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衙北司之争

唐代宦官得势是从唐玄宗时开始的。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内廷宦官激增至3000人，官至五品以上的即达三成。像玄宗宠侍高力士更是显赫一时、贵盛无比，连当朝太子都称其为二兄，更不用说其他的王公大臣了。自太子以降，诸王公主称他为阿翁，驸马之流称他为爷。不过高力士虽然显贵，但是权势还不是很大，朝政始终还是掌控在皇帝和大臣的手中。

南衙北司之争配图(5)自天宝后，宦官专政成为唐后期历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自韦后之乱至玄宗即位，宦官都有参与官廷政争。而自安史之乱后，李辅国策立了一次不露痕迹的政变，拥立肃宗后，唐肃宗李亨因强藩作乱险亡其国而疑忌将帅，开始用自己宠信的宦官李林辅统帅禁军，开始了宦官掌权的先例。至唐代宗时，宦官的势力又进一步膨胀，充任内枢密史，掌管机密，承诏宣旨。至此，宦官开始逐渐的控制了军队和朝政，而皇帝确逐渐的控制不了宦官，甚至反被宦官所控制。《旧唐书》云：“自贞元之后，威权曰炽，兰钅奇将臣，率皆子畜；藩镇戎师，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

宦官势力的膨涨，侵害了旧有官僚集团的利益，宦官控制朝廷，不仅威胁皇帝，而且因利所趋，无事不争，这便和朝臣发生冲突。日积月累，矛盾便开始激化。于是官僚集团便与宦官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变逐渐开始，尤其是王坯、王叔文铲除宦官未果后，宦官更为猖獗。^[1]

宦官专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政治方面，他们分帮结派，争权夺利，营私舞弊，以至废立皇帝，使政治更加黑暗混乱。在军事方面，各镇和出征军队中，都有宦官监军，破坏了军队的统一指挥，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削弱了朝廷对藩镇叛乱势力及民族反抗势力进行斗争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宦官大肆掠夺百姓的田产，又通过“宫市”，强买货物，敲诈勒索。总之，宦官专权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使唐后期的政治和社会矛盾更加尖锐。^[2]

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朝中期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二王八司马事件（８０５年），或称永贞革新，就是十几次影响较大的改革之一。这次彗星般耀眼而短促的革新，由于两位旷世文豪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深深卷入，更加令人瞩目。

南衙北司之争相关图书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寒微，颇知民间疾苦，是庶族文人中的优秀分子，一位有抱负、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家。他先得到德宗的赏识，把他从苏州司功参军提到朝中任翰林待诏。贞元三年（788年），又因善于下棋而被德宗选去太子身边侍读，陪伴太子近二十年。在太子李诵身边，王叔文经常对他讲叙民间疾苦。有一次太子与诸侍读等一起议论宫市害民。李诵说：“我正要好好向皇上说这件事。”大家都加以称赞，唯独王叔文一言不发。众人退下后，李诵问王叔文刚才为何不说话，王叔文说：“太子的职责是侍奉皇上的饮食和请安，不应过问朝事。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怀疑太子收买人心，你如何解释？”太子深感王叔文很有办事经验和对他的忠心。

　　王伾，杭州人。以书法见长，为太子侍读，与王叔文二人颇得太子信任。通常讲的“二王八司马”的“二王”即指王还与王叔文。

　　与王叔文、王伾一块儿共商国是的还有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韩泰、凌准、韩晔、程异、陈谏等人。此外，还有吕温、李景俭、陆质等，也与革新集团关系密切。

　　李诵在太极殿即位后，开始名正言顺地行使皇帝权力，进行政治革新。

　　他上台仅25天，就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李实是皇族宗室，作恶多端，百姓深受其害。自从任京兆尹，他恶性不改，聚敛财富，又枉杀无辜，百姓对他深恶痛绝。顺宗一上台便将他贬官，使百姓人人拍手称快。两天后，顺宗又在丹凤门上宣布：“赦天下，诸色逋负，一切蠲免，常贡之外，悉罢进奉。贞元之末政之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悉罢之。”免除民间欠税和一切杂税，停止地方官对朝廷常贡以外的其他进奉，减轻了人民的负担。革除弊政最有影响力的是整饬宫市和五坊小儿的措施。所谓的“宫市”，是指皇宫的官吏出外采购宫中用物，本来由专设的官吏采办，德宗贞元末改由宦官掌管。宦官或以低价强买，或索性派一批人，叫“白望”，看中什么就白拿强抢。百姓见了他们犹如见了强盗一般。白居易的《卖炭翁》写的就是这种情况。五坊即雕、鹘、鹞、鹰、狗五坊。在五坊服务的差役称“小儿”，均由宦官担任。他们以打猎为名，把捕鸟的网张在老百姓的家门口或水井上，借机敲诈勒索。禁止宫市与五坊小儿，百姓自然拥护叫好。此外，顺宗还放出宫女和女乐九百多人，家人团聚，欢呼万岁。

　　其次是控制理财权。任命当时的理财名臣杜佑为盐铁转运使，王叔文为副使，免去李琦的盐铁转运使职务。再者是准备剥夺宦官兵权。任命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但这一着棋，没有落到实处。在任命下达后，执掌神策军实权的大宦官立刻意识到这是“二王”的夺权行动。于是密令神策军将领不得接受范、韩的命令。此外还打算裁抑藩镇。这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提出要拥有剑南三川，以扩大自己的地盘。王叔文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还准备将他的心腹刘辟正法。

　　由于唐顺宗病重不能言语，加上宦官和守旧势力凶狠反扑，使革新最终只经历了短短的六个月便告失败。宦官俱文珍等逼顺宗下制让位给太子李纯。不久顺宗又被迫下制书令太子即位为皇帝，自称为太上皇，改元为永贞。顺宗的退位，意味着永贞革新的彻底结束。

　　唐宪宗即位后，二王等人纷纷下台。宪宗随即宣布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不久，王伾死于开州，王叔文也于第二年被宪宗赐死。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韩泰被贬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至此，因二王而被贬的八人均到地方上任“司马”，故人们将这一事件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3]

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发生在唐文宗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当日早朝之时，百官群集。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仗院中有甘露夜降石榴树，请皇帝亲往观看。树木之上凝有甘露，本来是极其平常的事。如果是在夏秋之季，确实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当时是十一月下旬。地处北方的长安已经十分寒冷了，不太可能有甘露。如果偶尔真有甘露降临，就会被看作是大吉大利的兆头。因此，当韩约称甘露降于皇宫之内，百官立即向文宗拜贺，李训、舒元舆请文宗亲观此祥瑞。金吾左仗院在含元殿左前，文宗与百官到了含元殿内，命宰相李训及中书、门下两省官前往核实。李训去金吾左仗院察看后，报告文宗说：“恐怕不是真的甘露，不敢轻言。”文宗又命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等宦官再去验看。这时，金吾院中早已设下伏兵，其实是引诱诸宦官到金吾院内，围而杀之。宦官走后，李训急召守在丹凤门外的兵士进宫以备接应，但将军王璠却因害怕而不敢前行。他手下的士兵虽然到了含元殿下，但却吓得不能正常行走到含元殿。而另一支由郭行余统领的接应部队更是连影子也不见。一时间，含元殿下乱成一团。

再看仇士良等诸宦官，由韩约陪同前往金吾院。韩约因紧张过度而面色发白，汗流不止。仇士良正觉奇怪.恰巧一阵风吹过，吹动布幕，露出伏兵。仇士良大惊，率诸宦官连忙退出金吾院，奔回含元殿。守门人想要把殿门关上，被仇士良一声厉喝，吃了一惊，竟来不及把殿门关上。李训急呼卫士上殿保驾，已经来不及了。宦官对文宗说：“事急矣，请陛下还宫!”即把文宗扶上软舆，准备回宫。李训上前阻止，仇士良大呼李训造反!文宗却说李训不是造反。仇士良将李训击倒，李训还是抓住软舆不放。这时，金吾卫士已到，京兆少尹罗立言率京兆府三百多人从东面来，御史台中丞李孝本率御史台从人两百多人从西面来，三方纵击，宦官死伤十多人。此时，御驾将入宣政门，李训仍抓住软舆阻止宦官把文宗抬进宫。但文宗见大势已去，便呵斥李训放手。御驾进了宣政门，宦官把宫门关上，高呼万岁。百官见文宗落入宦官手中，均知大事不妙，四散而去。李训知道大势已去，就穿上随从小吏的绿色衣服，骑马逃出长安。

　　不久，宦官调集禁军大杀朝官。李训、郑注、王涯、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等17人被杀，其族人也无一幸免，朝中几乎为之一空。文宗也差点被废，此后就纯粹成了宦官手中的傀儡，最后忧郁而死。这便是唐代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4]

 南衙北司

唐代，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机构称为南衙，由宦官掌握的各种机构称为北司。南、北本是由于这些机构在宫城和皇城中的位置而得名。宰相议政的政事堂及中书、门下二省在宫城内南部，尚书省及六部、九卿、三监则在宫城之南的皇城内。

　　唐初内侍省机构原本并不复杂，所领六局都是为皇帝及后妃生活起居服务的但到后来，由于皇帝宠信，宦官逐渐掌握武力，干预政事。如武则天时出现的内飞龙使，名为管理御马，实际掌握一支武装。唐中宗、唐玄宗以后，更以宦官监军，或直接以宦官统领军队(如玄宗时的杨思勗)玄宗晚年深居后宫，宦官高力士等把持了呈进章奏、承宣诏命之权，太子、宰相等都不敢得罪他安史之乱以后，由宦官充任的官职逐渐增多，如唐肃宗时出现的观军容使，唐代宗时出现的掌枢密，特别是唐德宗时出现的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简称神策中尉)控制了禁军及朝廷机密，势力远在外庭朝官之上。当时，又和外庭机构相对应，设立了许多由宦官掌握的使职，如宣徽使、学士使、内弓箭库使、内庄宅使等，其衙门通称为司，故有北司之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