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浩

1903年，李思浩回浙江杭州应乡试，中第103名举人，总算不负祖上猎取功名之厚望。

1904年又去河南开封，参加甲辰会试（北京试场已毁于八国联军庚子之役），竟名落孙山（亦有称中进士）。此时已届清政府行新政、废科举、办新学前夕，李思浩通过科举再向上博取功名的路径已断，于是不得不再返北京，出资向清政府捐得主事，分发在北京户部，同时继续在京师大学堂学习。

1906年，李思浩出任度支部编纂考核，开始接触盐务，从此与财政、盐务与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7年，清政府将户部改为度支部。后因盐务繁忙，该部专设盐务筹备处，李思浩为筹备委员之一。

1910年，李思浩任度支部考核司司长兼盐政处处长，1911年任税务司司长。在此期间，李思浩主要负责盐政事宜，曾赴浙江、两广等地调查盐务，提出整顿盐务新法，先后受到度支部尚书载泽、陈尧甫等人的赏识。

民国创立后，官制初定，改度支部为财政部，下设盐务署，署内分设总务、场产、运销三厅。署长张弧，李思浩先任盐税科科长，后任场产厅厅长。盐产不仅关系国计民生，而且盐税为稳定的大宗财政收入，盐政一向受各方关注。

1913年，北京政府向列强接洽善后大借款，以盐税为主要担保之一，从此全国盐政受到列强的控制。

1914年4月，根据北京政府与外国银行团的协定，在财政部之下成立盐务稽核所，总办为英国人丁恩，实际控制了中国盐政的有关重要事宜。盐务署的一切款项收支，事事须经总办核批，处处仰其鼻息。

1915年，袁世凯图谋改行帝制，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盐务署长张弧连续接到多封恐吓信，警告他不得再为袁世凯效力，张因胆小而辞职，盐务署署长遂由李思浩升任，同时仍兼任场产厅厅长。从此，盐余及盐务另款基本为李思浩所掌握，他除将此款的一部分上交财政部外，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报效各时期的当政者。因此，先后担任北京政府总统的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等人，都不断给李思浩捎来便条，“情商”提用款项，李思浩由此成为当政者眼中的红人。袁世凯当政末期，将李思浩名列政事堂，以盐运使资格备用。

1916年3月，袁世凯在讨袁护国战争风起云涌的压力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旋即在6月病死。其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并由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经段的亲信徐树铮的推荐介绍，李思浩出任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得到段祺瑞的欣赏，逐渐成为段所倚重的干将。

1917年4月，财政总长陈锦涛因涉渎职业嫌疑被免职查办，李思浩一度以次长身份代理财政部部务。同年6月，徐恩元因在中国银行总裁任上未处理好各方关系，被迫去职，李思浩又兼任了中国银行总裁。

1919年11月，靳云鹏组织内阁，李思浩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手握财政大权，可谓呼风唤雨，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高峰。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段祺瑞被迫下台，直奉两系共掌北京政权。直系等随即操纵北京政府，下令通缉皖系骨干分子李思浩、徐树铮、段芝贵等10人，被共称为“安福十大祸首”。李思浩消息灵通，先于24日逃入东交民巷，避居于俄华道胜银行的高级职员宿舍。李思浩只担任了不到一年的财政总长，而他为逃避通缉，在东交民巷一住就是3年多，无法自由活动。

1926年4月，冯玉祥的军队在与奉军的作战中失利，退出北京，李思浩遂由奉系备专车送至天津，从此在天津开始了他长期的寓公生涯。

1935年，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更为扩大，华北局势更加紧张，李思浩得到蒋介石的电召去洛阳，被任命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并兼下属之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着其当即北上赴任。蒋介石的意图是利用李思浩与日方的关系，尽可能有所缓冲，以争取时间。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发起挑衅，攻击中国军队，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爆发。此时，日本军方力图留住李思浩，利用他为日本侵华效力，而李思浩则决心脱出樊笼，毅然离开北平，至天津住下后，再搭轮船到上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李思浩被日军拘押到上海，再次成为军统监视的对象。

抗战胜利后，李思浩因与蒋介石、戴笠等人关系较为密切，而且未在伪政权中负过实际责任，所以不曾遇到肃奸的麻烦。此后他因年迈体衰，不再从事社会政治活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后李思浩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

1968年因病在上海去世，终年86岁。