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岚(1918—1967),女,原名龚敬,上海市崇明县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女战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将、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夫人。出身豪门,写得一手好文章,日寇侵华后为了革命理想放弃学业,投奔抗日武装,从事抗日宣传。1940年加入新四军,任职于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1师3旅9团文工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随新四军军部北移,转入华中野战军第23军任宣传干事,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1967年9月被迫害致死,终年49岁。1977年平反。
抗战时期的一天傍晚,陶勇去九团检查工作。来到九团团部门口,便有一个哨兵上去敬礼,并喊道“首长!”陶勇一怔,说话的怎么女里女气,再抬头一看,果真是个女兵。陶勇顿时一股怒气冲天而起:“九团的人都死啦?怎么派个女的来站岗?”
九团的茅团长歉意地说:“我马上派个男的来换。”那个齐耳短发、眉清目秀的女兵就是朱岚。
晚上,茅团长请陶勇看文艺节目。第一个节目是舞蹈,陶勇坐在台下,越看前面那个领舞的女兵越觉得面熟,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问坐在身旁的旅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她是谁?”韩念龙小声说:“她是我的一个小老乡,叫朱岚。我认识她父亲。”韩念龙告诉陶勇,朱岚的父亲是崇明县一位开明绅士,因为同当地抗日游击队经常来往,她的父亲和弟弟被日本兵抓去,用刺刀活活戳死。后来朱岚也参加了新四军。
“怎么?你对她有好感?”韩念龙瞅出点名堂,“走,我给你介绍介绍!”说着,拉着陶勇就往后台去。韩念龙边走边介绍:“她原是师范的学生,23岁,去年参加新四军后,进步很快,已经入了党。不过她可对你有意见!”“我又没见过她,她对我能有什么意见!”“你忘了?你在九团团部门口碰到那个站岗的女兵,就是她!人家争取上进,主动要求站岗,可还没站够一个钟头,就被你骂回去了,她说你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
“意见蛮尖锐嘛!”陶勇打着哈哈,催着韩念龙快走。在后台,陶勇见到了正坐在那里擦汗的朱岚,急忙上前自我介绍:“我叫陶勇,从小给地主放牛,当过窑工,后来,参加了红军。我这个人脾气不好,还有一点大男子主义……”
陶勇的突然到来,让朱岚有些手足无措,再加上陶勇说的那话,更使她羞得无地自容,好半天才支吾道:“陶司令,我……我……”“什么司令不司令!没有大伙一起干,我一个人顶屁用!”陶勇说着说着,觉得自己好像在作报告,急忙拐过弯来:“唉,今天我来这里,可不是以司令的身份来给你下命令,而以同志的身份,问你同意不同意?”“同意什么?”朱岚被弄糊涂了。“唉,你们小资产阶级就是喜欢拐弯抹角!这不很明白嘛,就是咱俩的事呀!”“咱俩?”朱岚更糊涂了。陶勇自己也觉出有些唐突,便解释道:“我忘了让韩主任先跟你打个招呼,就是说我们俩交个朋友……”朱岚低下头,不好意思地咬着刚才擦汗用的手绢……
1941年4月下旬的一天,陶勇骑一辆摩托车沿着河堤向北驶向三旅九团驻地——沙家庄。
九团编入三旅的时间不长。陶勇作为三旅旅长,一直处于紧张的指挥战斗之中,以前很少到九团。这次,他骑着摩托车,带着秘书和警卫员,想趁战斗间隙多多接触九团的干部战士。
驶近沙家庄,远远地就听到操练声和歌唱声。陶勇放慢车速,观看着战士们的操练。他看见树林里、空地上,一队队战士有的练刺杀,有的练队列,有的在匍匐前进。陶勇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时,九团团长廖金昌、政委罗永华、政治部主任韩念龙等人热情地迎了上来。陶勇跳下摩托车,与九团领导一一亲切握手问好。
循着阵阵歌声,他们走向村头。转过一幢草房,看见一大群人围成几圈,正在高唱抗战歌曲。韩念龙介绍说:“政治部民运股和文工团的同志们正在练习唱歌,地方工作的一些同志和老百姓也跟着学唱。”
陶勇说:“那我们不要靠得太近,以免影响他们唱歌。”
正当陶勇准备转身离开时,只见队列中一个中等个头的女兵走出队伍,向大家鞠了一躬后,双手向空中一扬,队伍里便整齐地唱起了《新四军军歌》。
陶勇被这激越高昂的歌声所感染,更被这位女战士的神采和英姿所陶醉,不知不觉地站在那里听完了《黄桥的新生》等3支歌曲。
陶勇非常欣赏这位女兵优雅、洒脱的指挥动作和活泼清新的气质。陶勇问:“做指挥的那位女兵叫什么名字?”
站在陶勇身后的韩念龙回答:“她叫朱岚,是我们文工团的活跃分子。旅长现在要不要见见她们?”
“朱岚!”陶勇记下了她的名字,“现在不打扰她们了,让她们继续唱吧!”
到了团部,陶勇首先检查了工作和训练计划以及各项规章制度,接着询问各营连的干部配备、人员武器、军政素质等具体情况。按事先安排,陶勇还给九团干部战士讲话。陶勇兴致特别高,临场发挥也很好,人往主席台上一站,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国际国内形势,讲到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任务、新四军与三旅的任务,从重建新四军军部讲到粉碎日伪顽合流的阴谋、反“扫荡”的胜利……指战员们都听得入了迷,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陶勇的报告给九团指战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朱岚和文工团的几位姐妹对陶勇满心敬佩,猜想:旅长八成是个知识分子干部,至少长期做过思想政治工作。可知情的人告诉她们:陶旅长连小学都没念过,他是一位在军队这所大学校里学习文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理论的军事干部。每次缴获的新式武器,都是陶旅长最先要捣鼓捣鼓,直到捣鼓明白为止。比如,他是全旅最早会开摩托车的人。听了这些,朱岚她们更佩服了,更想了解陶旅长了。还比如,陶勇深入虎穴谈判,长征路上九死一生,危急关头舍己救人……所有这些“道听途说”的故事,都令朱岚她们怦然心动。
这期间,陶勇又多次到九团来。陶勇多次到九团来的目的,让韩念龙等人猜到了八九不离十,因为陶勇过去一直冲冲杀杀,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谈恋爱,至今还是“光杆司令”一个,现在陶旅长似乎看上了朱岚。于是,韩念龙等人就热心地做起了红娘。
随着时间的推移,陶勇和朱岚两人终于第一次单独约会了。那一天,陶勇和朱岚相约在丰马河边。迎着柔和的晚风,他们肩并着肩,互相倾诉着对彼此的好感与爱慕,各自介绍家世、童年和革命经历。
通过直接见面交谈,陶勇对朱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朱岚,原名龚敬,1918年出生于上海崇明县,上过县立师范,时年23岁。她的父亲是开明士绅,倾向革命,拥护抗日,经常同抗日游击队来往。她的哥哥和弟弟都参加了崇明抗日自卫总队。担任警卫排副排长的弟弟在回家养伤期间,日伪闻讯而至,包围了她的家,把她父亲和弟弟绑在树上严刑拷问,要他们供出游击队的驻地和情况。父子俩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被敌人用刺刀活活戳死。她深怀着家仇国恨,毅然放弃学业,投奔了抗日武装,跟着韩念龙打了出来,转移到启海地区,并加入到了陶勇的部队,前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陶勇深深同情朱岚的身世,佩服朱岚的勇气。
同时,朱岚也了解到:陶勇原名叫张道庸,1913年1月21日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叶家集附近的一个雇农家庭,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军部队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教导师长,参加过长征。1938年,陈毅为他改名陶勇,先后任支队司令员、纵队司令员、三旅旅长等职。
后来,经过几次接触和多渠道了解,朱岚又逐渐摸清了陶勇的性格和爱好。她觉得陶勇实在、豪爽、可爱。陶勇虽然身居要职,却仍然保持着农民纯朴、憨厚的本质,为人光明磊落,刚直不阿。
战争年代的陶勇和朱岚实在没有多少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浪漫时光。这期间,日伪军又数次“扫荡”,部队几次转移、作战,他们几经磨难,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1941年7月,陶勇与朱岚的婚礼在沙家庄举行。婚礼既简单又热闹。那天陶勇喝醉了。朱岚扶其入洞房,将军醉眼朦胧曰:“真有意思,洋包子把了个土包子。”
按部队规矩,婚礼上新郎新娘要“坦白”恋爱经过。陶勇快人快语说:“我和朱岚同志恋爱的经过,大家也都知道,没什么好说的。不如让朱岚同志唱支歌,为大家助兴吧!”
应邀前来的九团文工团的几位女干部却不依不饶,一定要陶勇一起唱。陶勇爽快地答道:“好,我们就一起唱《新四军军歌》。”
陶勇和朱岚刚唱几句,文工团的战友和其他人也都先后跟着齐唱起来。那庄严高昂、雄壮有力的歌声感染着所有在场的人。
战争年代的军人,注定要与硝烟为伴。结婚才几天,陶勇就投入到抗日的反“扫荡”斗争中去了。当时,日伪军调集1.7万人开展夏季大“扫荡”,形势很紧张,陶勇、朱岚被迫过上了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后来就是打退了日伪军,环境稍微安定了,他们也是聚少离多。
1941年底,陶勇和朱岚奉命到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第三期)学习。陶勇向来以“土包子”自谓,足见他正视自己的短处,也决心改变自己“土包子”的形象。这次学习机会,陶勇十分珍惜。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一位老战友派通信员送来一封信,要陶勇去军部叙旧。陶勇接到信,非常高兴,很想立即去见见这位生死与共而多年未见的老战友。但考虑到不是假日,自己作为学员兼第三大队大队长,不便请假外出。于是,陶勇到第一大队找到朱岚说明事由,叫朱岚执笔回信。朱岚按照陶勇的意思写了一封回信。当复读回信的最后一句“不克前往,请谅”时,陶勇问:“‘不克’是什么意思?”
朱岚解释说:“‘不克’就是‘不能’的意思。”
陶勇说:“他是工农干部,要写得通俗一点,就写不能前去,不要文绉绉的。”
朱岚敬佩地瞥了陶勇一眼,切实感到自己的疏忽和不足,非常佩服陶勇的细心和实在。
陶勇和朱岚在生活上互相关心体贴,患难与共地度过了20多个春秋。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集团迫害,于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去世(据称陶勇死于“投井自杀”,但是具体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将军的妻子朱岚也被迫害致死);陈毅元帅在北京得知陶勇夫妇去世消息之后曾悲愤地说:“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相信陶勇会自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