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2版 (2011年4月1日) 丛书名: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平装: 280页

正文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32

ISBN: 9787214039019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以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约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为主要舞台，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精神世界为主要课题。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对外关系由朝贡体制转换为条约体制，而且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王朝体制到共和体制转换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动，其规模之深广是不难想象的。生活在这种激荡的旋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认识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他们想使中国如何变化，是《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所要解决的主题。《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以凝练的笔法、独特的视角，分别从“万国公法观的变化”、“法国革命观的变化”、“体制选择”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的转换过程，以及他们各具特色的心路历程。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作者：（日本）佐藤慎一 译者：刘岳兵 丛书主编：刘东

佐藤慎一，1945年生于日本千叶县，196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1972年任东北大学法学部副教授，曾任东京大学文学部学部长，现任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东京大学副校长。主要译著有柯文的，(平凡社，1988年;中译《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名为《在中国发现历史》)。主要论文有《演论以前的进化论》(《思想》第792号，1990年)、《康有为与和平思想》(《日本政治学会年报》，1992年)、《模仿与反驳》(《中国——社会文化》第4号，1989年)等授。

前言

序章 近代中国与知识分子

一位老学者

士大夫与中国的近代化

科举的废止与新知识分子的诞生

士大夫与知识阶层

小结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章 文明与万国公法

引言

一 不平等条约

《万国公法》与不平等条约

中华文明与不平等条约

二 《万国公法>的翻译

总理衙门首脑的反应

附会论与万国公法

三 外交官与万国公法

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

中国的薛福成

欧洲的薛福成

四变法运动与万国公法

甲午战争失败的冲击与万国公法

变法派的理论结构

孔子与格罗修斯

“三世进化”说与社会进化论

五中国革命与万国公法

“文明之革命”与“文明之排外”

希望世界列国赞成中国革命

政治犯与国际法

排外与国际法

六不平等条约解除的历史

辛亥革命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

国民革命与关税自主权的恢复

抗日战争与治外法权的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新的不平等关系

向激进路线的转换

邓小平路线与香港问题

小结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二章 法国革命与中国

引言

一 前史

最初的法国革命介绍

微不足道之国

法国史与法国革命

二 法国革命论的展开

康有为的《法国革命记》

梁启超之迷惑

革命派的法国革命论的出现

论争

调侃与恫吓

三 法国革命论的论争

论争一:进化与革命

论争二:专制与革命

论争三:民主与革命

论争四:革命与国际环境

四 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

陈独秀与法国革命再评价

社会革命论的谱系

自由与面包

从法国革命到法国文化

小结

第三章 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

一 体制构想的历史射程

最初的体制选择

第二次划时代的选择

语汇的变化

各种各样的体制构想

围绕专制的一致性认识

对专制的不同评价

二 世界史与中国的专制

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

从君主之国到君主专制

从政体类型论到政体进化论

三 专制与自由

共和制与立宪君主制的论争

初期革命派的自由观

天赋的自由与强者的自由

文明的自由与野蛮的自由

直接的专制与间接的专制

自由精神与奴隶根性

再论革命派的自由观

小结

补论

1.无政府主义者的专制论

2.严复的《政治讲义》与专制论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译后记

洋务运动中对科举及士大夫的状态也开始了批判。
以引进机械技术而图实现“自强”的洋务运动，并没有制度改革的构想，毋宁说是以维持既成秩序为目的的。但是目的与结果并非常常一致，结果洋务运动渐渐地腐蚀着既成的秩序。一方面，推行洋务运动的中心是因讨伐太平天国有功的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大官僚，他们作为总督长期坐镇于其所任之地，其管辖之处逐渐化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其实际情况来看，洋务运动只不过是具有实力的地方大官僚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实行的零散的事业的集合体。洋务运动越是推进，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就越加松弛。
另一方面，为了具体推行洋务运动，有必要在军事、外交或企业经营等领域培养新的专家集团。与明治时代的日本一样，招聘许多外国人在总称为“洋务学堂”的各种学校从事教育，培养人才。但是与明治日本不同的是这些人才不是从官界出身。因为科举排斥这样的人才。后来翻译《天演论》，也是西方学术的最初的介绍者严复，就是这种典型。他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任海军士官，1870年代末留学英国。虽然他在当时的中国是拥有西方知识的权威，回国后再三接受科举考试，却连第一阶段的考试都不能通过。这样，从洋务运动时期的新人才中，可以称得上“新型知识分子”的人尽管屈指可数，但总算诞生了。王韬（1828-1897）、郑观应（1842-1922）等通常被称为“条约港知识分子”。开始对科举及士大夫的状态进行批判的，就是他们。

佐藤慎一教授的这本《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在1996年12月出版时，我正在东京的立教大学留学。尽管书价很贵，当时我还是狠狠心买了一本。仔细看过一遍之后，觉得值。当时所谓的“值”，似乎主要还是停留在文章的语言表达上。把纯粹学术性的东西用这么流畅、简易的语言表达得这么清楚明白，以至于我这个当时最多只有“中级”日语水平的读者都能够读得兴趣盎然，这种深入浅出的功夫真是令人佩服。后来我的研究方向尽管有了些变化，我还是匆匆翻过一遍，写了一篇简短的文字——《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视界融合——读佐藤慎一的（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我的朋友祝晓风博士把它发表在2000年2月2日的《中华读书报》上，从而了却了我曾经答应作者要将它介绍到中国的心愿。
由我来翻译（译本对原著有些许删节）这部被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是反映当时日本学界中国近代思想研究“水准”的著作（请参阅本人将发表在近期《中国学术》上的书评），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觉得花点时间和精力将它翻译出来，同样是值得的。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