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民主

大民主是“文化大革命”采取的主要方式。即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方式产生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毛泽东对此加以肯定，认为“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抓住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因此，它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更大规模的运动和发挥。^[1]

群众张贴大字报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属于政治的范畴，是有阶级性的概念，只有高低之别，并无大小之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抽调了阶级的内容，否定了集中指导，否定纪律。鼓吹“每个人应当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动”，“不受限制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有半点约束”。“踢开党委闹革命”，“就是要无法无天”等是这种“大民主”的典型口号。正如邓小平曾尖锐指出的，它是“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须在安定团结的前提下，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达到。

“大民主”的提法和做法都是有害的，它已被中国1982年通过的宪法所彻底否定。^[1]

第一，“大民主”没有真实地赋予公民言论权、知情权、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

“大民主”含有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表面上似乎使公民享有了充分的言论权，但实际上，“四大自由”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运用的，而是由上层决定；“四大自由”不是允许有不同的政治观点，恰恰是为了达到高度的统一，统一到某种“正统”、“权威”的理解、主张和声音。因此，公民使用“四大自由”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一旦被认定为“非正统”，就得背上罪与罚的沉重的十字架；“四大自由”可以不负责任地进行造谣、污蔑，而不必承担任何后果。

“大民主”也没有提供公民知情权，公民得到的只是“官样说法”和各种不胫而走的“小道消息”。“大民主”更没有提供给公民以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公民既没有真正的选举权利，也无法对权力机构和政治领导人进行监督，乃至可以撤换其中的不称职者。

第二，“大民主”既没有实行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决定的原则，也没有对少数人进行保护。

“大民主”信奉“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强调真理总是由少数人发现的，而大多数人并不能够理解，所以大多数人必须跟着少数人走，主张多数人应该服从于少数人；“大民主”根本不对少数人进行保护，多数人可以任意地剥夺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包括剥夺他的思想自由、财产和生命，大民主是对少数人施行暴政。

第三，“大民主”实行的是与直接民主、间接民主截然相反的另外两种形式。

一是“上层运动基层”的形式。即基层一切听命于上层的安排、决定，并且基层一定要对这样的安排、决定表现出坚决的支持和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

二是“领导发现群众”的形式。“大民主”虽然要求领导者要听取人民的声音，要到群众中搞调查研究，从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群众社会实践中创造的这个经验好而那个经验不好，这个做法值得推广而那个做法必须禁止，都得由领导裁决、判定。

第四，“大民主”完全离开了法律制度，抛弃法治，实行人治。

“大民主”公然地以“无法无天”为自豪，蔑视和践踏一切法律条文。正如所宣称的，“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造反”，对任何东西都要打他个人仰马翻、杀他个片甲不留，它本身已经完全脱离了国家法制正常运行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