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巩

何其巩，字克之，生于1899年，安徽桐城人。18岁时从安徽来到北京谋生，他认为在文盲遍地、风气未开的中国，光用犀利的文笔唤醒民众，很难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于是投笔从戎，进入西北军在冯玉祥部下当了一名上士文书，很快就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当时冯正急于想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情况，他知道何其巩当过教员和记者，对地理、历史等比较熟悉，于是派入伍不久时年25岁的何其巩去苏联留学。何其巩在苏联只住了1年，学了一些共产主义理论。回国后，冯玉祥提拔他为西北军边防秘书。不久，升任秘书长，并再次派他率领一个西北军代表团去苏联考察政治。其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已经逐渐形成，北伐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冯玉祥把军队交给张之江后去了苏联。在他出国之际，张之江顶不住直鲁联军的压力，被迫退出北京，撤往南口。^[1]

1926年8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通电率全军加入国民党。9月，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进军陕甘，与南方的北伐军互相呼应。何其巩于此时被任命为国民联军司令部秘书长，并随军由陕西经潼关进入河南。不久，国民联军改组为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仍任总司令，何其巩也跟着改任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秘书长。

1927年6月至1928年，何其巩又转任河南军团及党政行政长官。

1928年6月，北平特别市成立，时年29岁的何其巩被任命为北平市的首任市长。何其巩在何其巩上任之初，在市政府市政会议第一次常会上就做出一项决议：“财政公开，造成廉洁政府。”在何其巩任内北平市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没有贪污腐化的案例。北平市政府成立之初，何其巩即在市政会议第二次常会上提出临时动议“本市政府教育经费案”。决议：“先由财政局将崇关项下旧定之中小学经费三万五千元拨交教育局，其余二万五千元由市长及财政教育两局长迅速设法发放。”在市政会议第四次、第五次常会上，都重点讨论了贫民救济案，作出了“由市政府发起，以市长为主席，并请在野名流及慈善家加入其事务”，后来成立了定名为“贫民救济总会”的机构。它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贫民救济机构。此外，何其巩在北平市长任内还做过提倡国货、举办文化展览会、兴办北平市民银行等重要工作，更提出过收回租界的议案。这说明了何其巩实不愧为一个头脑清楚的青年市长。何其巩任职仅一年。

1929年5月8日在主持完市政府市政会议第36次常会后，便称病不再上班。

1931～1932年为安徽省政府委员，担任省财政厅长。

1933年，他再次到北平，被任命为行政院驻北平委员会秘书长。

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这最后一个职务他是不大情愿接受的，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以亲日派为主，他不愿意名列其中。于是他便在次年转到北平中国大学校董会工作，并被任命为代理校长。北平沧陷期间，何其巩一心一意办教育，坚决不任伪职，他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合称为在北平坚持办学的三位著名大学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曾令何其巩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北平特派员。不久，发现何其巩不是他的嫡系，并且不是个唯命是从的人，赶快撤销其名义。何其巩回到中国大学。

1947年，他辞中大校长职，在北平隐居。^[1]

1955年，何其巩病逝，享年56岁，遗体葬于北京香山福田公墓。^[2]

在父亲救助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黄诚，曾是清华大学救国会主席，于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发表大量文章，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9月，在党组织和吴承仕教授的协助下，转入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学习，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后任北平学联主席、中共北平学联党团书记，积极参加领导中国大学的救亡活动。

1937年1月，黄诚、史立德等五人突然被冀察当局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逮捕，被关押在冀察绥靖公署草岚子监狱。对这五位同学的被捕，家长们都万分焦急，请父亲出面。吴承仕闻讯后，也马上去找父亲。刚刚当上校长的父亲感到保护学生义不容辞，便答应下来。

春节期间，主持华北政务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到老家山东乐陵过年。父亲担心被捕学生被解往南京，利用自己在西北军时期的关系，在正月初二赶到乐陵给宋母祝寿，趁机向宋哲元提出请他帮助释放学生。宋哲元告诉父亲说:秦德纯(时任北平市市长、二十九军副军长)认为史立德、黄诚等系共党分子。父亲就以“他们无非是要抗日嘛”作为挡箭牌，并用自己的名誉担保。宋哲元当即给军法处下了手令，叫北平方面放人。父亲第二天就拿着手谕赶回北平。

回到北平后，父亲派秘书到监狱探视几位同学，告诉他们即将获释的消息。2月底，黄诚、史立德等被释放。后来我遇到史立德同志时还谈到此事，他告诉我:你父亲(何其巩)曾对我的家人说:你的孩子我的学生是一样的，只是爱国，我会去救的，你放心吧。黄诚后来参加了新四军，任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皖南事变后被捕，在上饶集中营英勇就义。^[2]

1938年，汤尔和附逆后，拟拉父亲充当伪教育总长等职，被父亲严词拒绝，但伪政权大造舆论，“何其巩要当汉奸”的传言不胫而走。为表明心迹，父亲发出两份电函:一是致电蒋介石说“誓竭忠诚，以为股肱之佐决不附逆，致贻钧座之忧”；二是致陈立夫(时任教育部长)电报，除表示不为侵略者利用外，还提出要教育部发给中国大学补助费之请求。不久，即收到蒋、陈的复电。蒋介石除对父亲表示慰勉外，还希望父亲做地下工作。陈立夫的回电与蒋复电内容大致相同，但未对补助费表态。

为什么父亲要向陈立夫申请补助费呢？因为中国大学是民办大学，经费基本上由校董会自己筹措，由校董会管理(由于学费是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因此民办大学学生的学费比国立大学要高得多)。而抗战以前，教育部每月发给中国大学一万元补助费，再加学费，学校可以勉强维持。北平沦陷后，南京教育部的一万元补助费已经无法领到，对教职员工的工资不能按原数发给，中国大学经费一直非常困难。日伪教育部也曾多次提出给予中国大学以经费补助。有人也曾建议，不妨接受一些，以解燃眉之急。但父亲认为这是饮鸩止渴，绝不可行。他说:如果接受了金钱，日伪必然要派人来校进行控制。八年沦陷期间，中国大学没接受日伪的任何“援助”，“所赖以维持者，仅少数学费”，结果“校款短绌，债务累积”，但乃“由师生分途募捐，补苴缺漏以弥其缺，忍饥耐寒”。后来父亲谈及此事，总是批评自己“无能”、“愧对师生”。

此后父亲为中国大学补助经费事，还专门给蒋介石去电。北平沦陷后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曾三次秘密去重庆见蒋介石，每次父亲都托他带信给蒋介石。

日军占领北平后，对困居北平家中的吴佩孚威逼利诱，拟促使其出任伪职。蒋介石对此事深感忧虑，特别嘱咐陈立夫致电父亲，要他对吴佩孚进行劝阻。父亲和吴佩孚是老相识，吴每年过生日，父亲都去给他祝寿。因此接电后，父亲马上接受了此项任务。父亲秘密与吴佩服取得联系进行劝说。得到吴佩孚的回答后，父亲将恳谈结果立即电告陈立夫，文中说吴佩孚坚决表示绝不为日寇利用，决不背叛祖国。这电报由父亲的秘书崔瞻誊写。父亲为了慎重，在电文中不写佩孚、子玉，而以“延陵”替代，典出“延陵季子”之意。^[2]

1938年，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领导下的北平联络局与父亲共同建立了秘密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北方救国会。北方救国会设理事长1人，常务理事3人，理事若干人，秘书长1人。理事长由父亲担任，常务理事由父亲(中国大学校长)、张东荪(燕京大学教授)、王定南(中共北平联络局负责人)三人担任，理事由许少坚(孔祥熙机要秘书)、许宝骏(中国大学校长秘书)、胡海门(代表国社党)、王之相(王淑梅，中国大学总务长)、唐悦良(西北军外交处处长，冯玉祥的连襟)、杨宗翰(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负责人)，另外还有天津几位民主人士共同担任，秘书长张靖(号德懋，中国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共北平联络局情报组工作人员，父亲与党的单线联系人)担任。

“北方救国会”成立当天，即发表了《驳“日本近卫首相声明”的声明》，由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克交路透社在英国伦敦发表。这份声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很大反响。

“北方救国会”是以父亲所在的中国大学、张东荪所在的燕京大学为基础，联合辅仁大学而成立的团体，其使命是使三所私立大学及其附属的中、小学都一致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为掩护保存和发展抗日民主力量而努力，并拒绝日伪对三所大学的控制。“北方救国会”定期向北方局汇报，彭德怀曾亲笔致信父亲，表示对“北方救国会”工作的赞扬、致谢。蒋介石也派黄少谷(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厅长等职)与父亲联系，了解“北方救国会”的情况。

1939年，中共北平联络局负责人、“北方救国会”常务理事之一的王定南被伪北京公安局逮捕后，张靖找到父亲，请他设法营救。父亲找到余晋和(抗战前曾任北平市公安局长，时任伪北京市市长)从狱中将人救出。日占时期的北平实行居住证制度，出狱后的王定南无固定职业，也无固定居所，致使他无法顺利开展工作，更有暴露的危险。张靖代表北平联络局找到父亲，寻求解决办法。父亲出面与“治安皇协军”司令高德林(原西北军冯玉祥将军保卫营营长)商定:让王定南担任高“驻京办”的秘书，并言明“照顾老朋友，只拿钱不办事”。这样既解决他的公开身份，也解决了收入问题，为今后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