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赞皇县游击队队长,平汉游击队副大队长,独立团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第一游击支队司令部军务股股长,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训练参谋,第七团副团长。
1940年任晋冀鲁豫边区第十一旅三十三团副团长,后任赞皇独立营营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三十四团副团长,第一军分区参谋长。
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安次第二十五小组中共代表。
1947年任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七旅参谋长。
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副参谋长。参加了豫西、淮海、渡江、广东、广西、西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参谋长。
1951年任志愿军第十五军参谋长。
1954年回国,后历任旅大防卫区副参谋长,第三兵团参谋长,基地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基地司令员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参谋长。
1975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
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2]
张蕴钰同志,因病于2008年8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3]
抗美援朝时期,他参加指挥了第五次战役大水洞战斗和上甘岭战役。上甘岭是一个只有3.7平方公里的小山村。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疯狂地抢夺这个弹丸之地,企图从这里打开缺口,夺取战略要地五圣山,突破志愿军镇守的三八线。在炮火最激烈的时候,张蕴钰冒着枪林弹雨,三上上甘岭,和师团指挥员一起察看地形,研究作战方法。
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他向军长秦基伟提出了一个建议:为了减少我军的伤亡、保存实力,应该适时放弃表面阵地,暂时转入坑道战斗。战士们白天钻洞,夜晚打仗,用小分队袭击阵地的敌人。一旦时机成熟,就进行大反击。
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力支持,军长秦基伟当场拍板,一锤定音。很快,志愿军在守备阵地上筑了一座地下“坑道城”,跟敌军顽强作战,一次又一次抵挡住了敌军的攻势。军史专家认为,张蕴钰的建议,是上甘岭战役由被动挨打转变为积极出击的关键一环。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持续鏖战43天,敌我双方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我军击退敌人900多次冲锋。这一战,打出了国威军威,向世界显示了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1958年,党中央作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全面部署组建核武器试验基地。
“八一”建军节刚过,张蕴钰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张蕴钰同志,你的工作有变动,陈赓大将命令你马上来北京!”接完这个电话,张蕴钰马上出发去北京见陈赓。陈赓没有跟他兜圈子,直接告诉他:“军委决定在西北搞原子弹靶场,由你来指挥!”
听到这个消息,张蕴钰浑身热血沸腾,他领了任务之后,二话没说就去了西北戈壁滩。没想到刚刚上任,苏联专家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专家说:“核试验爆心位置已经定了,位于敦煌西北120公里处,靶场的核试验当量为2万吨!”
这个消息让张蕴钰震惊了,他怎么也想不通:美国都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了150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了,我们中国的核试验场为什么只能试验2万吨级的原子弹?苏联专家的意见很明确:两万多吨的试验场,你们中国有一个就行了!
张蕴钰不甘心、更不服气。这样的基地太小了,2万吨根本支撑不了6万万人民的中华民族!接下来,他又该怎样做呢?
张蕴钰不甘心吃别人嚼过的馒头,他亲自驾着汽车,在已圈定的敦煌试验场区没日没夜地奔驰着。敦煌,这里有雄关大漠,滚滚沙土,千佛洞,烽火台,鸣沙山,汉长城……张蕴钰越看越生气,他愤怒地大声吼道:“这地方怎么能建基地?这是要毁了中华文化的宝库啊!”
经过全面细致的考察后,张蕴钰决定亲自给中央打报告,否了苏联人建议的敦煌场址。随后,他专程来到北京,在陈赓召开的办公会上,汇报了敦煌场区的情况,提出了重新建场的建议。经会议反复研究,张蕴钰的建议被采纳,新场址初步定在罗布泊地区。
1958年12月18日,张蕴钰带着一队人马,组成勘察小分队,直奔罗布泊。经过3天的艰难跋涉,他们来到了塔里木盆地东北边缘的黄羊大沟。这里,北部有天山、南部有阿尔金山,一望无际的沙漠,有孔雀河作为水源、300公里内没有村落……眼前这块令人望而生畏的“死亡之海”,最适合作为核试验的基地。
1959年3月13日,国防部、总参谋部正式批准罗布泊为核试验基地。5月下旬,张蕴钰作为核基地的司令员,带领着5万人的建设大军,浩浩荡荡开进罗布泊。
不闻连天号角,没有金戈铁马,从硝烟战火中走来的军人,在罗布泊拉开了铸造核盾牌的序幕。这一路走来,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又取得了怎样的辉煌?
当时正是大夏天,戈壁滩的气温高达50摄氏度,战士们的胶鞋底被烫得变了形,灼热的飞沙走石把大伙的皮肤烫成紫红色,成群结队的毒蚊到处飞,能把人咬得浑身肿起来。然而,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竟然盛开着一株株美丽的马兰花!
1959年6月13日,张蕴钰在地窑里召开第一次党委扩大会议,部署了全盘工作,还把这一天定为中国核实验基地正式诞生的日子。基地还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马兰基地!
张蕴钰率领部队,历尽千辛万苦,在1963年12月底完成了核试验场的所有建设。公路、机场、地下工事修筑齐全;指挥、通信、监控、检测、观察等设施全部建成并测试完毕;102米高的铁塔也庄严地矗立于戈壁之中。张蕴钰知道,离原子弹引爆的那一天不远了!
1964年10月14日,硕大的原子弹稳稳当当地升到爆心铁塔的顶端,静静地等待着施展雄风的时刻。10月16日清晨,铁塔周围数公里范围内一片寂静,各部队、各参试单位都已经撤离到安全地带。当天上午,张蕴钰带领原子弹研究所所长李觉、核试验委员会副主任朱卿云和安装技术人员,完成了原子弹引爆装置的最后安装,最后一个撤离爆心危险区。
下午3点整,随着倒计时的结束,一道强烈的闪电划破天空,紧接着滚来一阵雷鸣般的巨响。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映入张蕴钰的眼帘时,防护墨镜后的双眼涌出了两行积蓄已久的热泪。他作诗一首表达自己的心情:
“光巨明,声巨隆,无垠戈壁腾巨龙,飞笑融山崩。
呼成功,欢成功,一剂量知数年功,敲响五更钟!”
在之后的人生岁月里,张蕴钰的名字一直和中国的核试验紧紧连在一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