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的命

《篡改的命》(6)这是一个关于屌丝的故事。屌丝名叫汪长尺，高考超分不被录取。他父亲汪槐因为有过招工被人顶替的教训，所以怀疑有人动了汪长尺的奶酪，便进城抗争，意外摔成重伤。汪家重担压在汪长尺肩上。为还债，他进城打工，因领不到薪水替人蹲监，出来后继续讨薪，被捅两刀。可怜时，爱情出现，准文盲贺小文下嫁汪长尺。他们带着改变汪家的重托来到省城，却不想难题一道接着一道……他们一边坚守一边堕落，一边堕落还一边坚守。当汪家第三代出生后，汪长尺觉得他们的墨色必将染黑儿子汪大志的前途，于是，他做出惊人之举，让第三代不再成为屌丝。^[1]

读完《篡改的命》，我想寻找一个词汇来说明对其语言的感受，接着发现不是那么容易，说它是生活语言，又有不少书面语言的表述；说它是书面语言，又缺少书面语言的规矩。显然这不是一部语言优美的小说，那些坐在深夜酒吧里高谈阔论间吟诵艾略特或者辛波斯卡诗句的人不会想起这部小说里的某一句话；另一方面，也不能用粗俗这个词汇针对这部小说的语言，中超赛场上两队球迷互骂时基本上不会动用这部小说里的语句。我想寻找一个中性的词汇，想起20年前东莞电影院里满地瓜子壳被踩踏时发出的生机勃勃的声音。生机勃勃，就是这个。

东西选择了生机勃勃的叙述方式之后，欺压和抵抗还有丑恶和美好都以生机勃勃的方式呈现出来……

——余 华（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

一位我很尊敬的编辑大家在概括这部长篇小说时如是说：“这是一个乡村向城市投降，好人向坏人投降的过程。”这一投降过程，没有“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的优待，而是被撞击，被粉碎到形容难识。农村包围城市，原本带着挑衅、对抗甚至颠覆的意识，结果被城市背后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强大的力量吞噬。

农村城市化这一自然历史过程，首先吞噬的总是那些反抗者，汪长尺的父亲汪槐，就是个“一生都想改变汪家命运的人”。反抗招致惩罚，一旦扛过惩罚并取得成就，城市会与之和解，收编他们成为新城市人。

东西的语言特色也很好地契合了这一吞噬的意象。基本上，东西的语言是简化的、写实的，与其人生经验相符，和现实不多偏离。和滋生背景为都市的精致学院派写作不同，东西的叙述节奏非常快速，小说框架简单，恰如人物进入城市后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对农村人而言的复杂，其实复杂不到哪里去，或者说，复杂不到精神维度层面。倒是城市的速度感对农村视角而言，流沙般快速流动，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可以说，东西把吞噬这一意象转化为语感，语言本身的速度形成惯性力，是一种语言的掠夺与吞噬。

——走 走（小说家，现已出版长篇小说《爱无还》、《房间之内欲望之外》、《我快要碎掉了》等。）

这个长篇最大的看点，不在故事，尽管故事已是如此惊心动魄，小人物的命运已推向极致，无以复加。整个小说，处处充满两个方向的张力：语言上的张扬与凝炼；整体色调应是阴冷，却有扑面的暖意；人物个性鲜明，又有符号化的统一；故事波诡云谲，却又统摄于极为平静的叙述；文风写实气息浓郁，又处处存在四两拨千金的巧劲，写实和荒诞气质水乳交融。拿故事这一点说，汪长尺知道小文卖淫，从始至终从未说破，完全包容，行径与所有男人都不一样。甚至，谈论小文的职业（当妓女），竟成了他们交流的热门话题……当安都佬要验汪长尺的性无能，汪长尺也是不假思索，全力配合，所有的耻感，都在生存和“进城”的欲望中压缩到可有可无。如果从行为本身看，汪长尺已是不堪入目的失败者，但能将这一形象拗救回来的，正是汪长尺身上一种近乎天真的气质。他的包容和忍让，是出于临事时的利弊取舍，更是出于一种本性，一种在任何压力下都改变不了的天真。这种天真，是从东西的叙述腔调中生发而出，这种腔调，包含一种假痴不癫、大智若愚的通脱态度，几近达观。正是这种腔调，包容了文本中诸多相背而驰的张力，形成有奇观之效的文本。这个故事，故事中诸多突兀意外，让人乍一眼会发懵的细节，都被这腔调熨平，成为可能。同样的故事，换一种腔调，换一个讲述者，必将难以为继。由此，小说的腔调成为牵引阅读的核心动力。

——田 耳（1976年生，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多种奖项，代表作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长篇小说《天体悬浮》等。）

作为一个写作者，面对现实，我也常常感到愤怒和想作为，而自小而来，跟着教育制度跑圈，又常常给我一种错觉，追求智性，勿论其他，似乎也是一条文人的出路。正如厄普代克所说，我是一个作家，我创作卓越的虚构品，我书写真正的艺术，我把这当作一种保守的反驳（大意）。而我愈发发现，遁入艺术的细节，遁入书房的迷梦，是多么令人轻松和专注，以至于可以遗忘现实中正在进行的爆裂故事。而阅读《篡改的命》，似乎是一种令人警醒的体验，这不是一种保守的反驳，这是一声起立的呼喊，一次酣畅的迎击，一颗誓不退下阵地的子弹。也许我无法就此扭转自我的文学道路，但是阅读这样的作品令我激动，撩拨着我表达的欲望，怂恿我或多或少的作为。这样的作品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不愿意把自己扔进文学史的废墟中，而是冒着扁平化和语义过于明确的风险，甘愿让自己扑向真相，溶于当下，献于隆隆而过的时代祭坛。

—— 双雪涛（1983年生，曾获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台北文学奖年金奖入围，“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2]

《篡改的命》作者东西东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出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后悔录》、《耳光响亮》；中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救命》《我们的父亲》等，多部作品改编为影视剧，部分作品翻译成法、韩、德、日、泰和希腊文出版或发表。曾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第四届华语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奖，广西民族大学住校作家，八桂学者。

2016年1月，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3]

《篡改的命》主人翁汪长尺是农村出来的青年，高考超过二十分被人冒名顶掉大学的名额，父亲汪槐年轻时招考工人也曾遭人冒名，阻挡他到城市发展的前途。有过昔日的教训，父亲到有关单位抗议，意外从高处摔成瘫痪，以后这一家人跟汪长尺的命运就一步一步更加不顺。

纵横这部小说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冒名顶替”。父子想从农村到城市之路都被冒用名字。汪长尺第二次考试落第到城市打工，第一个工作是冒名顶替有钱人林家柏坐牢，挣了一次丰厚的工资，以后他的命运跟林家柏紧紧相连。先是打工三个月，工人集体被资本家逃欠工资，以后遭遇工伤，打坏了下体。这两回合的资本家都是林家柏。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中国人害怕的“绝后”，以及发展下一代的前途。我的好友美国翻译家陶忘机调侃说，哪一个民族不怕绝后啊，美国人也怕啊。我不嫌麻烦掏出另一个瑞典翻译家陈安娜跟我讲过的话，中国的男作家好关心生孩子的事情，她举例莫言的《蛙》，还有一个海外男作家也写了中国的独生孩子制度。“男作家写生孩子写个不停，女作家却没写。”读了《篡改的命》安娜的话就好像还在耳边回荡。

汪长尺向林家柏索赔得到的只是羞辱：林家柏在法庭放言汪长尺可能本来就没有生育能力，利用工伤来索赔，不如做鉴定，哪知林家柏连鉴定的医生都贿赂了。在这一路求偿的过程当中，除了孟璇曾经是一个试图好意帮助汪长尺的人，其他几乎没有见到一个善良的。求偿的挫败，给汪长尺带来了“绝种”的暗示。汪长尺偶然认识林家柏的妻子副教授方知之，他暗中调查，发现方知之没有生育能力，方知之对领养孩子的慈善事业很感兴趣。汪长尺想出改变他后代命运的方法：暗中把襁褓当中的儿子汪大志送给方知之，他的孩子终于有了城市的户口，汪长尺自认完成从一家三代务农都无法改变的命运。

十三年以后，林家柏害怕绝后，跟方知之离婚，打算再婚生子。默默监视林家生活的汪长尺现身警告林家柏，林家柏得知真相，以金钱换取汪长尺的一条命。“冒名顶替”与“害怕绝后”这两个关键词的交错组合，使这本小说变成一个独特的故事。

故事里头还隐藏一个关键词“户口制度”。中国的“户口制度”正在向好的方向改变，但不可否定，它曾经是个可怕的颈套。

汪长尺的妻子贺小文一怀孕，两人就决定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使小孩出生就脱离农村的命运。贺小文很快就为了生活加入声色行业，当他们得知没有户口，孩子要读幼儿园也必须缴黑钱。平日缺乏社会沟通能力的“屌丝”汪长尺，忽然变得好像个专业私家侦探，把孩子偷偷送给方知之的那种行为，就好像北欧古代童话森林里的山妖(Troll)，盼望自己的品种进化成为人类。

写出黑暗中的光

小说看似编造的事件都使人联想起某些时事。汪槐年轻时招工给人冒名顶替，莫言的大哥写他们三兄弟从高密农村到城市的回忆录，大哥很杰出考上华东师范大学，成功离开农村，二哥读到高中体格又好已经录取当兵，从乡下走到城里的路上却被村人告密成分是中农，不该轮到他，资格被取消了……

当汪长尺答应了林家柏开出价码来买他的命，这又使人想到几年前计算机工厂发生的血汗传闻，传说那些生产在一线的劳动者工作压力太大害了忧郁症，想到家人可得到保险金的赔偿，选择轻生。

读过东西的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明白他掌握农村生活的写实能力。《篡改的命》他采取一种跟他以前写作不同的技艺，流畅鲜活的语言，在快速推展当中形成一种风速一般的节奏，有几次很怀疑作者为何要让主人翁使用那么书面或者文青的语言，可是我随着这股语言流，被卷进了汪长尺的命运流沙，很大的原因是汪长尺一直对生活怀抱着天真与善意，他真的很像在黑暗当中发出光芒的一只山妖，把一个“换掉的孩子”的命运演成“交换的父亲”，最后换掉了自己的生命。当汪长尺站在西江大桥的最高处望着滔滔的河水，水面铺满阳光，汪家父子喜欢背诵的《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

新中国建立，打倒地主与资本家，农民起来了。但上个世纪末，新的资本主义的风暴在世界开展以来，中国农村供应了大量廉价的民工人力资本给全球化的工商业运转。以前的地主跟资本家对雇佣的工人还有一种老式的感情，愿意照顾底层阶级。现在新的资本家缺乏这样的品德，他们是随时砍倒庄园樱桃树的那种人，对于自然生物缺乏了善意与感情，民工在城市的角色只能是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