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乐贫

1902年2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龙阳县(1912年改称汉寿县)毛家滩一户农民家庭，又名恧憺，化名马复生。他3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抚养长大，在他身上寄予了深切厚望。^[1]

1918年春，他考入长沙明德中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参加了长沙市中学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明德中学毕业后，他考取了北京农业大学。1924年春，他在农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农业大学特别支部书记、国民党北京市第九区区党部执行委员、北京农业大学学生会主席和学生联合会农民部长。同年秋，中共北京地方执委成立后，他又当选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他努力从事北方党的工作，开展革命斗争。他常到北京西北郊一带村庄调查，与农民交朋友，为农民办夜校，并在夜校讲课。他还发动农民组织外交后援会、农民协会，带领农民进行反对军阀统治和卖国的斗争。他曾撰写《论吴佩孚以武力统一中国之我见》等文章，发表在《北京晨报》等报刊上，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

1926年3月18日，他率领西郊绿稻庄农民参加示威游行，抗议八国最后通牒，要求驱逐八国公使出境。这次游行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镇压，酿成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在这次惨案中，他多处负伤。脱险后，他撰写了《“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原因与所得教训》一文，并在死难烈士的追悼大会上，慷慨陈辞，痛斥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不久，奉直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他根据党组的安排离开北京，回到家乡汉寿从事革命斗争。

为了开展党的工作，詹乐贫在汉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他先后介绍帅孟奇等一批进步青年入党，壮大党的力量。再一件事，就是着手创办《新汉寿报》，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第三件事，就是积极从事工会、农民协会以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等群众组织的建设，把工农群众发动起来。还有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就是他主持开群众大会，在衙门坪前公审枪决了号称“汉寿王”的大土豪梅孟乔。当工农运动的高潮在汉寿兴起以后，他又不失时机地组织数万民工兴修水利，为农民造福，修复了拥有数万亩良田的大连障和驿护堤，加固了全县100多个大小垸子，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收。

1927年1月，中共汉寿县委员会正式成立，詹乐贫被选为县委书记。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他认识到武装工农群众的重要性。经县委研究决定，他发动群众进行了夺取地主武装的斗争。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先缴了团防局的枪支。当东乡猪儿湾罪恶多端的大土豪朱洋堂制造谣言，说“北兵三月准到，农民协会就要垮台”时，他又召开县委会议，派农民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100多人，星夜赶往猪儿湾，将朱洋堂押到县城处决。然后，他和县委着手改组县团防局，全部解散区乡团防局，并将枪支收缴起来，用以武装工农群众。

马日事变后，中共汉寿县委根据湖南省委的部署，组织工农自卫军攻打长沙。詹乐贫将全县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集中起来，编为汉寿县工农自卫军，并担任总指挥。敌人重兵从常德猛扑过来，他率农军坚决迎战，终因敌强我弱导致农军战斗失利。在这种危险时刻，他当机立断，作出应变决策，将一部分党员转入地下斗争坚持本地工作，亲率300多农军战士夜奔益阳，会合益阳县工农自卫武装，成立益、汉工农自卫军，由益阳农协委员长余璜和县委书记袁铸以及詹乐贫三人负责，率部向宁乡县进军，参加省里统一安排的调集10万农军攻打长沙的英勇斗争。

由于中共中央不支持湖南农军的行动，省委被迫取消了全力攻打长沙的行动，使各地农军停止了进攻，休整待命。1927年7月，詹乐贫任中共益阳特委委员，负责组织、宣传工作，努力重整革命力量，开展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1928年1月，他又奉命调往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工作，发动洞庭湖区人民展开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他化名深入南县、安乡一带发展党员，组织数百人的工农革命武装进行游击战争，打击卷土重来、反攻倒算的封建恶势力，振奋人民的革命热情。他们曾进攻南县县城，使反动派一夕数惊，如临大敌，调派湘军“清剿”。

根据党的指示，1928年秋，詹乐贫又调任中共湘西特委常委，与特委书记刘泽远一道领导湘西地区的湘鄂边区的革命斗争，拟定了北上洪湖建立根据地的计划。

1929年1月8日，他去湘鄂边区开展革命活动时，与汉寿县“挨户团”遭遇，立即被敌人认出而被捕。敌人对这位汉寿革命领导人恨之入骨，对他施以严酷刑讯，企图逼他供出革命的秘密来。

詹乐贫宁可牺牲个人，绝不叛变组织，最后于1929年1月12日惨遭杀害。^[1]

在党的七大期间，为悼念为革命英勇牺牲的著名英烈，党中央为他们撰写传略，帅孟奇为詹乐贫烈士写了传略。1979年、1984年，帅孟奇两次回汉寿时，都到烈士墓前敬献花圈，表示对革命先驱者的敬仰和怀念。汉寿人民每逢清明节，都要祭扫烈士墓，悼念英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