管院内的党务、院务、科研工作。院党委下设党委办公室，院部下设行政办公室、人事处、保卫处。学术委员会兼办科研处的工作。专业部门有石窟保护研究所、美术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文献研究所、石窟文物保护陈列中心、信息资料中心、编辑部、摄录部、接待部等。另外，在兰州设有分院。

敦煌研究院从上世纪40年代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创业始，经过几代人艰辛的工作，在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和敦煌文献研究、敦煌文化弘扬等方面都有辉煌的业绩。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遵循"保护、研究、弘扬"的工作方针开创了新局面，各方面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2017年1月，甘肃省文物局下属的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庆阳北石窟寺被整体移交敦煌研究院管理。敦煌研究院的管理范畴进一步扩大。

2017年5月，在庆祝“国际博物馆日”之际，国家一级博物馆授牌仪式近日在北京举行，敦煌研究院成功晋级，成为国家文物局第三批新增的34家国家一级博物馆的两名成员。^[4]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有着“敦煌守护神”之称的常书鸿先生。这个早年留学法国的杭州人，只因为在异乡偶然见到伯希和整理的一本关于敦煌壁画的图录，惊叹之余，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来到敦煌。是他于1943年促成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就是现在的敦煌研究院^[5]。

作为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在这里呆了几十年，这个早年留学法国的杭州人，只因为在异乡偶然见到伯希和整理的一本关于敦煌壁画的图录，惊叹之余，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来到敦煌。是他于1943年促成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就是现在的敦煌研究院。直到晚年他不得不调回北京。但敦煌显然融入了他的生命，他视莫高窟为“家”，在给友人的信中总是落款“客寓京华”。生命的最后，他还叮嘱儿女要好好研究敦煌。“敦煌守护神”——这5个字就镌刻在常书鸿先生的墓碑上^[5]。

段文杰是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长。这位四川人，几乎和常书鸿前后脚来到异乡敦煌。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前后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创下了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的多个第一。他所临摹的《都督夫人礼佛图》更是复原临摹的典范之作，称得上传世之作。可如今，他也走了^[5]。

1984年，经甘肃省委、省政府批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常书鸿任名誉院长，吴坚为首席顾问。

1998年4月始，樊锦诗任院长，党委副书记为孟繁新,段文杰为名誉院长，吴坚为首席顾问，副院长为马正乾、刘会林、李最雄。

下设党委办公室、行政办公室、保卫处、保护研究所、美术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文献研究所、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敦煌资料中心、编辑部、摄影录像部、接待部、学术委员会。全院职工有248人， 其中研究馆员8人、副研究馆员16人、馆员51人。

这一时期，实施整体、综合、科学保护，增加了敦煌文献的研究，拓宽了敦煌石窟研究领域，不仅继续深入研究佛教内容和艺术，而且研究了石窟时代、历史，及壁画中社会文化与艺术的各种专题。此外，还建立了博物馆（即陈列中心）；敦煌石窟开始对外开放，与国内外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创办了学术刊物《敦煌研究》；刊布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敦煌研究院是集保护、研究多种业务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由于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中作出了突出贡献，2007年5月24日，敦煌研究院被国家人事部和国家文物局授予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6]

2016年3月，张先堂、赵声良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2019年5月25日，敦煌研究院召开全院干部大会，宣布赵声良同志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马世林同志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苏伯民同志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7]

2020年7月17日，苏伯民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8]

2021年5月24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免去张先堂的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职务，退休。^[9]

2021年8月1日，敦煌研究院召开干部大会，甘肃官方派员宣读了任免文件，赵声良任党委书记，苏伯民任院长。^[3]

2021年8月23日，张元林、郭青林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10]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开始了对敦煌石窟文物的管理和守护工作。1949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并设置保护室（组），开始了对莫高窟的抢救修复和保护。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大为敦煌研究院，保护室随之扩大为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她是我国最早从事石窟文物保护的专门机构。50多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主要从事石窟文物保护研究，壁画、塑像修复及工程加固为一体的科研实体。保护所下设环境研究室、分析研究室、修复技术室、档案信息资料室、图像处理研究室，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并设有敦煌研究院保护所与美国盖蒂保护所（GCI）、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与日本大阪大学合作项目研究实验室等机构。研究所已形成一支由博士、硕士、学士及化学、物理、工程地质、计算机、林学、建筑、测绘、摄影、气象等多种学科，近50人的高、中、初级专业职称组成的保护科技及修复技术队伍。并具有X衍射、X荧光、付立叶红外、偏光显微镜、全自动环境监测仪等一批先进的分析及环境监测仪器设备。现所长由王旭东博士担任。

几十年来完成了敦煌三座石窟的加固工程，及壁画、彩塑的修复、加固。同时协助完成或正在完成新疆、青海、甘肃、河南、宁夏、西藏、浙江等省的壁画、彩塑修复及土遗址加固工程等数十项省内外重大文物保护维修项目。现已完成和正在进行的由国家科学技术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下达的保护科研项目约40多项。其中获国家及省部级奖12项，国家发明专利1项。研究所来与国内一些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先后完成了甘肃省科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敦煌壁画的计算机贮存与管理系统的研究”、国家科委“九五”国家重点攻关科技项目“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国家863项目“曙光天演Power工作站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及艺术复原”等高科技项目。以上项目的研究并付诸实施将为我国采用计算机技术存贮文物开辟一个新的领域。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合作保护敦煌莫高窟项目，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GCI）、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日本大阪大学、美国梅隆基金会及美国西北大学等外国机构合作，进行敦煌石窟文物保护、保存等方面的研究。1993年我院同美国GCI、中国文物研究所成功的举办了“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会议”。受联合国教科文委员会资助和国家文物局的委托，举办了“中国石窟文物保护研究培训班”。 2000年又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举办了“土遗址保护培训班”。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将立足敦煌，面向全国石窟及壁画、土遗址，放眼世界，继续加强同国内外的合作与交流，抓住西部大开发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做出自己新的贡献。

美术研究所源于1944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经1950年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研究室，1984年为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美术研究所有专业人员20人，其中绘画16人、雕塑2、裱装2人，另有行政1人。

美术研究所主要从事敦煌壁画临摹、复制，敦煌艺术的理论研究，艺术创作活动。是国内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壁画临摹、复制、研究的专业性机构。

经过几代人辛勤艰苦的劳动，美术研究所现拥有壁画临本2000余幅，彩塑50余身，复制原大洞窟11个，研究论文30余篇。除对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的壁画临摹外，还应邀临摹、复制了陕西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新疆克孜尔壁画、拜城壁画、嘉峪关、敦煌魏晋墓画像砖等。

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敦煌壁画临本和彩塑临品，自1943年至2000年底在国内外展示了敦煌艺术展览20余次，使更多的人了解到古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灿烂辉煌的敦煌艺术。

美术研究所为敦煌火车站、兰州火车站创作了大型的室内外壁画。为香港志莲净苑创作了佛教壁画。在继承传统艺术精华走向新壁画创作的道路上，留下了探索的足印。

敦煌研究院考古所成立于1944年，主要从事敦煌石窟的分期断代，塑像样式的流变，壁画内容的考证等工作。并且结合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文书，对石窟的特征、内容做出全面的研究与分析，对敦煌石窟在佛教考古学、世界美术史上的地位做出综合的评价。石窟考古类型学、层位学，佛教学以及各美术流派之间的比较研究是我们的主要研究手段。同时，敦煌及其周边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也是我们的重要课题之一。新的世纪是科学技术的世纪，利用高科技的研究手段对佛教石窟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研究是我们新的任务。^[11]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原为敦煌文物研究所遗书研究室，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遗书研究所，1995年改今名。为敦煌研究院专门从事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的职能部门，主要从事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各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内容包括敦煌佛教文献、敦煌社会经济文献、敦煌历史地理文献、敦煌科技史文献、敦煌文学文献、敦煌道教及其它宗教文献、藏经洞艺术品等的整理和研究。近根据敦煌学发展的需要及自身的研究条件，敦煌文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主要集中从事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的结合研究、敦煌文献与敦煌史地的结合研究等。

敦煌研究院编辑部的主要职能是编辑出版、发行《敦煌研究》和策划、组稿、编辑敦煌学的文集、图册。该部主编的《敦煌研究》，从1983年创刊以来，从不定期到季刊、双月刊，20年来，连续出版70多期，配合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又出版增刊5期。该刊在敦煌学界、我国期刊界已有良好的影响，海内外一些国家图书馆、大学、科研单位、文物部门列为永藏期刊，一些专家学者的案头必备之刊，亦被列入中国社科核心期刊。《敦煌研究》先后荣获甘肃省优秀社科期刊奖、一级名牌期刊奖和国家优秀社科期刊奖，进入第一、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和中国期刊方阵“双高”期刊。

该部20多年来组织编辑出版了《1983年全国敦煌学讨论会文集》（4卷）、《1987年国际敦煌石窟讨论会文集》（2卷）、《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4卷）、《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4卷）、《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4卷）、《敦煌研究文集》（5卷）、《敦煌石窟艺术》（30卷）等。其中不少获省级、国家级出版奖。编辑部以展示学术成果、弘扬敦煌艺术为己任。

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现有中外文藏书约12万册, 是国内外收藏敦煌学图书资料较为丰富的专业图书馆之一。该中心下设: 图书采购室、编目室、期刊阅览室、敦煌学特藏室、学术档案室、敦煌研究院网站等。中心的局域网络早已建成，下设7个工作站，阅览室为读者设有查询书目的专用终端机，图书业务流程全面实现计算机管理。读者通过网络分布在各部门或阅览室工作站，就能方便、快捷地检索到自己所需要的图书资料。同时，用户经该中心授权还可以通过互联网(Ienternet)远程查询本中心的书目数据库。该中心正在进行《敦煌学研究文献检索数据库》和《期刊数据库》的建设,研究所已收集论著近两万篇，并将制作成全文数据库，以实现文献资源共享。中心与国内外许多敦煌学研究机构、学者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资料交换关系。此外，每年还编印两期内部参考刊物《信息与参考》。该中心的图书馆扩建工程亦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不久将投入运行。到那时，该中心不仅是敦煌学资料的重要收藏地，也将是国内外读者查阅资料进行研究的重要基地。^[6]

敦煌研究院摄录部的主要职能是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工作提供图片、录相等信息资料。该部门现保存有自20世纪50年代起所拍摄的各类石窟文物摄影资料近40,000张；自20世纪80年代起所拍摄的各类录相资料近100盘。

长期以来，该部门承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敦煌石窟艺术出版物的图片摄影工作，如《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卷》、《中国美术全集·雕塑卷》、《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5卷）、《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中国壁画大全·敦煌》（10卷）、《中国石窟雕塑大全·敦煌卷》、《敦煌石窟艺术》（22卷）、《敦煌石窟艺术全集》（28卷）、《中国敦煌》、《敦煌经典五十窟》、《敦煌石窟鉴赏丛书》等；该部门还摄制了《莫高窟艺术》录相专题片和《敦煌莫高窟艺术》VCD光盘；除了拍摄石窟文物之外，该部门还拍摄了大量有关丝绸之路名胜古迹、自然风光的摄影作品并结集出版。^[6]

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全称为“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是我国唯一的石窟类文物保藏陈列机构，占地面积两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五千多平方米,由日本政府无偿援建,于1992年2月开工,1994年4月落成,同年8月21日正式开馆。

该中心内设录像演播厅和三个展区，敦煌石窟艺术的精华和发展历程的概况在此得以展现。第一展区是8个原大复制洞窟，它们是敦煌莫高窟十六国时期的第275窟、西魏第249窟和第285窟、隋代第419窟、初唐第220窟、盛唐第217窟、元代第3窟和安西榆林窟中唐第25窟，均属各时期的杰出代表窟，展现了自十六国至元代一千年间敦煌石窟艺术的风采。第二展区是敦煌石窟文物陈列，展出敦煌石窟出土的文物精品。第三展区位于中心展厅二楼，为机动展区，可以举办各种展览和专题文物陈列，正式展出的是“西藏铜雕艺术展”，展示藏传佛教金刚造像精品，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观赏价值。

陈列中心下设有文物收藏管理、陈列展示、讲解服务、设备管理等部门，管理陈列中心日常运营和对外开放，承办各种展览和敦煌研究院对外展览活动。为人们全面深入地了解敦煌石窟和敦煌佛教艺术，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和支持。^[6]

敦煌藏经洞陈列馆是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所辖的专题陈列馆，位于敦煌莫高窟南区北端三清宫内，与闻名中外的“藏经洞（第17窟）”毗邻。三清宫俗称下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湖北麻城人王圆箓道士于该寺侧发现藏经洞，后以私售藏经洞文物和募化所得，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重修前三清宫，寓居于此。该寺为藏经洞文物发现、被盗之重要见证，岁月既久，失于修葺。敦煌研究院于藏经洞发现百年之际，修复重建此寺，辟为“敦煌藏经洞陈列馆”，展示藏经洞精美文物及发现、流散之史实，以昭示后人。

藏经洞陈列馆内辟王圆箓道士旧居，藏经洞开凿、封闭、发现、流散、被盗史实陈列和敦煌研究院收藏的藏经洞出土文献、佛经等文物真品陈列，以及临摹的现收藏于英国博物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的绢画和纸画精品陈列等。是敦煌莫高窟一处重要的旅游接待场所。^[6]

敦煌研究院接待部，主要承担莫高窟石窟艺术的讲解和宣传工作。讲解员均受过系统的专业培训和严格的考核。讲解语种有中、英、日、法、德、韩、俄七种。外语讲解员均在正规外语院校进行过系统的进修学习，能用较流畅的语言进行讲解。

为了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作好旅游接待工作，该部的接待方式是：

一、所有游客均在该部讲解员的带领下进行参观。

二、旅行团队在购票后直接到该部联系讲解员。

三、内宾散客到入口处集中，每25人左右为一组，派一名讲解员带领参观。

四、外宾散客在旅游旺季（六～十月）每天定时安排外语讲解（上午9：00，下午2：30），其他月份随到随安排。

五、“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和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实行对内宾守洞讲解，外宾带领参观讲解的方式。^[6]

敦煌研究院保卫处成立于1989年8月，主要担负着敦煌研究院所辖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三处石窟及馆藏文物的安全保卫和辖区的治安管理工作任务。落实“防盗、防火、防破坏、防灾害事故”的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严密各项治安管理，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防范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文物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稳定，为敦煌研究院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自1989年以来，敦煌研究院保卫处连年被酒泉地区、敦煌市评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1994年以来获得酒泉地区公安保卫系统“一级达标”单位；连年被敦煌市公安局评为公安保卫系统先进集体；1996年荣获“全国文博系统安全保卫工作”先进集体；2000年获得酒泉地区“无毒社区”称号；2001年被敦煌市评为“消防工作先进单位”。^[6]

敦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是主管全院科研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学术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掌握全院科研工作的基本情况，了解学术动态，对科研工作的研究方向、任务、学科的调整和设置提出分析与建议；组织制定院年度及中长期科研规划；组织实施院级科研课题的评审及省（部）级和国家级科研课题的申报工作；组织落实重大科研项目的实施；审核院属研究机构的学术活动计划，组织全院的学术活动和学术会议；组织重要科研成果的鉴定和优秀科研成果的评奖；负责管理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及出版资助工作；负责科研业务的院外联系和科研成果的宣传工作。

敦煌研究院办公室是全面负责全院政务、财务、后勤、园林绿化等的综合性部门。具体负责起草全院行政工作的计划、规划、报告、总结等文件，组织拟定全院性规章制度以院名义发布有关行政事项的布告、通告。安排院务会议、全院行政公文的收发与传阅、归档，接待院内外来访等。负责全院行政经费的收支、年度财务预决算及各种财务报表，业务经费的使用管理，后勤保障，以及莫高窟窟区的园林绿化工作。下设秘书科、财务科、园林科等部门。兰州分院也设有办公室。

敦煌研究院人事处主要负责全院的机构、人员编制、干部考核、任免（聘解）、交流、奖惩、录用、调配、干审、离退休、劳动工资、人事档案的管理；负责全院的职称评聘，专业人员继续再教育工作；负责职工的劳动保险、保护管理工作。

敦煌研究院党委办公室是院党委下属的综合办事机构。主要职责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院贯彻执行情况做好调查研究，向党委提出贯彻意见，并组织实施；掌握全院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态，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展学习；检查督促各党支部贯彻执行党委决议和开展组织生活，积极做好党员发展工作；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做好干部的培训、考察、任用工作；搞好党内监督，配合院纪检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做好党员干部的来信来访工作；搞好我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搞好共青团、妇女、统战、保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搞好党内文件的收发、传阅、处理、归档工作。^[6]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是麦积山石窟的保护管理机构，其前身是1953年9月1日成立的 “天水麦积山文物保管所”，隶属于天水县文教局。1961年3月，麦积山石窟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12月改属甘肃省文化局，1966年由天水县代管，1973年又属省文化局管辖。1986年6月改名为“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隶属于甘肃省文物局。2014年6月，麦积山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2017年1月，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整建制划归敦煌研究院统一管理。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目前下属9个科室, 其中管理科室3个，业务科室6个。下设办公室、人力资源科、保卫科、考古研究室、保护研究室、信息资料室、美术研究室、数字中心、社会教育部，主要承担石窟艺术研究、文物保护与利用、 国内外游人接待、对外宣传等工作职责。现有职工176人。

近年来，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通过制定并严格实施麦积山石窟中长期计划，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前期调查、中期跟进及后期查勘等工作，加强对麦积山石窟、相关文物及赋存环境的保护；重视对石窟本体雕塑、壁画的临摹，对佛教石窟艺术研究，对传统艺术传承与创作；积极举办展览与对外宣传，开展文化遗产进校园、进军营活动。^[12]

1955年11月，永靖炳灵寺文物保管所正式挂牌成立，行政机构隶属于临夏州公署，炳灵寺石窟开始有了专门的保护机构，政府委派专人进行保护管理。1961年3月，炳灵寺石窟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3年改属甘肃省文化局管辖。2000年，保护机构更名为甘肃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2014年6月，炳灵寺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

2017年1月，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整建制划归敦煌研究院统一管理。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下设的6 个科室精简合并，重新设立了办公室、保卫科、社会教育部、文物保护研究室4个科室。同时，制定完善了各科室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岗位职责。现有职工50人。2019年，炳灵寺石窟旅游服务公司注册成立，将后勤服务等纳入公司管理范围，使石窟的管理工作更加具体、细化。^[13]

榆林窟，亦名榆林寺、万佛峡，位于甘肃省瓜州县（曾名安西县）城南约70千米处的榆林河峡谷中，被称为莫高窟的“姊妹窟”。20世纪50年代，榆林窟由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代为管理。1961年，榆林窟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设立榆林窟文物保管所，划归敦煌研究院统一管理。2016年，榆林窟文物保管所更名为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

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负责榆林窟的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下设办公室、保卫科、文物管理室、社会教育部和文物研究室等5个科室（部），现有职工58人。

长期以来，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始终坚持“保护、研究、弘扬”工作方针，不断推进榆林窟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持续向前发展。特别是2018年，完成榆林窟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项目建设，从根本上彻底改善了榆林窟的基础设施和整体环境，提升了旅游开放服务质量和职工办公生活条件，对文物本体和遗产地环境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确保文物及游客安全的前提下，多措并举加大旅游开放力度，实施实名制线上预约购票、分时段参观，努力做好洞窟参观讲解服务，持续提升游客参观体验满意度；充分发挥社会教育功能，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系列社会教育活动，满足当地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利用网络媒体平台，不断扩大对外宣传影响力，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14]

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是保护、研究、弘扬、管理北石窟寺文化遗产的专门事业机构，隶属敦煌研究院管理。

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陇东地区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北石窟寺。1963年，甘肃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庆阳北石窟寺文物保管所，隶属甘肃省文化局直管。1999年，更名为甘肃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2017年1月，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整建制划归敦煌研究院统一管理。下设办公室、文物保护研究室、社会教育部、保卫科4个科室。现有职工31人。

北石窟寺自被发现以来，多次进行加固和维修，目前正实施北石窟寺抢险加固和保护维修前期勘察研究的保护项目。先后与西安美术学院、陇东学院等院校开展合作，加强文化学术交流，实现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积极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15]

西千佛洞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城西南约35千米党河北岸的断崖上。1961年3月西千佛洞附属于莫高窟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世纪5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代管西千佛洞。20世纪80年代至1997年，敦煌研究院派驻保护组管理洞窟。1997年，敦煌研究院设立西千佛洞文物保管所，西千佛洞正式对外开放。2017年西千佛洞文物保管所更名为西千佛洞文物保护研究所。下设办公室、文物管理室、保卫科、社会教育部 等4个科室。现有职工31人。

2018年西千佛洞文物保护研究所被评为“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2019年西千佛洞的游客接待量达到近10万人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敦煌研究院的重要讲话精神，设计了“我为石窟添粉黛——石头画”“触手可及的文明——泥版画”等社教项目，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性社教活动及“敦煌文化艺术进校园”活动。^[16]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中央宣传部17日向全社会发布甘肃省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